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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新时期美学三十年”这一激动人心的题目在现有的经学化诠释模式下却存在成为伪命题的危险。沉溺学术史写作,忽略中国人真实的感性生存经验造成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落寞,而对新时期美学三十年的回顾,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却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阐释模式进行反思,展望中国美学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回归80年代,回归中国人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
关键词:美学三十年80年代90年代日常生活经验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在2008年回顾中国新时期美学三十年变迁本身存在这样一个前提:中国美学如同其它文化思想领域,是三十年前确立的“改革开放”主旋律叙事的产物,当这场伟大变革已经经历三十年,作为成就之一的美学领域,自然也到了该回顾、总结的时候。
实事求是地说,这篇将美学学科与其所处时代结合起来的命题作文在今天有其特殊的意义:当美学在学术大跃进的众声喧哗中却使人频发“失语”之叹,众多美学研究者深陷书斋,沉溺理论“自洽”,回顾一门曾经风光无比而又迅速落寞的学科的三十年沧桑,对于我们理解这场变革,理解这场变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曲折变化,理解美学这门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意义相对应,回顾美学三十年应在两个层面具体展开:一是所谓非纯学术的社会文化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回顾三十年历史,人们追问美学在当年何以成为显学,何以成为文化明星,何以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化记忆和亮丽一笔,这样一门在西方现代学术谱系的边缘一环,在当时为何充当了有力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的重要的角色和力量,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里逐渐清冷、落寞。第二个层面,也是现在很多美学三十年回顾文章实际关注的,是美学作为学科乃至科学走向完备体系三十年的学科建设之路。这个层面所提出的问题通常呈现为:三十年时间美学学科自身经历了那些学术范式转换,经验形态的种种美学思考与常识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经典乃至先验的美学学科形式?未来的美学如何在这三十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是完善现有的学科模式,走不断细化、经学化的道路还是另起炉灶,继续转换学术范式,寻求大突破?
这两个层面上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中国美学不得不直面的尖锐追问,也是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也可以不那么细化,相对宏观地将两个层面的诸多追问归结为三个核心命题:中国美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三十年时间,美学究竟如何一步步变化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未来的中国美学究竟要走向何方?
对于这些追问,不同的学者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答案——如同人们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状况的争论,答案往往取决于言说者们在变革三十年后的社会位置。相对于80年代短暂而脆弱的社会联盟,90年代后,当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更为明显,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美学研究者们的身份也同样已经发生了分化。例如,回顾三十年美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80年代美学火热状态的回忆,对于当时美学学者——李泽厚、刘小枫、刘晓波、高尔泰、刘再复及其他人的学术成就的评论。2008年回顾美学三十年的文章不少,这几个人名依旧陌生,在青年一辈的美学研究者心中,80年代已经恍如隔世。美学与改革开放,与中国人生状态发生的巨大改变之间原本密切的关系也非常令人怀疑。这种背景下,回顾美学三十年就无形中成为一篇命题作文,更为难堪的是,这篇作文的题目似乎更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涉及到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美学学科,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的美学学者们是否有勇气真实的面对自己,真诚面对自己成长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真诚的态度,美学三十年的回顾只能是一种被阉割的叙述和伪历史叙述,这种叙述遮蔽真相,回避问题——当然,根据90年代以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看来,本无所谓真相,真相本身缺失。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被他们的学生们传递到中国以后成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技术工作,“后现代”在当下突然勃兴而又背负种种恶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传播者对其的误读:这种误读不是文字意义上的,更准确地说是精神境界层面的。由于精神层面和现实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使中国的“后现代”成为一场闹剧。如果美学的历史记忆和关于美学的历史记忆被强行抹去或者自我消除,美学三十年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中国的美学学者们是否有勇气用知识分子的胆识和眼光审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回归人道主义,继续对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人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三十年。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可将这三十年视为整个中华文明由传统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建设新的现代性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构架,建设新的价值、审美观念体系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大的历史视野,回顾美学三十年的发展与沉浮,也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伪问题,无法对于过去三十年美学的历史做出切实的评价。
最后,如果中国美学学者们没有勇气承认中国美学已经由中心走向边缘,没有认识到这种“边缘”并非美学学科“应然”的状况,而是由于种种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没有认识到中国美学研究者自身也要负有重要责任:或者困居书斋,沉溺理论的自身蔓延和扩充、学术规范和美学史写作不能自拔,以为语词的改变就是中国现实状况的改变,或者在盛世狂欢中跃跃欲试,唯恐被落下,被遗忘,积极游走与开放商与政权之间,充当“专家”以为稻粱谋。如果今天的回顾历史者已经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关涉艺术与人们情感状态的美学自我掉头回归书斋,美学脱离来了中国当下的生存体验,“美学三十年”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美学三十年,我们恰恰可以根据时间将这段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这几年。在三个阶段中,各有成为珍贵记忆的亮点,也各有令人唏嘘的遗憾。三个阶段中,80年代的美学最为辉煌,90年代的美学最为落寞,而新世纪以来的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稀探索出了种种美学凤凰涅的道路。
先看80年代。中国美学作为西学东渐的结果,注定与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着密切而撕扯不断的关联,今天我们回顾80年代的美学,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国美学重要之处不在于其理论构建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成熟、东西美学史事无巨细的梳理,而在于其积极参与到了时代的变迁,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中。
李泽厚以康德为理论武器对其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成为改革开放精神在哲学上的诠释,而刘小枫、刘晓波等人对于李泽厚美学——哲学思想的批判,则更在个体生存意义上表达出自由的诗性生存对于其时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反思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内在痼疾,推动历史的变化。而其时尚建在的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美学大師,也在不同层面参与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来。正如谭好哲先生所指出的,关注现实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美学第一次热潮相比,80年代的美学超出了哲学美学的范畴,不再单纯关心美在主观还是在客观、美的本质何在以及自然界中有没有美这样一些抽象玄虚的纯理论问题,“将视野和学术兴奋点转向了急剧变化着的新的审美现实,在富有当代生存感的体验和思考中走向了对审美现实的具体性理论把握。简言之,转向现实关怀,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我们不能同意谭先生将“转向现实”归纳为整个新时期的特征,但是以此概括三十年美学的前十年辉煌,是非常贴切的。
90年代美学发生的转型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随着美学研究领域核心人物出国,相应的核心问题也发生了嬗变,建立人道主义的美学体系转化为依托西方理论资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而又有世界意义的美学话语体系。由于其时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美学的这一目标是以脱离中国当下生存体验为前提的。当某些学者提出的“失语症”成为学界研究的共识,事实上恰恰在反面证明中国的学术,包括美学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甚至速度已经越来越快,足以让某些敏感的研究者感受到一种民族文化的恐慌。所以,90年代,真正领一时风骚的是一群海归学者,或者有过海外经历的美学研究者,海德格尔成为支撑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在力量,而与之暗通款曲的是中国的老庄和禅宗。这一美学体系也许经过十年接近完成,但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美学的迅速沉寂。
90年代中国美学的另一重要的现象是文化研究学术范式的引进,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混杂着诠释着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批判的锋芒却有意无意回避着美学家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文化研究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词语的狂欢游戏,众多海归学者跟随着自己的老师在遥远的东方也发出对西方的严厉批判,义正辞严而煞有其事。
美学在90年代的落寞,更多的恐怕是自己的原因:沉溺与学理性的伪问题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今天进行中国美学三十年回顾,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反思90年代形成的沿袭至今的学术生产方式和美学研究者们已经习以为常,奉为经典的审美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实际上,最近几年不满现状的中国美学学者们已经开始谋求突破,这些美学学者当中,周宪先生和曾繁仁先生的种种努力尤为引人注目。周宪先生致力于通过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美学重新注入活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周宪以审美现代性为基本题域,对美学、文艺学及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梳理,拓展了当代美学研究的视界。然而,这位论者旋即又批评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基本上是在哈贝马斯的思路上来展开的。在周宪看来,虽然现代性充满着种种隐忧和危机,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张力,审美现代性可以担当起现代性自我调理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能够完成拯救现代性于危难之中的历史使命。这里的问题是,顺着哈贝马斯所展开的思路,是否就可以证明现代性自我批判足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缺陷与危机呢?……说到底,所谓现代性批判、所谓现代性的审美拯救方案,不过是现代性自我辩护的一种叙事策略或修补方案。
这位论者没有看到周宪先生美学理论构建的最重要根据是中国近十年现代化建设实践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却直指周宪背后的哈贝马斯,然后从美学史哲学史的角度上宣布其现代性美学理论陷入困境,这种思路,倒是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所惯常的套路。
同样让人心生钦佩的曾繁仁先生思考的生态美学观,关注困扰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并以此为起点,对中国现代化健设的偏颇与误区,以及这些偏执误区对中国人生存带来的困惑进行了反思。曾繁仁先生美学思想最有价值之处,并不在于其背后的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后代现代性思想,也不在于其创造性转化了老庄的中国传统美学价值观,而是对于中国这块飞速发展的土地,对与这块土地正在经历变化的人们进行了知识分子式关注。这种关注,彰显的是中国美学家们的良知。也许,这份良知,也是我们回顾美学三十年的时候重新发现的中国美学留给当下美学研究者的珍贵财富。
未来的中国美学会在这笔财富的基础上,走向中国人感性的日常经验,走向批评,走向常识,走向真的而不是臆想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系统的真诚反思美学三十年走过的或者艰难,或者平淡,或者无聊的道路,美学三十年的回顾绝不能随着2008年的过去而迅速成为让人齿冷的历史,恰恰相反,这场回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思”,应该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谭好哲:《转向现实关怀——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2]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
[3] 宋一葦:《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4]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谢勇,男,1976—,山东栖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学与新闻传播,工作单位: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美学三十年80年代90年代日常生活经验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在2008年回顾中国新时期美学三十年变迁本身存在这样一个前提:中国美学如同其它文化思想领域,是三十年前确立的“改革开放”主旋律叙事的产物,当这场伟大变革已经经历三十年,作为成就之一的美学领域,自然也到了该回顾、总结的时候。
实事求是地说,这篇将美学学科与其所处时代结合起来的命题作文在今天有其特殊的意义:当美学在学术大跃进的众声喧哗中却使人频发“失语”之叹,众多美学研究者深陷书斋,沉溺理论“自洽”,回顾一门曾经风光无比而又迅速落寞的学科的三十年沧桑,对于我们理解这场变革,理解这场变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曲折变化,理解美学这门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意义相对应,回顾美学三十年应在两个层面具体展开:一是所谓非纯学术的社会文化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回顾三十年历史,人们追问美学在当年何以成为显学,何以成为文化明星,何以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化记忆和亮丽一笔,这样一门在西方现代学术谱系的边缘一环,在当时为何充当了有力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的重要的角色和力量,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里逐渐清冷、落寞。第二个层面,也是现在很多美学三十年回顾文章实际关注的,是美学作为学科乃至科学走向完备体系三十年的学科建设之路。这个层面所提出的问题通常呈现为:三十年时间美学学科自身经历了那些学术范式转换,经验形态的种种美学思考与常识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经典乃至先验的美学学科形式?未来的美学如何在这三十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是完善现有的学科模式,走不断细化、经学化的道路还是另起炉灶,继续转换学术范式,寻求大突破?
这两个层面上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中国美学不得不直面的尖锐追问,也是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也可以不那么细化,相对宏观地将两个层面的诸多追问归结为三个核心命题:中国美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三十年时间,美学究竟如何一步步变化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未来的中国美学究竟要走向何方?
对于这些追问,不同的学者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答案——如同人们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状况的争论,答案往往取决于言说者们在变革三十年后的社会位置。相对于80年代短暂而脆弱的社会联盟,90年代后,当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更为明显,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美学研究者们的身份也同样已经发生了分化。例如,回顾三十年美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80年代美学火热状态的回忆,对于当时美学学者——李泽厚、刘小枫、刘晓波、高尔泰、刘再复及其他人的学术成就的评论。2008年回顾美学三十年的文章不少,这几个人名依旧陌生,在青年一辈的美学研究者心中,80年代已经恍如隔世。美学与改革开放,与中国人生状态发生的巨大改变之间原本密切的关系也非常令人怀疑。这种背景下,回顾美学三十年就无形中成为一篇命题作文,更为难堪的是,这篇作文的题目似乎更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涉及到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美学学科,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的美学学者们是否有勇气真实的面对自己,真诚面对自己成长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真诚的态度,美学三十年的回顾只能是一种被阉割的叙述和伪历史叙述,这种叙述遮蔽真相,回避问题——当然,根据90年代以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看来,本无所谓真相,真相本身缺失。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被他们的学生们传递到中国以后成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技术工作,“后现代”在当下突然勃兴而又背负种种恶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传播者对其的误读:这种误读不是文字意义上的,更准确地说是精神境界层面的。由于精神层面和现实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使中国的“后现代”成为一场闹剧。如果美学的历史记忆和关于美学的历史记忆被强行抹去或者自我消除,美学三十年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中国的美学学者们是否有勇气用知识分子的胆识和眼光审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回归人道主义,继续对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人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三十年。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可将这三十年视为整个中华文明由传统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建设新的现代性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构架,建设新的价值、审美观念体系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大的历史视野,回顾美学三十年的发展与沉浮,也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伪问题,无法对于过去三十年美学的历史做出切实的评价。
最后,如果中国美学学者们没有勇气承认中国美学已经由中心走向边缘,没有认识到这种“边缘”并非美学学科“应然”的状况,而是由于种种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没有认识到中国美学研究者自身也要负有重要责任:或者困居书斋,沉溺理论的自身蔓延和扩充、学术规范和美学史写作不能自拔,以为语词的改变就是中国现实状况的改变,或者在盛世狂欢中跃跃欲试,唯恐被落下,被遗忘,积极游走与开放商与政权之间,充当“专家”以为稻粱谋。如果今天的回顾历史者已经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关涉艺术与人们情感状态的美学自我掉头回归书斋,美学脱离来了中国当下的生存体验,“美学三十年”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美学三十年,我们恰恰可以根据时间将这段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这几年。在三个阶段中,各有成为珍贵记忆的亮点,也各有令人唏嘘的遗憾。三个阶段中,80年代的美学最为辉煌,90年代的美学最为落寞,而新世纪以来的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稀探索出了种种美学凤凰涅的道路。
先看80年代。中国美学作为西学东渐的结果,注定与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着密切而撕扯不断的关联,今天我们回顾80年代的美学,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国美学重要之处不在于其理论构建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成熟、东西美学史事无巨细的梳理,而在于其积极参与到了时代的变迁,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中。
李泽厚以康德为理论武器对其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成为改革开放精神在哲学上的诠释,而刘小枫、刘晓波等人对于李泽厚美学——哲学思想的批判,则更在个体生存意义上表达出自由的诗性生存对于其时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反思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内在痼疾,推动历史的变化。而其时尚建在的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美学大師,也在不同层面参与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来。正如谭好哲先生所指出的,关注现实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美学第一次热潮相比,80年代的美学超出了哲学美学的范畴,不再单纯关心美在主观还是在客观、美的本质何在以及自然界中有没有美这样一些抽象玄虚的纯理论问题,“将视野和学术兴奋点转向了急剧变化着的新的审美现实,在富有当代生存感的体验和思考中走向了对审美现实的具体性理论把握。简言之,转向现实关怀,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我们不能同意谭先生将“转向现实”归纳为整个新时期的特征,但是以此概括三十年美学的前十年辉煌,是非常贴切的。
90年代美学发生的转型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随着美学研究领域核心人物出国,相应的核心问题也发生了嬗变,建立人道主义的美学体系转化为依托西方理论资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而又有世界意义的美学话语体系。由于其时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美学的这一目标是以脱离中国当下生存体验为前提的。当某些学者提出的“失语症”成为学界研究的共识,事实上恰恰在反面证明中国的学术,包括美学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甚至速度已经越来越快,足以让某些敏感的研究者感受到一种民族文化的恐慌。所以,90年代,真正领一时风骚的是一群海归学者,或者有过海外经历的美学研究者,海德格尔成为支撑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在力量,而与之暗通款曲的是中国的老庄和禅宗。这一美学体系也许经过十年接近完成,但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美学的迅速沉寂。
90年代中国美学的另一重要的现象是文化研究学术范式的引进,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混杂着诠释着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批判的锋芒却有意无意回避着美学家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文化研究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词语的狂欢游戏,众多海归学者跟随着自己的老师在遥远的东方也发出对西方的严厉批判,义正辞严而煞有其事。
美学在90年代的落寞,更多的恐怕是自己的原因:沉溺与学理性的伪问题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今天进行中国美学三十年回顾,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反思90年代形成的沿袭至今的学术生产方式和美学研究者们已经习以为常,奉为经典的审美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实际上,最近几年不满现状的中国美学学者们已经开始谋求突破,这些美学学者当中,周宪先生和曾繁仁先生的种种努力尤为引人注目。周宪先生致力于通过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美学重新注入活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周宪以审美现代性为基本题域,对美学、文艺学及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梳理,拓展了当代美学研究的视界。然而,这位论者旋即又批评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基本上是在哈贝马斯的思路上来展开的。在周宪看来,虽然现代性充满着种种隐忧和危机,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张力,审美现代性可以担当起现代性自我调理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能够完成拯救现代性于危难之中的历史使命。这里的问题是,顺着哈贝马斯所展开的思路,是否就可以证明现代性自我批判足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缺陷与危机呢?……说到底,所谓现代性批判、所谓现代性的审美拯救方案,不过是现代性自我辩护的一种叙事策略或修补方案。
这位论者没有看到周宪先生美学理论构建的最重要根据是中国近十年现代化建设实践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却直指周宪背后的哈贝马斯,然后从美学史哲学史的角度上宣布其现代性美学理论陷入困境,这种思路,倒是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所惯常的套路。
同样让人心生钦佩的曾繁仁先生思考的生态美学观,关注困扰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并以此为起点,对中国现代化健设的偏颇与误区,以及这些偏执误区对中国人生存带来的困惑进行了反思。曾繁仁先生美学思想最有价值之处,并不在于其背后的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后代现代性思想,也不在于其创造性转化了老庄的中国传统美学价值观,而是对于中国这块飞速发展的土地,对与这块土地正在经历变化的人们进行了知识分子式关注。这种关注,彰显的是中国美学家们的良知。也许,这份良知,也是我们回顾美学三十年的时候重新发现的中国美学留给当下美学研究者的珍贵财富。
未来的中国美学会在这笔财富的基础上,走向中国人感性的日常经验,走向批评,走向常识,走向真的而不是臆想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系统的真诚反思美学三十年走过的或者艰难,或者平淡,或者无聊的道路,美学三十年的回顾绝不能随着2008年的过去而迅速成为让人齿冷的历史,恰恰相反,这场回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思”,应该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谭好哲:《转向现实关怀——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2]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
[3] 宋一葦:《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4]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谢勇,男,1976—,山东栖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学与新闻传播,工作单位: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