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愈贬潮州、苏轼贬惠州，看似放逐“蛮荒之地”，而他们传播中原文明，造福一方，留下多少佳话！这对贬官与当地而言，实在是一种“双赢”——这就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因倡儒反佛遭贬
最早知道韩愈，是那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后又接触过他的《杂说》《原道》《柳子厚墓志铭》《送孟冬野序》等散文名篇。而读过并记得的诗歌，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贬潮州之诗，写于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人生七十古来稀”，韩愈时年52岁，这对一千多年前的唐人而言，已属高龄了。诗中所说的“残年”，其实不过五年而已。五年后，韩愈抱病而终。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却突遭横祸，离开京城长安（今西安市），贬至八千里外的蛮荒之地。韩愈情绪之低落沮丧，内心之悲观痛苦可想而知，以致做好了死于流放之地的打算。他取道商洛，行至蓝关，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一直陪送叔祖抵达潮州。
韩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留下了一段传奇与辉煌。
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于文学家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其文字、作品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而韩愈不仅是卓越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集于一身的人物。“贬潮”的风波与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成全”了他这多重身份。
韩愈遭唐宪宗贬逐，起因于一封早朝时进呈的奏章《论佛骨表》。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隋唐大盛。唐代君主大多信奉佛道，唐宪宗也不例外。凤翔府扶风县的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唐宪宗遣使率僧众将佛祖指骨迎入京城大内，留皇宫三天，然后送往长安各佛寺供养。这一隆重的礼佛活动，在京城长安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佛高潮。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唐宪宗除信佛外，还喜好神仙方术之说，如此“兴师动众”，实有借礼佛祈求长寿之意。朝中谏官、内外大臣心知肚明，皆视而不见，唯有韩愈犯颜直谏。《论佛骨表》一出，韩愈遭到了人生最为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声誉倍增、众人敬仰。
韩愈历来倡儒反佛，唐宪宗并未因此而为难他。汉唐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就在于胸襟博大，兼收并蓄。王朝的衰落，常与狭隘排斥相关联。如果仅仅是出于维护、拯救儒家的目的而排佛、斥佛，唐宪宗也许不会对他“大动干戈”，要命的是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带着一股意气用事的浓厚情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韩愈在疏章开头，便以轻蔑的口吻为佛教定位。然后论述佛法末流进入中国之后，总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以此讥讽唐宪宗崇佛不仅难以长寿，“乃更得祸”，将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还将佛祖指骨视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之所以情绪激烈，言辞辛辣，甚至不顾君臣之礼，实与不久前的一桩磨碑事件有关。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亲率大军赴淮西平叛，韩愈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随军前往。淮西战事已三年有余，朝廷官兵时胜时败，局势不明。韩愈对此次出师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裴度仅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便“赌”赢了这场战争，一举平定叛乱，凯旋而归。韩愈在这场险恶莫测的战事中，赴汴州劝说怀有异志的都统韩弘，辅佐裴度参谋军机、献计献策，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而升迁刑部侍郎。淮西平定，天下安宁，“群臣请刻石纪功”。韩愈既是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公认的古文大家，撰写碑文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他精心构思，字斟句酌，七十多天后《平淮西碑》终于完成，刻石立于蔡州紫极宫。没想到平淮功臣李愬妻子（唐安公主之女）向唐宪宗投诉碑文不实；接着又发生了李愬部下石孝忠推碑倾移、杀死官吏之事。面对骄横的武将，唐宪宗一番权衡，不仅赦免了石孝忠，还下诏磨去韩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淮西碑》。
刻石勒碑，本是极荣耀的事情，结果变成一段难以洗刷的耻辱。愤怒、痛苦与郁闷，在韩愈心头压抑了半年之久，当他提笔劝谏唐宪宗时，尽管一再克制，情绪仍不免流露在字里行间。
盛气之下的释放固然快意，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记：“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宰相裴度、崔群从中劝解。宪宗怒不可遏：“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要对韩愈施以杀头极刑。但毕竟韩愈乃重臣，又是一代文宗，不少皇亲国戚站出来为他说话，认为处罚過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即刻上路，不容停留。
侄孙韩湘赶至蓝关相送，韩愈内心悲观，但仍充满一股豪迈之气，觉得上疏斥佛，是为皇上“除弊事”。继续前行，出武关，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眼中的楚国风物，与秦中渐异。越往前行，道路越是艰辛。经过七八天路途跋涉，韩愈写下的诗句，开始透出一种反思：“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路傍堠》）“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食曲河驿》）直到此时，韩愈才意识到自己出言孟浪、行为太过，若非大臣国戚施以援手，早已身首异处。如果讲究策略艺术，即使不能打动宪宗，自己及家属亲眷也断不会落得今日下场……
韩愈免死贬潮，仍属朝廷命官，依照唐律，家人不必随往。但就在韩愈仓促离京不久，他的一子四女以及由他抚养的三位兄长的子女、侄儿的子女等数十人，加上仆从，约百人之众，在有司的催促下，逼令全部迁离长安。这也许是政敌寻机报复，也许是有司落井下石。已经上路的韩愈无法照顾家眷，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一家老幼，受尽折磨。十二岁的女儿正值病中，得不到治疗与照顾，死于商南层峰驿，韩愈抵潮后方得知。因路程太远，家眷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便安顿下来，没有随他迁往潮州。 三入岭南，解民之苦
生于长安的中原人韩愈，一生却与岭南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韩愈三岁，父亲逝世，由长兄韩会、嫂子郑氏抚养。十岁那年，任起居舍人的韩会受宰相元载贪贿被杀案牵连，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嫂一同南迁。少年韩愈一进岭南，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路途的遥迢与艰辛，对韶州迥异于中原的风土人情，定然有着深刻体会。且少年时期的经历铭刻在心，会影响一辈子。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11月30日，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现状，矛头指向唐德宗及朝廷百官。12月9日，韩愈被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
韩愈二进岭南，以县令身份在阳山呆了约一年半时间，直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间离开，前往郴州待命。
阳山天远地偏、虎豹成群、疠疫横行、土地贫瘠。刚到那里，韩愈适应不了当地忽冷忽热、寒暑倒置的气候，听不懂土人鸟鸣般的语言，无法理解遗留下来的蛮风异俗……好在韩愈以儒家的入世精神调整心态，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展行之有效的治理工作：办理县政公务，建立规章制度；整顿教育，宣传礼德，教化民众；教民耕织，开荒种树，增加收入，依制“出租赋，奉期约”……经过一番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阳山成为一个文明礼义之县。韩愈离开后，当地百姓为他建祠纪念，他在阳山的政绩不仅在当时受到肯定，后世也大加颂扬。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再遭贬逐，三进岭南。经过近一百天水陆跋涉，元和十四年（819年）4月25日（一说3月25日），韩愈抵达潮州。
韩愈离开长安一路行来，情绪十分低落。可一到潮州，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贬官成了至尊，加之他名扬四海的道德文章，百姓仰慕如神。韩愈唯有抱病强打精神，忠于职守，以不辜负当地臣民的期望。韩愈下车伊始，便“与官吏百姓等相见”“面问百姓疾苦”，然后参照治理阳山的经验，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解民之苦的实事。
首先是驱除鳄鱼，为民除害。韩愈了解到当地民众的最大疾苦，便是郡西湫水之中长达数丈的鳄鱼肆虐，“食民畜产”，致使百姓贫困。为驱除鳄鱼，“敬鬼神而远之”的韩愈不得不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淫祀传统，写了一篇《鳄鱼文》，加以诅咒，劝其离开。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就在祭祀的当天晚上，“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鳄鱼文》一宣读，鳄鱼就迁徙离去，似乎充满了玄幻色彩，但只要稍加“深究”便可发现，传奇与玄幻的背后，实乃人为——韩愈派人修筑“北门之堤”，将民众居住的地方与鳄鱼出没的水潭隔开；挑选受过训练的吏民，手持强弓毒箭，对鳄鱼加以射杀、驱赶。当地百姓看重的是驱鳄效果，而过程便有意无意地给神化了。
关注农桑，祭神止雨。就在韩愈刺潮这年，盛夏大雨不止，秋天阴雨绵绵，严重影响当地农耕生产与收获。韩愈一边重视水利建设，督率民工修筑堤坝、开凿水渠，一边祭神禳灾、乞晴止雨。
广施善政，释放奴隶。唐律明确规定，不准没良为奴。而“山高皇帝远”的潮州，法制颇不健全，贩卖人口现象十分严重。韩愈发现这一陋习后，通过计庸抵债的办法，释放奴隶，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此后，他又上疏朝廷，提出“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
兴办学校，培育人才。韩愈曾在国子监任教，为宣传、拯救儒学，一直将兴学育才作为施治教化的根本。韩愈认为，治理国家“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德礼”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而推行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也”。治潮不久，他就发现潮州从州学、县学到乡校“学废日久”，读书识字的人极少，于是下决心兴办学校，传播中原文化。韩愈以刺史身份向所属各县下发公文，要求各地除整治县学外，还要大力办好乡校。他大胆选用人才，聘请当地进士赵德主持州学；带头捐出薪俸百千，用于办学；他还亲自到一些学校授课，“以正音为潮人诲”，教当地百姓学习国音，这一做法与今日的推广普通话多少有些相似，潮语也因此而变得古雅起来……
与佛门人士交友
寄身潮州，忙于公务，韩愈似乎过得十分充实。但家眷暂寄韶州，自己体弱多病，身边连一个照顾的亲人都没有；仓促离京，来不及与友人告别，尽管可以书信往来，可毕竟山高水远，无法诗酒唱和，难以畅叙尽欢；关键是前途迷惘，不知何日得以解脱……
为了排遣，韩愈与土著来往，与学人交友。而文化的差异，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等，一下子也难以达到融融泄泄的境界。听说当地有位名宝通、号大颠的高僧，年且九十，曾创建灵山禅院，门人千余，出入有猛虎相随，颇具传奇色彩，不禁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韩愈因论佛、排佛、反佛而获罪，以前的他对佛教不是直斥，就是讥讽。此次遭贬，经过一番反思，韩愈觉得，佛教自西传至东土，受到举国若狂的尊崇与信奉，其中必有无比精妙之处。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名反佛人士，韩愈是否读过佛书，懂得佛理，对佛教有过一番深入研究呢？就现有资料而言，尚难确证。但就他留下的所有诗文来看，其反佛毁佛，很大程度只是出于士大夫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意识而采取的一种本能排斥。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在《进学解》中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可见并未读过多少佛教典籍。他的詩文中没有或者说极少佛教词汇、典故，最著名的反佛文章《论佛骨表》《原道》，也没有留下读过佛书的“信息”。
韩愈将大颠召至衙署，留谈十余日。结果发现，大颠于放浪形骸之外，却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殊为难得，随后两人开始了较为密切的来往。
韩愈因反佛而获罪，却在贬逐之地与佛教人士过从甚密，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交往不仅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也为后人留下了谈资与研究的空间。
韩愈结交大颠，并非投机取巧，做出亲近佛教的姿态，以获取唐宪宗的宽宥赦免。两人十多天的交谈，韩愈自然会从大颠处认识不少深奥的佛理，对佛教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但他并未因此而改变崇儒、复儒的立场。大颠的佛学造诣十分深厚，是曹溪新禅宗的四传弟子，著有《金刚经释义》等，岭东禅风由他而开启，福建漳州三平山义中禅师是他的高足。眼前的大颠和尚，显然与韩愈在《论佛骨表》中贬斥过的“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的“夷狄之法”有别。受其影响，韩愈定会开拓识见，但他所做的，是引释归儒，以弘扬儒道。所谓大道相通，韩愈极力反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当时佛教形而下的方面——僧侣众多，不事稼穑，不劳而获。但自贬逐潮州与大颠交往之后，韩愈的反佛锋芒与前相比有所减弱；所作诗歌，多少也有一些佛学思想的渗透。 韩愈一生，有善交朋友的习惯。他结交的僧人，就其诗文赠序等资料而言，包括大颠在内，就有十五位。他与大颠的交往，重在友情：留宿交谈十余日，后又登门造访，离开潮州时留衣相赠。当然，两人惺惺相惜，也有思想的沟通、交流与影响。因排佛获罪，却与佛门人士交友，只有“公敌”而无“私敌”，由此可见韩愈胸襟之坦荡豁达。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4月25日抵潮，7月遇大赦，10月底离开潮州调任袁州刺史。也就是说，他呆在潮州的时间不过半年。哪怕以另一说3月25日计算，也只有7个多月，真如匆匆过客。可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韩愈在潮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潮州人眼里，韩愈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对当地的影响最为深远，地位也最高，成为潮州地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有韩愈过化，就连当地原名恶溪的大江，也更名为“韩江”；城东的文笔山，因韩愈当年登临游览，改名为“韩山”；一种当地生长的橡木树，也改称“韩木”——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言：“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留在潮州的遗迹，主要有他手书王维的白鹦鹉賦碑、鸢飞鱼跃碑、灵山寺留衣亭、祭鳄旧址、马嘶岩、叩齿庵等。纪念韩愈的文物胜迹，最负盛名的当数位于城东韩山西麓的韩文公祠。其他的还有昌黎旧治坊、景韩亭、昌黎路、韩山书院等。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物质性遗存或纪念，而内在的影响，一种精神的贯注，则如汹涌的潜流，在潮州澎湃了一千多年，深刻地影响、改变着这块土地的文明与气质。
就潮州的地方史志记载，历代来潮的名公巨卿甚多。而韩愈生前的最高职位，不过刑部侍郎而已，死后朝廷才赠了他一个礼部尚书；论时间，韩愈可谓来去匆匆；论作为，他也没有干出多么了不得的惊天壮举，治潮史上政绩比他大得多的官员多矣。然而，潮州百姓就认准了韩愈，只买他一人的“账”。在潮州，不仅农工崇韩，士人尊韩，就连商人也对他供奉祭祀。
为何出现这种情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韩愈因排佛被贬，百姓不论是非，看重的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韩愈反佛，其实成效甚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至四年后韩愈出任京兆尹时，就连那些桀骜不驯的士兵也惧他几分，私下议论说：“他就是那位想烧毁佛骨的人，怎么敢惹他呢？”
官职是世俗的暂时的，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是道德文章。韩愈不仅是古文大师，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苏东坡对他评价甚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道德文章兼具，无怪乎人们奉若神明。
韩愈治理潮州，应该说提纲挈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关注农桑、驱除鳄鱼、释放奴隶，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实际问题；而重文兴教，则为潮州的未来开拓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于韩愈倡导，北宋时期，潮州便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韩愈推动了潮州的文教事业，对其文章在潮州的传播，更是不遗余力。韩愈死后，其门人、女婿李汉编纂了一部《昌黎先生集》，传至今日。在此之前，韩愈就有一部《昌黎文录》的选集问世，编纂者赵德，便是韩愈兴学时大胆重用的当地才俊。韩愈文章在潮州长期而广泛的传诵，使得大量书面词汇进入潮州方言，丰富了当地的日常生活用语。
中国古代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笔者在游览韩文公祠，漫步潮州的大街小巷时，脑海里思索着的，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古代官员或因罪或蒙冤被贬，往往逐至荒凉闭塞的偏远边地。贬官与流放多少有些相似，都因罪得咎放逐，但贬官仍属朝廷官员，虽遭贬谪，仍在贬地担任重要职务；而流放者的身份就十分复杂了，有戴罪立功的在编官员，有流刑处罚的免职官员，也有刑罚在身的普通犯人。贬逐流放之地多属蛮荒之乡，经济、文化落后，贬官、流放者大多来自文明发达之地，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及素养，身份特殊，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往往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岭南为百越之地，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阻隔了岭南与外地的密切联系，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发达，被称为“蛮夷之地”，贬官也多逐于此。就贬官、流放者本人而言，固然是一种挫折与打击，但对当地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岭南的开发与开放，贬官及流放者功莫大焉。就我们所熟知的文豪流放岭南——韩愈贬潮州，苏轼贬惠州、海南，柳宗元贬柳州等，他们传播中原文明，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可谓造福一方，惠及后人。
韩愈一生四次遭贬，两次贬在京城，两次贬逐广东。而贬官广东阳山、潮州，带给韩愈的除了凄风苦雨、颠沛流离，其实也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心灵与境界的提升。他在对往昔的提纯、生活的酿造与当下的超越中，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他在阳山及移居郴州候命期间，写下了哲学名篇“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与《原鬼》。贬潮期间，他的诗文由险趋易、由愤转哀，变得更加平淡自然、哀婉深广，除《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外，还创作了《潮州刺史谢上表》《鳄鱼文》《潮州祭神文五首》《潮州请置乡校牒》《操琴十首》《别赵子》等大量优秀诗文，其中《鳄鱼文》收入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
由此可见，古代的贬官文化，撇开表层的附着之物，于贬官者及当地而言，实在是一种“双赢”现象。
当然，具体到某一当事人，这种“双赢”，会体现出不同的差别。比如同是贬逐广东的韩愈与苏轼，两人的区别便十分明显。
与韩愈以道统、文统而为天下景仰不同，苏轼更多的是凭借人格力量与艺术成就而广为人知。韩愈贬潮，忧愁凄苦无不流于笔端；苏轼却是优游人生，随遇而安。他在贬所惠州有诗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贬惠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韩愈对贬潮远逐强烈不满，希望早日重返京城，效命朝廷。不同的态度，其实是哲学思想、人生观念的体现。韩愈以儒之仁施教于民，自己也是勤勉执著、昂扬向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而苏轼道法自然，兼容佛儒，乐观豪迈，超脱潇洒，每到一地，便与当地民众、山水融为一体。韩愈家眷暂寄韶州，在潮期间，可谓孤苦伶仃；而苏轼却有红颜知己王朝云相伴，缱绻的爱情生活，滋润着他在惠州的日子。
这种区别，恐怕与他们的身份也有一定联系。韩愈贬潮是当地主要官员，潮州刺史相当于今日的潮州市长或市委书记，肩头责任重大，不可玩忽职守；而苏轼贬惠，诏令改了又改，一贬再贬，“再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做一名不管公事的闲官，苏轼也乐得自在，诗酒唱和，便成为他寄寓惠州的主要生活内容。韩愈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具有典型的圣贤人格；苏轼则融儒学、老庄、禅宗于一体，追求建功立业，却又旷达超脱、独善其身，体现出一种逍遥自在的独立人格。苏轼的政绩，虽不如韩愈突出，但他在惠州的两年零七个多月时间里，也以民为本、为民请命，做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善举，比如建惠州营房，关心农事，解决农民的纳粮难题，为百姓蓄药治病，筑西湖苏堤，建东、西新桥，推广秧马（种植水稻时用于插秧、拔秧的工具）及水碓（利用水力舂米的器械）等。苏轼贬惠之后，创作颇丰，诗文内容、风格也有所变化：由书剑报国到娱情山水，由逐客悲歌的凄婉到以谪为游的旷达，由现实感悟到逍遥任性、“无思之思”……
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他们都超越了自我，增添了潮州、惠州的文化内涵。在此，贬与升，似应加以辩证看待才是。没有“贬”，哪来韩愈的泽被潮州？没有“贬”，韩愈的圣贤人格何以升华，道德文章何以超越？没有“贬”，何来韩愈被冠以“吾潮导师”，为潮人所供奉？
韩愈贬官潮州七个多月（或半年）的功绩与影响，竟使得他成为当地百姓禳灾祈福、有求必应的保护神，历经千年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道奇异而亮丽的景观。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因倡儒反佛遭贬
最早知道韩愈，是那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后又接触过他的《杂说》《原道》《柳子厚墓志铭》《送孟冬野序》等散文名篇。而读过并记得的诗歌，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贬潮州之诗，写于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人生七十古来稀”，韩愈时年52岁，这对一千多年前的唐人而言，已属高龄了。诗中所说的“残年”，其实不过五年而已。五年后，韩愈抱病而终。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却突遭横祸，离开京城长安（今西安市），贬至八千里外的蛮荒之地。韩愈情绪之低落沮丧，内心之悲观痛苦可想而知，以致做好了死于流放之地的打算。他取道商洛，行至蓝关，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一直陪送叔祖抵达潮州。
韩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留下了一段传奇与辉煌。
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于文学家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其文字、作品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而韩愈不仅是卓越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集于一身的人物。“贬潮”的风波与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成全”了他这多重身份。
韩愈遭唐宪宗贬逐，起因于一封早朝时进呈的奏章《论佛骨表》。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隋唐大盛。唐代君主大多信奉佛道，唐宪宗也不例外。凤翔府扶风县的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唐宪宗遣使率僧众将佛祖指骨迎入京城大内，留皇宫三天，然后送往长安各佛寺供养。这一隆重的礼佛活动，在京城长安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佛高潮。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唐宪宗除信佛外，还喜好神仙方术之说，如此“兴师动众”，实有借礼佛祈求长寿之意。朝中谏官、内外大臣心知肚明，皆视而不见，唯有韩愈犯颜直谏。《论佛骨表》一出，韩愈遭到了人生最为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声誉倍增、众人敬仰。
韩愈历来倡儒反佛，唐宪宗并未因此而为难他。汉唐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就在于胸襟博大，兼收并蓄。王朝的衰落，常与狭隘排斥相关联。如果仅仅是出于维护、拯救儒家的目的而排佛、斥佛，唐宪宗也许不会对他“大动干戈”，要命的是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带着一股意气用事的浓厚情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韩愈在疏章开头，便以轻蔑的口吻为佛教定位。然后论述佛法末流进入中国之后，总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以此讥讽唐宪宗崇佛不仅难以长寿，“乃更得祸”，将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还将佛祖指骨视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之所以情绪激烈，言辞辛辣，甚至不顾君臣之礼，实与不久前的一桩磨碑事件有关。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亲率大军赴淮西平叛，韩愈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随军前往。淮西战事已三年有余，朝廷官兵时胜时败，局势不明。韩愈对此次出师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裴度仅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便“赌”赢了这场战争，一举平定叛乱，凯旋而归。韩愈在这场险恶莫测的战事中，赴汴州劝说怀有异志的都统韩弘，辅佐裴度参谋军机、献计献策，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而升迁刑部侍郎。淮西平定，天下安宁，“群臣请刻石纪功”。韩愈既是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公认的古文大家，撰写碑文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他精心构思，字斟句酌，七十多天后《平淮西碑》终于完成，刻石立于蔡州紫极宫。没想到平淮功臣李愬妻子（唐安公主之女）向唐宪宗投诉碑文不实；接着又发生了李愬部下石孝忠推碑倾移、杀死官吏之事。面对骄横的武将，唐宪宗一番权衡，不仅赦免了石孝忠，还下诏磨去韩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淮西碑》。
刻石勒碑，本是极荣耀的事情，结果变成一段难以洗刷的耻辱。愤怒、痛苦与郁闷，在韩愈心头压抑了半年之久，当他提笔劝谏唐宪宗时，尽管一再克制，情绪仍不免流露在字里行间。
盛气之下的释放固然快意，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记：“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宰相裴度、崔群从中劝解。宪宗怒不可遏：“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要对韩愈施以杀头极刑。但毕竟韩愈乃重臣，又是一代文宗，不少皇亲国戚站出来为他说话，认为处罚過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即刻上路，不容停留。
侄孙韩湘赶至蓝关相送，韩愈内心悲观，但仍充满一股豪迈之气，觉得上疏斥佛，是为皇上“除弊事”。继续前行，出武关，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眼中的楚国风物，与秦中渐异。越往前行，道路越是艰辛。经过七八天路途跋涉，韩愈写下的诗句，开始透出一种反思：“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路傍堠》）“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食曲河驿》）直到此时，韩愈才意识到自己出言孟浪、行为太过，若非大臣国戚施以援手，早已身首异处。如果讲究策略艺术，即使不能打动宪宗，自己及家属亲眷也断不会落得今日下场……
韩愈免死贬潮，仍属朝廷命官，依照唐律，家人不必随往。但就在韩愈仓促离京不久，他的一子四女以及由他抚养的三位兄长的子女、侄儿的子女等数十人，加上仆从，约百人之众，在有司的催促下，逼令全部迁离长安。这也许是政敌寻机报复，也许是有司落井下石。已经上路的韩愈无法照顾家眷，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一家老幼，受尽折磨。十二岁的女儿正值病中，得不到治疗与照顾，死于商南层峰驿，韩愈抵潮后方得知。因路程太远，家眷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便安顿下来，没有随他迁往潮州。 三入岭南，解民之苦
生于长安的中原人韩愈，一生却与岭南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韩愈三岁，父亲逝世，由长兄韩会、嫂子郑氏抚养。十岁那年，任起居舍人的韩会受宰相元载贪贿被杀案牵连，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嫂一同南迁。少年韩愈一进岭南，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路途的遥迢与艰辛，对韶州迥异于中原的风土人情，定然有着深刻体会。且少年时期的经历铭刻在心，会影响一辈子。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11月30日，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现状，矛头指向唐德宗及朝廷百官。12月9日，韩愈被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
韩愈二进岭南，以县令身份在阳山呆了约一年半时间，直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间离开，前往郴州待命。
阳山天远地偏、虎豹成群、疠疫横行、土地贫瘠。刚到那里，韩愈适应不了当地忽冷忽热、寒暑倒置的气候，听不懂土人鸟鸣般的语言，无法理解遗留下来的蛮风异俗……好在韩愈以儒家的入世精神调整心态，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展行之有效的治理工作：办理县政公务，建立规章制度；整顿教育，宣传礼德，教化民众；教民耕织，开荒种树，增加收入，依制“出租赋，奉期约”……经过一番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阳山成为一个文明礼义之县。韩愈离开后，当地百姓为他建祠纪念，他在阳山的政绩不仅在当时受到肯定，后世也大加颂扬。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再遭贬逐，三进岭南。经过近一百天水陆跋涉，元和十四年（819年）4月25日（一说3月25日），韩愈抵达潮州。
韩愈离开长安一路行来，情绪十分低落。可一到潮州，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贬官成了至尊，加之他名扬四海的道德文章，百姓仰慕如神。韩愈唯有抱病强打精神，忠于职守，以不辜负当地臣民的期望。韩愈下车伊始，便“与官吏百姓等相见”“面问百姓疾苦”，然后参照治理阳山的经验，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解民之苦的实事。
首先是驱除鳄鱼，为民除害。韩愈了解到当地民众的最大疾苦，便是郡西湫水之中长达数丈的鳄鱼肆虐，“食民畜产”，致使百姓贫困。为驱除鳄鱼，“敬鬼神而远之”的韩愈不得不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淫祀传统，写了一篇《鳄鱼文》，加以诅咒，劝其离开。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就在祭祀的当天晚上，“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鳄鱼文》一宣读，鳄鱼就迁徙离去，似乎充满了玄幻色彩，但只要稍加“深究”便可发现，传奇与玄幻的背后，实乃人为——韩愈派人修筑“北门之堤”，将民众居住的地方与鳄鱼出没的水潭隔开；挑选受过训练的吏民，手持强弓毒箭，对鳄鱼加以射杀、驱赶。当地百姓看重的是驱鳄效果，而过程便有意无意地给神化了。
关注农桑，祭神止雨。就在韩愈刺潮这年，盛夏大雨不止，秋天阴雨绵绵，严重影响当地农耕生产与收获。韩愈一边重视水利建设，督率民工修筑堤坝、开凿水渠，一边祭神禳灾、乞晴止雨。
广施善政，释放奴隶。唐律明确规定，不准没良为奴。而“山高皇帝远”的潮州，法制颇不健全，贩卖人口现象十分严重。韩愈发现这一陋习后，通过计庸抵债的办法，释放奴隶，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此后，他又上疏朝廷，提出“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
兴办学校，培育人才。韩愈曾在国子监任教，为宣传、拯救儒学，一直将兴学育才作为施治教化的根本。韩愈认为，治理国家“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德礼”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而推行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也”。治潮不久，他就发现潮州从州学、县学到乡校“学废日久”，读书识字的人极少，于是下决心兴办学校，传播中原文化。韩愈以刺史身份向所属各县下发公文，要求各地除整治县学外，还要大力办好乡校。他大胆选用人才，聘请当地进士赵德主持州学；带头捐出薪俸百千，用于办学；他还亲自到一些学校授课，“以正音为潮人诲”，教当地百姓学习国音，这一做法与今日的推广普通话多少有些相似，潮语也因此而变得古雅起来……
与佛门人士交友
寄身潮州，忙于公务，韩愈似乎过得十分充实。但家眷暂寄韶州，自己体弱多病，身边连一个照顾的亲人都没有；仓促离京，来不及与友人告别，尽管可以书信往来，可毕竟山高水远，无法诗酒唱和，难以畅叙尽欢；关键是前途迷惘，不知何日得以解脱……
为了排遣，韩愈与土著来往，与学人交友。而文化的差异，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等，一下子也难以达到融融泄泄的境界。听说当地有位名宝通、号大颠的高僧，年且九十，曾创建灵山禅院，门人千余，出入有猛虎相随，颇具传奇色彩，不禁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韩愈因论佛、排佛、反佛而获罪，以前的他对佛教不是直斥，就是讥讽。此次遭贬，经过一番反思，韩愈觉得，佛教自西传至东土，受到举国若狂的尊崇与信奉，其中必有无比精妙之处。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名反佛人士，韩愈是否读过佛书，懂得佛理，对佛教有过一番深入研究呢？就现有资料而言，尚难确证。但就他留下的所有诗文来看，其反佛毁佛，很大程度只是出于士大夫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意识而采取的一种本能排斥。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在《进学解》中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可见并未读过多少佛教典籍。他的詩文中没有或者说极少佛教词汇、典故，最著名的反佛文章《论佛骨表》《原道》，也没有留下读过佛书的“信息”。
韩愈将大颠召至衙署，留谈十余日。结果发现，大颠于放浪形骸之外，却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殊为难得，随后两人开始了较为密切的来往。
韩愈因反佛而获罪，却在贬逐之地与佛教人士过从甚密，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交往不仅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也为后人留下了谈资与研究的空间。
韩愈结交大颠，并非投机取巧，做出亲近佛教的姿态，以获取唐宪宗的宽宥赦免。两人十多天的交谈，韩愈自然会从大颠处认识不少深奥的佛理，对佛教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但他并未因此而改变崇儒、复儒的立场。大颠的佛学造诣十分深厚，是曹溪新禅宗的四传弟子，著有《金刚经释义》等，岭东禅风由他而开启，福建漳州三平山义中禅师是他的高足。眼前的大颠和尚，显然与韩愈在《论佛骨表》中贬斥过的“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的“夷狄之法”有别。受其影响，韩愈定会开拓识见，但他所做的，是引释归儒，以弘扬儒道。所谓大道相通，韩愈极力反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当时佛教形而下的方面——僧侣众多，不事稼穑，不劳而获。但自贬逐潮州与大颠交往之后，韩愈的反佛锋芒与前相比有所减弱；所作诗歌，多少也有一些佛学思想的渗透。 韩愈一生，有善交朋友的习惯。他结交的僧人，就其诗文赠序等资料而言，包括大颠在内，就有十五位。他与大颠的交往，重在友情：留宿交谈十余日，后又登门造访，离开潮州时留衣相赠。当然，两人惺惺相惜，也有思想的沟通、交流与影响。因排佛获罪，却与佛门人士交友，只有“公敌”而无“私敌”，由此可见韩愈胸襟之坦荡豁达。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4月25日抵潮，7月遇大赦，10月底离开潮州调任袁州刺史。也就是说，他呆在潮州的时间不过半年。哪怕以另一说3月25日计算，也只有7个多月，真如匆匆过客。可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韩愈在潮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潮州人眼里，韩愈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对当地的影响最为深远，地位也最高，成为潮州地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有韩愈过化，就连当地原名恶溪的大江，也更名为“韩江”；城东的文笔山，因韩愈当年登临游览，改名为“韩山”；一种当地生长的橡木树，也改称“韩木”——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言：“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留在潮州的遗迹，主要有他手书王维的白鹦鹉賦碑、鸢飞鱼跃碑、灵山寺留衣亭、祭鳄旧址、马嘶岩、叩齿庵等。纪念韩愈的文物胜迹，最负盛名的当数位于城东韩山西麓的韩文公祠。其他的还有昌黎旧治坊、景韩亭、昌黎路、韩山书院等。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物质性遗存或纪念，而内在的影响，一种精神的贯注，则如汹涌的潜流，在潮州澎湃了一千多年，深刻地影响、改变着这块土地的文明与气质。
就潮州的地方史志记载，历代来潮的名公巨卿甚多。而韩愈生前的最高职位，不过刑部侍郎而已，死后朝廷才赠了他一个礼部尚书；论时间，韩愈可谓来去匆匆；论作为，他也没有干出多么了不得的惊天壮举，治潮史上政绩比他大得多的官员多矣。然而，潮州百姓就认准了韩愈，只买他一人的“账”。在潮州，不仅农工崇韩，士人尊韩，就连商人也对他供奉祭祀。
为何出现这种情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韩愈因排佛被贬，百姓不论是非，看重的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韩愈反佛，其实成效甚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至四年后韩愈出任京兆尹时，就连那些桀骜不驯的士兵也惧他几分，私下议论说：“他就是那位想烧毁佛骨的人，怎么敢惹他呢？”
官职是世俗的暂时的，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是道德文章。韩愈不仅是古文大师，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苏东坡对他评价甚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道德文章兼具，无怪乎人们奉若神明。
韩愈治理潮州，应该说提纲挈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关注农桑、驱除鳄鱼、释放奴隶，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实际问题；而重文兴教，则为潮州的未来开拓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于韩愈倡导，北宋时期，潮州便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韩愈推动了潮州的文教事业，对其文章在潮州的传播，更是不遗余力。韩愈死后，其门人、女婿李汉编纂了一部《昌黎先生集》，传至今日。在此之前，韩愈就有一部《昌黎文录》的选集问世，编纂者赵德，便是韩愈兴学时大胆重用的当地才俊。韩愈文章在潮州长期而广泛的传诵，使得大量书面词汇进入潮州方言，丰富了当地的日常生活用语。
中国古代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笔者在游览韩文公祠，漫步潮州的大街小巷时，脑海里思索着的，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古代官员或因罪或蒙冤被贬，往往逐至荒凉闭塞的偏远边地。贬官与流放多少有些相似，都因罪得咎放逐，但贬官仍属朝廷官员，虽遭贬谪，仍在贬地担任重要职务；而流放者的身份就十分复杂了，有戴罪立功的在编官员，有流刑处罚的免职官员，也有刑罚在身的普通犯人。贬逐流放之地多属蛮荒之乡，经济、文化落后，贬官、流放者大多来自文明发达之地，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及素养，身份特殊，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往往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岭南为百越之地，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阻隔了岭南与外地的密切联系，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发达，被称为“蛮夷之地”，贬官也多逐于此。就贬官、流放者本人而言，固然是一种挫折与打击，但对当地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岭南的开发与开放，贬官及流放者功莫大焉。就我们所熟知的文豪流放岭南——韩愈贬潮州，苏轼贬惠州、海南，柳宗元贬柳州等，他们传播中原文明，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可谓造福一方，惠及后人。
韩愈一生四次遭贬，两次贬在京城，两次贬逐广东。而贬官广东阳山、潮州，带给韩愈的除了凄风苦雨、颠沛流离，其实也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心灵与境界的提升。他在对往昔的提纯、生活的酿造与当下的超越中，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他在阳山及移居郴州候命期间，写下了哲学名篇“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与《原鬼》。贬潮期间，他的诗文由险趋易、由愤转哀，变得更加平淡自然、哀婉深广，除《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外，还创作了《潮州刺史谢上表》《鳄鱼文》《潮州祭神文五首》《潮州请置乡校牒》《操琴十首》《别赵子》等大量优秀诗文，其中《鳄鱼文》收入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
由此可见，古代的贬官文化，撇开表层的附着之物，于贬官者及当地而言，实在是一种“双赢”现象。
当然，具体到某一当事人，这种“双赢”，会体现出不同的差别。比如同是贬逐广东的韩愈与苏轼，两人的区别便十分明显。
与韩愈以道统、文统而为天下景仰不同，苏轼更多的是凭借人格力量与艺术成就而广为人知。韩愈贬潮，忧愁凄苦无不流于笔端；苏轼却是优游人生，随遇而安。他在贬所惠州有诗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贬惠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韩愈对贬潮远逐强烈不满，希望早日重返京城，效命朝廷。不同的态度，其实是哲学思想、人生观念的体现。韩愈以儒之仁施教于民，自己也是勤勉执著、昂扬向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而苏轼道法自然，兼容佛儒，乐观豪迈，超脱潇洒，每到一地，便与当地民众、山水融为一体。韩愈家眷暂寄韶州，在潮期间，可谓孤苦伶仃；而苏轼却有红颜知己王朝云相伴，缱绻的爱情生活，滋润着他在惠州的日子。
这种区别，恐怕与他们的身份也有一定联系。韩愈贬潮是当地主要官员，潮州刺史相当于今日的潮州市长或市委书记，肩头责任重大，不可玩忽职守；而苏轼贬惠，诏令改了又改，一贬再贬，“再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做一名不管公事的闲官，苏轼也乐得自在，诗酒唱和，便成为他寄寓惠州的主要生活内容。韩愈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具有典型的圣贤人格；苏轼则融儒学、老庄、禅宗于一体，追求建功立业，却又旷达超脱、独善其身，体现出一种逍遥自在的独立人格。苏轼的政绩，虽不如韩愈突出，但他在惠州的两年零七个多月时间里，也以民为本、为民请命，做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善举，比如建惠州营房，关心农事，解决农民的纳粮难题，为百姓蓄药治病，筑西湖苏堤，建东、西新桥，推广秧马（种植水稻时用于插秧、拔秧的工具）及水碓（利用水力舂米的器械）等。苏轼贬惠之后，创作颇丰，诗文内容、风格也有所变化：由书剑报国到娱情山水，由逐客悲歌的凄婉到以谪为游的旷达，由现实感悟到逍遥任性、“无思之思”……
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他们都超越了自我，增添了潮州、惠州的文化内涵。在此，贬与升，似应加以辩证看待才是。没有“贬”，哪来韩愈的泽被潮州？没有“贬”，韩愈的圣贤人格何以升华，道德文章何以超越？没有“贬”，何来韩愈被冠以“吾潮导师”，为潮人所供奉？
韩愈贬官潮州七个多月（或半年）的功绩与影响，竟使得他成为当地百姓禳灾祈福、有求必应的保护神，历经千年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道奇异而亮丽的景观。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