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12月10日，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逝世20周年，他是我岳父施士元先生的挚友。两位寿逾九旬的核物理学家之间的友谊，绵延78年之久。
我手头存有王淦昌老伯给我岳父的13封信。第—封信是王淦昌为从事核弹研制隐姓埋名17年之际，于1965年11月21日悄悄写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最后—封信是1997年3月16日写的，赠我岳父《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距王淦昌逝世只有1年零几个月时间，他还在忙碌不休。
王淦昌与施士元于1920年同时进入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首届，拜读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宗师门下。当时清华物理系一共4名学生：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钟间。1929年毕业后，王淦昌与施士元都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王淦昌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作“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物理学家麦特纳女士;施士元到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两人都是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从王淦昌的信中能够领略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亦可看出王伯的谦虚品德和敬业精神。我们小辈也与王淦昌多有接触，深感他的学者、长者风范。
特别重情谊
王淦昌特别谦虚。为祝贺他八十寿辰，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其中以苏步青先生的贺诗代序，由周培源先生作序，汇集了杨振宁、李政道、钱临照、钱三强、程开甲、周光召等50多位科学家和亲友的文章。
1991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再次表示：“士元我兄惠鉴：你好！手书敬悉。关于你要为我在现代物理知识上写文章，我感到非常惭隗。希望不要再写了。原因如下：你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那本书上已经写得很多很好了，我也为此很感激你。”王淦昌的贡献之大，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但仅从他赠送给我们的为青少年所著《无尽的追问》一书，就可以得知，1969年、1975年和1976年的我国三次地下核试验，都是他在现场直接指挥的。王淦昌不让人称呼他“大科学家”，遇事常说“我不懂”。例如1990年3月16日信中称：“士元我兄：你寄来的大作The Structure of Elearon（《电子结构》，编者注）我又送给了我们研究院的较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请他们看看，他们的答复现再附上，请你审阅。我因不懂，无法参加意见，只能转达，专此。即请研安！”
有一次我和夫人施蕴陵去看望他，他对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的蕴陵说：“你的专业我不懂。”他從来不以担任某种领导职务为荣。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信中写道：“原子能所的职务只挂个空名，并无实际联系。”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又写道：“本拟回京后即写信给你，因为不断的会议，致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只得等开完会（连续约有五个会）后，始能有暇写此信。其实开会我只跑跑龙套，没有起什么作用。看来龙套还得跑。实属无可奈何。”王伯特别重情谊。这更多表现在学术交流方面。
二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南京再见一面。时光又过去十年，1995年3月19日，王淦昌在信中说：“今年4月中旬将去上海。若有机会将来南京看望你。我的次女仍在南京师范大学。我经常和她电话联系。在此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在南京的电话号，因为这样我可以和你电话联系啊。”
次年2月7日，他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久未通音，思念为劳。前得清华校友通信第32期第89页见你与吴健雄先生的合影，很是高兴，特此祝贺，还有你为叶老师企孙的铜像揭幕仪式赠的油画一张，我也看到，非常好，也向你祝贺。我现在仍如以前，非常的忙。但很想来南京看望你，1995年我去了上海，很想来南京看你。惜未成行。下次有机会必来看你。”1997年2月14日的信中介绍了他去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四川成都、绵阳，广东深圳以及上海等地的感受，称“见到各地都兴旺发达，与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实属可喜”，还说“今年也将去杭州、上海一带。若有机会，必来南京拜访我兄。最近友人为我出一本书，伺机当送上不误”。王淦昌的信中还表现了他对两人共同相识的学者和朋友的关心，如多次提到周培源、袁翰青诸位先生以及他们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健康状况。
深厚感情，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令我们尤其感动的是，王伯将对我岳父的情谊转化到对我们小辈身上。
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您的二位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从前听同庆兄谈过，但把名字忘了，真糟。请您再告诉我她们的名字和住址，我去联系，请她来我家玩玩。虽然现在我在外的时间较多，但仍有不少次数回京。”
此后，信中一再牵记、关怀我们。其中，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写道：“刚才与俞邃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他家里都很好。你的女儿蕴陵同志要到8月初才放假。又要去昆明开会。他们都是骨干分子，忙也是应该的，很好的。”1993年2月12日于信中说：“前些时候，看见令嫒蕴陵同志及快婿俞邃同志，非常高兴，特别因为蕴陵身体非常健康，和以前判若二人，堪为庆贺。”由于我是二老之间的实际联系人，王伯在1989年9月13日的信中说：“令婿俞邃同志为人最好，经常有联系，关于你的情况，都是他告我的。我很感谢他。”1986年5月，我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王伯来我家中看望，并赠我派克笔和俄汉词典。他还解除了我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引发的对那次旅程的顾虑。
王淦昌非常关心对后代的培养教育。上面提到的《无尽的追问》—书，是1997年12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讲述他毕生事业的科普著作。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每当我在马路边空地散步，看到—群群小学生、中学生走过，—种责任感就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力多做—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我本人则亲历王伯—件感人至深的事。1998年7月，90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的王淦昌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中学60周年校庆题词，写下苍劲有力的“面向新世纪育才树人”9个大字。当时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感慨地对我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再给我5年时间也好呀！”
王淦昌的高尚品德，与我岳父之间的深厚感情，铭记在我们小辈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据《解放日报》俞邃，文整理
我手头存有王淦昌老伯给我岳父的13封信。第—封信是王淦昌为从事核弹研制隐姓埋名17年之际，于1965年11月21日悄悄写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最后—封信是1997年3月16日写的，赠我岳父《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距王淦昌逝世只有1年零几个月时间，他还在忙碌不休。
王淦昌与施士元于1920年同时进入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首届，拜读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宗师门下。当时清华物理系一共4名学生：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钟间。1929年毕业后，王淦昌与施士元都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王淦昌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作“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物理学家麦特纳女士;施士元到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两人都是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从王淦昌的信中能够领略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亦可看出王伯的谦虚品德和敬业精神。我们小辈也与王淦昌多有接触，深感他的学者、长者风范。
特别重情谊
王淦昌特别谦虚。为祝贺他八十寿辰，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其中以苏步青先生的贺诗代序，由周培源先生作序，汇集了杨振宁、李政道、钱临照、钱三强、程开甲、周光召等50多位科学家和亲友的文章。
1991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再次表示：“士元我兄惠鉴：你好！手书敬悉。关于你要为我在现代物理知识上写文章，我感到非常惭隗。希望不要再写了。原因如下：你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那本书上已经写得很多很好了，我也为此很感激你。”王淦昌的贡献之大，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但仅从他赠送给我们的为青少年所著《无尽的追问》一书，就可以得知，1969年、1975年和1976年的我国三次地下核试验，都是他在现场直接指挥的。王淦昌不让人称呼他“大科学家”，遇事常说“我不懂”。例如1990年3月16日信中称：“士元我兄：你寄来的大作The Structure of Elearon（《电子结构》，编者注）我又送给了我们研究院的较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请他们看看，他们的答复现再附上，请你审阅。我因不懂，无法参加意见，只能转达，专此。即请研安！”
有一次我和夫人施蕴陵去看望他，他对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的蕴陵说：“你的专业我不懂。”他從来不以担任某种领导职务为荣。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信中写道：“原子能所的职务只挂个空名，并无实际联系。”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又写道：“本拟回京后即写信给你，因为不断的会议，致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只得等开完会（连续约有五个会）后，始能有暇写此信。其实开会我只跑跑龙套，没有起什么作用。看来龙套还得跑。实属无可奈何。”王伯特别重情谊。这更多表现在学术交流方面。
二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南京再见一面。时光又过去十年，1995年3月19日，王淦昌在信中说：“今年4月中旬将去上海。若有机会将来南京看望你。我的次女仍在南京师范大学。我经常和她电话联系。在此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在南京的电话号，因为这样我可以和你电话联系啊。”
次年2月7日，他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久未通音，思念为劳。前得清华校友通信第32期第89页见你与吴健雄先生的合影，很是高兴，特此祝贺，还有你为叶老师企孙的铜像揭幕仪式赠的油画一张，我也看到，非常好，也向你祝贺。我现在仍如以前，非常的忙。但很想来南京看望你，1995年我去了上海，很想来南京看你。惜未成行。下次有机会必来看你。”1997年2月14日的信中介绍了他去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四川成都、绵阳，广东深圳以及上海等地的感受，称“见到各地都兴旺发达，与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实属可喜”，还说“今年也将去杭州、上海一带。若有机会，必来南京拜访我兄。最近友人为我出一本书，伺机当送上不误”。王淦昌的信中还表现了他对两人共同相识的学者和朋友的关心，如多次提到周培源、袁翰青诸位先生以及他们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健康状况。
深厚感情，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令我们尤其感动的是，王伯将对我岳父的情谊转化到对我们小辈身上。
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您的二位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从前听同庆兄谈过，但把名字忘了，真糟。请您再告诉我她们的名字和住址，我去联系，请她来我家玩玩。虽然现在我在外的时间较多，但仍有不少次数回京。”
此后，信中一再牵记、关怀我们。其中，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写道：“刚才与俞邃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他家里都很好。你的女儿蕴陵同志要到8月初才放假。又要去昆明开会。他们都是骨干分子，忙也是应该的，很好的。”1993年2月12日于信中说：“前些时候，看见令嫒蕴陵同志及快婿俞邃同志，非常高兴，特别因为蕴陵身体非常健康，和以前判若二人，堪为庆贺。”由于我是二老之间的实际联系人，王伯在1989年9月13日的信中说：“令婿俞邃同志为人最好，经常有联系，关于你的情况，都是他告我的。我很感谢他。”1986年5月，我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王伯来我家中看望，并赠我派克笔和俄汉词典。他还解除了我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引发的对那次旅程的顾虑。
王淦昌非常关心对后代的培养教育。上面提到的《无尽的追问》—书，是1997年12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讲述他毕生事业的科普著作。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每当我在马路边空地散步，看到—群群小学生、中学生走过，—种责任感就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力多做—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我本人则亲历王伯—件感人至深的事。1998年7月，90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的王淦昌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中学60周年校庆题词，写下苍劲有力的“面向新世纪育才树人”9个大字。当时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感慨地对我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再给我5年时间也好呀！”
王淦昌的高尚品德，与我岳父之间的深厚感情，铭记在我们小辈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据《解放日报》俞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