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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无疑是最惊艳的一位表演者。由她和搭档王迪合作表演的舞蹈《雀之恋》清新脱俗，有观众甚至惊叹，这一作品“美得令人窒息”。但是观众或许并不知道，这段美轮美奂的舞蹈，实际上是她正在创作的大型舞剧《孔雀》中的一个片断。快人快语的杨丽萍不矫揉造作，不假扮谦虚，畅快淋漓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她坦言，《雀之恋》展现的艺术魅力，是她自己正在追求的一种“新东方美学”，对于这个崭新的艺术方向，她觉得挺好。
杨丽萍，1958年生于云南，洱源白族人，自幼酷爱舞蹈。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九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并以“孔雀舞”闻名。1992年，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赴台湾表演的舞蹈家。1994年，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2003年，杨丽萍任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总编导及主演。2009年，编导并主演《云南映像》姊妹篇《云南的响声》，再获成功。在2012年央视春晚以舞蹈《雀之恋》，再展舞蹈诗人的风姿。
目前，53岁的杨丽萍正排练新的舞剧《孔雀》，讲述一个女演员一生的故事，应该是自传，可能是她最后上台的作品。同时代的演员已经基本上不上台了，可她告诉我，她没有感觉到年龄的压迫。
一个人的舞蹈团
40岁的罗罗拔四跟随杨丽萍近10年，他家在大理南涧县的大山里，原来在家种地放牛。2001年，杨丽萍招演员，他从老家送侄子来选拔，结果在旁边伴唱的他被选中了。“嗓子亮出来，像是寨里的巫师。”杨丽萍这样赞美他。
从2001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从放牛农民到艺术家的转变。在台上看到他，40岁的人了，体力超强，嗓子更是惊人，带着一大队年纪比他小得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玩打歌，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受不了。可谁也不懈怠。
“日常打歌动作更随意，这是杨老师编排过的，全是高潮。”
不到两个月前，《云南映象》一直演出的昆明会堂突然被拆迁，剧团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新的演出场地恢复演出，演出不受影响才能保证演员日常工资。70多名演员，上千件演出服装，几百只从大山里找出来的神鼓，全部在严格管控下。
虽然管理严苛，但罗罗拔四，还有演出队的队长、24岁的美丽的月培，都对杨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月培也是最早的演员之一，14岁被杨丽萍从建水的大山里带出来。她是在山寨跳丰收舞的时候被杨丽萍看中的，杨丽萍把她带到昆明，替她出中学的学费。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杨丽萍的身边，直到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改变。“杨老师养活我，还养我的孩子，现在我妈妈从老家到昆明来帮我，还等于是杨老师养活。”在月培眼里，杨丽萍不是一个舞蹈团的负责人，更像一位母系族长。
“我们的舞蹈，从开始准备到上演，已经3年了，最艰苦的日子，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了。我帮她联系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殷晓健印象中，杨丽萍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
拍广告之外还走穴，杨丽萍给我算账：“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一个月全团伙食费才4万块，演员们可以吃三菜一汤，高兴得很。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演员们都来自偏僻山区，靠杨丽萍的广告和走穴收入，补助由最早每月50元，涨到了三四百元。到了400元，有些演员又想走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在老家400块就够买头牛了。
开始的时候，有演员不肯天天跳，说家乡是祭天的时候才跳这个舞，不能天天跳。“杨老师问我怎么才能跳？我说要家里的长老同意，也就是乡里的巫师。杨老师就给长老打电话，结果长老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说动了，告诉我要天天跳，卖力地跳。”这位演员说。自闭的舞者
在民族舞相对封闭的体系中，杨丽萍的出现属于偶然。
小四说，她童年特别羡慕11岁就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姐姐，她也想跳舞，可是杨丽萍毫不犹豫地说：“你不行，你是平足，跳不高。”后来小四成了画家，画的对象不少就是姐姐的舞蹈，现在她在珥海双廊镇开了一家度假酒店。“其实姐姐也并不是天生的舞者，她也跳不高，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
“她做出来的动作，真没有中央民族歌舞团那些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漂亮。”杨丽萍在民族歌舞团住仓库的时候，小四被她带在身边，她亲眼看见姐姐是如何因练功动作不标准而受委屈的。
杨丽萍11岁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的时候，被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个子比同龄女孩高，这是改变了她命运的特点。当年她父亲失踪，母亲一个人带4个孩子，生活窘迫。小四告诉我，姐姐身上有高原女人的特征，听说一个月有30元钱，二话没说就去了。母亲不愿意，觉得那不是正途，领她回来，她自己再次去了。
似乎杨丽萍有做农民的天性，她进了歌舞团后，还在团周围找了块荒地种菜，收割后拿回家给母亲，养家意识特别强。她到现在还常说，要是退休不跳舞了，她就找个地方种菜，菜的生命力好旺盛。
在小四印象里，姐姐天生就是独舞的料。不是因为她跳得好，是因为她做动作有力。群舞的时候，别人一个动作已经收回来了，她却非要做到头，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半拍，和大家不一致。群舞讲究的是整齐划一，“她是异类”。
异常者要付出代价。小四那时候去剧团的宿舍看姐姐，发现剧团的女孩子们并不喜欢她，觉得她“自我表现”，跳不好群舞，可是独舞也不轮不到她啊。剧团是竞争是最厉害的，小四感叹，加上她家出身不好，杨丽萍对那种排挤应该感触更深，她独自排练的习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养成了。
多年后，张苛在北京见到她，第一感觉她像松鼠，极度敏感。
比杨丽萍晚一年进歌舞团的哈尼族人杨洪安对当年的杨丽萍印象很深。同时进团的7个女演员中，她很爱看书，喜欢穿短裙，腿显得又瘦又长，所以外号叫“秧鸡”，一种类似鹭鸶的乌。 1979年，州歌舞团排练《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新编舞剧，因为州歌舞团出过舞蹈家刀美兰，孔雀舞是强项，杨丽萍作为七公主的B角参加巡回演出。小四还记得，A角演员生病了，临时由杨丽萍上场，当时是在国外演出，杨丽萍一跳后，A角演员回不来了，“观众的眼睛多毒啊”。又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却是真实的。
杨丽萍并非蓄意盼望A角生病，她刚看过电影《黑天鹅》，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竞争者。“如果别人要跳，那我就躲在一边，你跳好了。各跳各的嘛。”
杨洪安说，那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杨丽萍的舞蹈具备动人之力。他在办公室里不好比画，可是还是双手一扬，传统孔雀舞的动作，象征孔雀飞翔。可是杨丽萍在公主被迫离开皇宫的那一场里，双手一舞动，下面的人就看哭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在跳舞”。
1981年，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往北京。
没几年，住在民族歌舞团仓库的杨丽萍把高考没考上的妹妹接到北京，请人教她画画。小四眼中的姐姐，已经有了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她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内心很自信，可是境况和在州歌舞团一样，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当时民族歌舞团人才济济，周洁、刘敏都是科班出身，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身材条件比杨丽萍好的演员也很多，小四还记得团里的维吾尔族姑娘，艳丽非凡。
“好在姐姐极度自恋。”小四记得，杨丽萍并不觉得自己就跳不出来了， “白天练功她跟不上趟，晚上自己在练功房，点蜡烛，·怕管理员教训她。”因为白天不参加练功，练功服和补助费都没有，杨丽萍还记得是每月7.5元，在那时不是小数。
张苛也觉得到杨丽萍的奇怪：“谁要是想让她模仿一段舞，她极差，完全学不会。你要是告诉她，这段舞要表达什么，不限制这限制那，两天后，奇迹能出现，她的表现会超越想象。”
张苛是舞蹈团的编舞，他回忆，有一次教演员们一个国外舞蹈动作时，杨丽萍找到他，想让他指导。张苛开始和她不太融合，他认为，民族舞有自己的范式，比如害羞是什么动作，惊恐是什么动作，而且要学很多芭蕾舞的练功法。杨丽萍干脆地说：“我们民族姑娘谈恋爱是不害羞的，开放得很，这个动作不对，是你们汉人改造的。”
虽然觉得她怪，张苛家还是成为杨的练功地点之一，另两处是杨丽萍的宿舍和练功房。前两处狭窄，仅能容身，张苛指着自己家的一面陈旧的穿衣镜说，就是在那跟前跳的。“人的创造力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教舞都是西方办法，要求流动，跳来跳去，可是地方小流动不了，于是她发明了一种定点舞蹈，定在一个点上，让力量在身上流来流去，流出各种姿态。你看她后来的《月光》就是这么个创意。”
张苛回忆在黑暗中练功的杨丽萍：她坐那里一动不动，忽然起来比画两下，她的技巧，不是规范化的技巧，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胳膊长，结果背着手旋转；手长，于是模仿鸟冠。这个动作成为之后孔雀舞的一个符号。小四还记得她第一次看姐姐的《雀之灵》，和一般的民族舞迥异，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后很难过”。
因为团里没有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当时的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是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舞蹈的生存
《雀之灵》给了杨丽萍自信。她觉得可以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挣扎都通过舞蹈表现出来。杨丽萍的父母亲都是云南洱源人，白族，对歌对上了。父亲家里富裕，当时反对她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人后来去临沧参加革命，是一对浪漫的夫妻。不过结局不好，“文革”开始后，本来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杨丽萍对于自己奶奶印象更深，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腰弯成弓状，还去跳。“她告诉我，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特别好。”
《月光》和《两棵树》是杨丽萍接下来的作品。“她不和外面交流，很自傲；可对外面说法还是在意。她告诉我‘拉直腿的练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吃苦练出来的。我的练功不伤筋骨，到60岁我还能跳。
那时代舞蹈没有配乐，都是自己乱找。《月光》用的是美国电影《雨人》的配乐，也就是这个激发了杨丽萍不断回云南的愿望，她要找云南的素材，舞蹈的、音乐的。2000年下定决心放弃北京的生活回云南，是因为一个新的机会在等待她。音乐家田丰搞的“民间传习所”破产，他搜罗来的民间艺术家面临马上回家种田的局面，而云南旅游歌舞团希望把自己的演员和这批民间演员结合起来搞一出“旅游节目”，请杨丽萍来做艺术总监，这就是《云南映象》的起源。
田丰是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的作曲家，擅长把民间素材积攒到自己的作品中。可是殷晓健对田丰的做法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用了众多的民间素材，却从来没有给少数民族原创作者一点地位，说难听点，就是‘文贼’。”当时“传习所”因为几次经济纠纷已经奄奄一息，几十个民间艺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间屋子睡几十个人，殷晓健是资助者之一。他找到杨丽萍，说这些人得来不易，能不能请杨丽萍利用机会，把这些民间艺人的东西弄上舞台。 “那里面海菜腔一唱，人就头皮发麻。我跟杨丽萍说，到时候编舞成功，她不能把东西占为己有，还是要突出少数民族的原创。杨丽萍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这就是“原生态”最初的由来——“她是个重承诺的人。”
因“非典”停演后，殷晓健他们找到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省政府支持。先是请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结果恰恰是“原生态”坏事。“有4个节目要下，当初设计的《云南映象》是生老病死4个主题，开天辟地地敲鼓，象征男女欢合，是‘生’‘家园’一幕的狂风暴雨，是杨丽萍对西双版纳童年印象，也代表‘病’；‘天葬’、‘火葬’代表死亡，结果这一场受批判最多，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这么一下，整个《云南映象》就支离破碎了。”
殷晓健后来找到了云南新到的省委副书记丹增，报纸上写了一篇《云南映像》的报道，送到了丹增家里，夫人卓玛边看边哭，觉得杨丽萍太苦了。丹增主动买票看了演出。“他看了‘天葬’那一场，黑暗的场景里，一个红色的姑娘升天了，他懂，觉得一点都不用改，直接上。”看到舞台上藏族演员都穿布鞋，说这是怎么回事？杨丽萍这次说对话了：“舞团穷，一双靴子都买不起。”结果政府给钱买靴子。 那是杨丽萍最艰难的时代，即使丹增在省内发话，号召大家都去买票看《云南映象》，也并没有改变普遍观念。真正改变的，是《云南映象》去上海参加当年“荷花杯”，一去就是一等奖，结果“书记看中”的说法才慢慢平息。《云南映象》还带来一个改变，就是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了，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整个团队也被文化界所承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
最大的对手
杨丽萍的新舞蹈，一个是孕妇生产，一个是戴着牛铃铛的公牛，颠覆早年的形象。除了舞者自我求变外，还隐藏着她的深厚的心思：年轻时，她就和小四她们商量要不要生孩子，那时候她还是真想做母亲，后来还是登台跳舞的想法占了上风。“生孩子肯定会脂肪堆积，她说，没人要看一只胖孔雀吧。”
小四说，《云南映象》给了她强大的自信，从自闭里走出来。外面的评论她也不听了，自己的舞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和外面那些追求技巧和观念的东西有本质不同。
她对自己的身材有近乎苛刻的控制。见到她的时候，她头戴一顶瓜皮帽，因为头发很长，打理麻烦，所以戴帽子解决。身穿红色的长袍，下面的脚踝异常消瘦，不过还是有力的。
有两三厘米长，为了好看，她戴的手套都是露着指头的，那双手，绝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非常奇怪，尽管已经53岁了，她的神气，却带了许多少女特征，扭头的动作，感觉像鹿，也像张苛说的松鼠。
杨丽萍跳的是催生舞，孕妇难产，全寨子里的人带着鼓来敲击，给她鼓劲，助生；整个节目尾声，难产死去的母亲的魂魄又飞回来，看望彩旗演的小女儿，有人称赞她把孕妇生孩子都跳得美，杨丽萍说美不美和她没关系。她向我发明新词：我就是一个“表现主义者”，民间怎么生，我就用舞蹈动作把她表现出来。
杨丽萍向我强调 “催生鼓”的神奇，都是中缅边境的寨子里找来的，当地巫师用鸡蛋扔在树上，鸡蛋不破的木材被选中做鼓，现在云南乡间找这么一面鼓也很难了。鼓买来不贵，贵的是运到昆明的费用，不管再怎么难也运来了。和《云南映象》不同，《云南的响声》尚未上演，就被演出公司订购了，经费充足，演出商看中杨丽萍和她的舞团的卖座能力。杨丽萍又对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她说她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超级现实的意思，办不到的事情她不做。“当年做《云南映象》，我也觉得肯定能成。”
这种催生鼓的鼓点里，她跳的孕妇舞带上了神秘色彩。杨丽萍特反对别人说她装神弄鬼，她觉得她不过是跳舞跳得好，能够模仿大自然。“动物植物我都能模仿，云南就是这样的嘛，我从来不装。”
杨丽萍最大的对手，还是她自己。她并不在乎别人，只是偷偷问张苛：“你看我50多岁了，显不显？显老我就不上台了。”
虾嘎还是不服，骨子里有种好勇斗狠之气。“反正她也跳不到什么时候了，明年跳完孔雀，你看嘛，54岁啦，肯定跳不动了。”
白族的孔雀
李燕军还记得17岁第一次在西双版纳看见杨丽萍跳孔雀公主的场景，当地有种习俗，只有傣族女孩才能跳最重要的孔雀七公主，谁都知道杨丽萍是白族人，可是现在又恰恰由她跳娜木诺拉，惊讶、好奇和不服几种因素，吸引着一批批的当地观众。
“她一出场，下面就不吭声了。美得惊人，动作无可挑剔。”孔雀公主确实是杨丽萍的成名作，只是她多年不跳这种传统范畴的孔雀舞了，也不愿意跳。
杨洪安向我解释，西双版纳的孔雀舞有两种，最传统孔雀舞是戴着架子面具的舞蹈，用于重要仪式；另外一种，是以刀美兰为代表的歌舞团改造过的民间舞蹈，带有情节和段落感，孔雀更柔美，杨丽萍的“孔雀公主”也属于此类型。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许多西双版纳的人，对杨丽萍态度也很暧昧。“她上电视，只讲自己是白族，也不讲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的。”
可是杨丽萍的告别之作还是选择了《孔雀》。这会是什么样的舞蹈？
只有走在傣族的村寨里，才知道孔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时各寨之间没有公路，只能靠步行，所以见到的全是最原始的荒野景色。最好的寨子，会派遣牛车，在离寨口十余里的地方接送他们。
走在寨子间的小路上，猴子、鹿、野象都出没不穷，野象热腾腾的粪便就在脚边。不过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孔雀是绿孔雀，比我们现在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可是更美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让耳朵不得休息。
民间的孔雀舞无处不在，寨子里的人很少跳专门的孔雀舞，却会在章哈（傣族民间歌手）唱完贝叶经《召树屯与喃木诺拉》之后，开始各种舞蹈。杨洪安说，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表现孔雀，是用手臂一点一点地延伸，舞动起来特别用力。“文革”并没有中断傣族民间的种种娱乐形式，在他们看来，歌舞团的舞蹈就是好看，他们自己的舞蹈更有力量。
杨洪安说，他那时候开始明白，傣族的孔雀舞中，孔雀不仅是美丽的象征，也不能仅仅表现其柔软，更得表现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舞蹈者的脚部一定要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的感觉。他边说边学，顿时，一个50多岁的老者变了模样。杨丽萍的孔雀舞直接抛弃了歌舞团套路，反倒和最原始的孔雀舞相通。无论是“《雀之灵》还是《月光》，里面展现的，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森林里的公孔雀”。
在橄榄坝一个小寨子的章哈波双家里，喝着他家自己酿造的药酒，听他给我唱孔雀公主被迫离开人间的段落，用十分细小的竹笛伴奏，60多岁的波双从十几岁开始学唱这段，歌声婉转，又有种奇怪上飘的感觉。奇异的是，他记得歌舞团里的杨丽萍，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跳起舞来特别有劲，腰特别长，每次跳完，像从水里出来的。”
原来要求舞蹈演员们出大汗，是她自己青春的重复演习。 力量始终是杨丽萍想要的东西。小四说：“她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有次在武汉演出，因为灯光没调整好，舞台就是大白光，她索性号啕大哭起来，那时候离演出只有半小时了。”
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
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这么多年，杨洪安和小四还是都记得第一次看她跳《雀之灵》的感受，杨洪安说，就是一只孔雀，在森林里无所顾忌地生活，那种骄傲，野蛮，到最后哀伤的死亡，却又超越传统傣族民间孔雀舞。杨洪安觉得，提升太多了，是不是傣族舞蹈已经不关键，她的舞蹈是云南山林里的。这就是杨丽萍告别之作选择《孔雀》的原因，孔雀是种骄傲和智慧的动物。
不过具体编成什么样，她一点也不肯说，就告诉我肯定不会是传统《孔雀公主》似的，而是“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在西双版纳州歌舞团的排练厅里，一点不见当年简陋木地板和四处疯长的草木了。现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位于一座新建成的商业大厦的上面，他们提供地皮，双方合作，这就保证了演员们收入不错，只是偶尔完成一下州里的演出任务，以及代表州去昆明或者外地参加比赛。一群白净漂亮的少男少女们在重新排练有西双版纳特色的孔雀舞，如果不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一点也看不出这群时髦孩子全部是当地少数民族。孔雀在他们身体的表现下，还是柔软和抒情的，团长说，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孔雀舞的特征，不过这些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杨丽萍舞蹈的动作，例如用手指头做出雀冠。
为什么演员的挑选和杨丽萍的挑选如此不同？那边的演员，彪悍为主，即使是女孩子，也睁着野性的大眼睛。团长告诉我，因为州歌舞团和杨丽萍的剧团截然不同，任务不同，必须如此选择演员。舞蹈之路上，各自越走越远了。
孺子可教，素质可染
李可染原名李永顺，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一个平民家庭。他童年酷爱戏曲绘画，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戏曲人物，博得邻人围观。10岁时，才进入小学读书。图画老师王琴舫见他聪慧好学，赞叹：“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遂给他取学名可染。
从13岁李可染开始步入艺术殿堂起，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事业上。创造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风格，新派别，还创造了山水画的新图式。
从16岁人上海私立美专学习，到22岁考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从36岁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和工作，到39岁被徐悲鸿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与此同时，他还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李可染的山水画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他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
李可染去韶山是在1956年，那年他到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写生山水，历时近8个月，作画近两百幅，其中就包括一些画韶山的画稿。回到北京以后，他又多次以韶山为主题进行创作尝试。62岁下放到丹江口拔草
1961年，李可染山水画室成立，逐步形成山水画教学体系，李可染中国画艺术走向成熟。此后三年，他冬季到广东从化、夏季到北戴河从事创作，许多名作如《鲁迅故乡绍兴城》、《黄海烟霞》、《鼎湖飞瀑》、《暮韵图》、《钟馗嫁妹图》等都在这一期间完成。随后，他又完成了《万山红遍》、《五牛图》、《巫山云图》、《山下水田》等。
文革动乱一开始，李可染首当其冲，遭到厄运，是当时全国所有知名文化人士被注定的遭遇。对他来说，一系列迫害中最严重的，是不准作画。
1969年，62岁的李可染和一批文化人，被下放到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即现在的文字605厂，下放时间为期两年。
文字605厂前身是上海字模二厂。
1964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以生产华文体字模和华文体铅字而著名的上海字模U，整厂迁往丹江口市，改名为文字605厂。
来到干校，李可染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其夫人邹佩珠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送丈夫到丹江口之后，她又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一干就是10年。
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女儿李珠自幼喜欢画画，文革中插队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后来分配到泾原县当小学教师。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丈夫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帮丈夫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抓紧时间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儿子李庚也去过丹江口，帮父亲用石头垒起了猪圈。
劳动期间获准创作《韶山》
文革期间的李可染，遭遇动乱冲击，画画一度被迫中断，获准对“韶山”题材的创作让画家重新拿起画笔，继续对艺术的探索。目前所知，1969年李可染离开牛棚，被召至北京饭店作布置画，即有一稿未及署名的《韶山》（109.8×166.2cm）；1971年李可染下放丹江，又画有一稿《韶山》（71×107cm）；1974年，李可染在对前两稿的基础上，斟酌构图，细心经营，创作出这件巨幅《韶山》 （141.5×243.1cm）。
与前两稿相较，中国嘉德春拍上拍的此幅《韶山》，画家加强了整幅画面的空间感和叙事性。在纵向上，前景的水塘愈加开阔，松柏笔直而立，树冠相互掩映；中景主席故居成为视觉的中心，背后绿树成荫，层层推向天际。在横向上，画家拉宽了整个画面，右侧宽阔的水田和掩映林间的新居将视线引向远方。在叙事性上，画家通过勾勒大量的人物，表现出来自全国的工农兵高举红旗到韶山参观的场景。画家巧妙地将参观的人群分成数组；有的正走向故居，有的已参观完毕，有的正合影留念，有的则席地而座，相谈感
劳动期间获准创作《韶山》想。不同的人群点缀了整个画面，让画面丰满而鲜活。
自19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涌现出一种对革命圣地的崇拜热情，与中共历史相关的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地位不断提升。1960年傅抱石的《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八景》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最早将对革命圣地的描绘脱离写生层面，进入主题性创作，“革命圣地山水题材”开始形成，这种新的山水画类型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与“毛泽东诗意山水”并行的两大国画题材。在此类型作品中，“韶山”是画家描绘最多的，几乎当时所有山水画家都曾涉足的题材。此幅《韶山》尺幅巨大（141.5×243.1cm），构图完整，经过多次加工，成为李可染的经典构图，无疑是其中的巅峰之作。
杨丽萍，1958年生于云南，洱源白族人，自幼酷爱舞蹈。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九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并以“孔雀舞”闻名。1992年，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赴台湾表演的舞蹈家。1994年，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2003年，杨丽萍任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总编导及主演。2009年，编导并主演《云南映像》姊妹篇《云南的响声》，再获成功。在2012年央视春晚以舞蹈《雀之恋》，再展舞蹈诗人的风姿。
目前，53岁的杨丽萍正排练新的舞剧《孔雀》，讲述一个女演员一生的故事，应该是自传，可能是她最后上台的作品。同时代的演员已经基本上不上台了，可她告诉我，她没有感觉到年龄的压迫。
一个人的舞蹈团
40岁的罗罗拔四跟随杨丽萍近10年，他家在大理南涧县的大山里，原来在家种地放牛。2001年，杨丽萍招演员，他从老家送侄子来选拔，结果在旁边伴唱的他被选中了。“嗓子亮出来，像是寨里的巫师。”杨丽萍这样赞美他。
从2001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从放牛农民到艺术家的转变。在台上看到他，40岁的人了，体力超强，嗓子更是惊人，带着一大队年纪比他小得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玩打歌，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受不了。可谁也不懈怠。
“日常打歌动作更随意，这是杨老师编排过的，全是高潮。”
不到两个月前，《云南映象》一直演出的昆明会堂突然被拆迁，剧团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新的演出场地恢复演出，演出不受影响才能保证演员日常工资。70多名演员，上千件演出服装，几百只从大山里找出来的神鼓，全部在严格管控下。
虽然管理严苛，但罗罗拔四，还有演出队的队长、24岁的美丽的月培，都对杨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月培也是最早的演员之一，14岁被杨丽萍从建水的大山里带出来。她是在山寨跳丰收舞的时候被杨丽萍看中的，杨丽萍把她带到昆明，替她出中学的学费。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杨丽萍的身边，直到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改变。“杨老师养活我，还养我的孩子，现在我妈妈从老家到昆明来帮我，还等于是杨老师养活。”在月培眼里，杨丽萍不是一个舞蹈团的负责人，更像一位母系族长。
“我们的舞蹈，从开始准备到上演，已经3年了，最艰苦的日子，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了。我帮她联系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殷晓健印象中，杨丽萍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
拍广告之外还走穴，杨丽萍给我算账：“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一个月全团伙食费才4万块，演员们可以吃三菜一汤，高兴得很。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演员们都来自偏僻山区，靠杨丽萍的广告和走穴收入，补助由最早每月50元，涨到了三四百元。到了400元，有些演员又想走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在老家400块就够买头牛了。
开始的时候，有演员不肯天天跳，说家乡是祭天的时候才跳这个舞，不能天天跳。“杨老师问我怎么才能跳？我说要家里的长老同意，也就是乡里的巫师。杨老师就给长老打电话，结果长老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说动了，告诉我要天天跳，卖力地跳。”这位演员说。自闭的舞者
在民族舞相对封闭的体系中，杨丽萍的出现属于偶然。
小四说，她童年特别羡慕11岁就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姐姐，她也想跳舞，可是杨丽萍毫不犹豫地说：“你不行，你是平足，跳不高。”后来小四成了画家，画的对象不少就是姐姐的舞蹈，现在她在珥海双廊镇开了一家度假酒店。“其实姐姐也并不是天生的舞者，她也跳不高，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
“她做出来的动作，真没有中央民族歌舞团那些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漂亮。”杨丽萍在民族歌舞团住仓库的时候，小四被她带在身边，她亲眼看见姐姐是如何因练功动作不标准而受委屈的。
杨丽萍11岁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的时候，被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个子比同龄女孩高，这是改变了她命运的特点。当年她父亲失踪，母亲一个人带4个孩子，生活窘迫。小四告诉我，姐姐身上有高原女人的特征，听说一个月有30元钱，二话没说就去了。母亲不愿意，觉得那不是正途，领她回来，她自己再次去了。
似乎杨丽萍有做农民的天性，她进了歌舞团后，还在团周围找了块荒地种菜，收割后拿回家给母亲，养家意识特别强。她到现在还常说，要是退休不跳舞了，她就找个地方种菜，菜的生命力好旺盛。
在小四印象里，姐姐天生就是独舞的料。不是因为她跳得好，是因为她做动作有力。群舞的时候，别人一个动作已经收回来了，她却非要做到头，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半拍，和大家不一致。群舞讲究的是整齐划一，“她是异类”。
异常者要付出代价。小四那时候去剧团的宿舍看姐姐，发现剧团的女孩子们并不喜欢她，觉得她“自我表现”，跳不好群舞，可是独舞也不轮不到她啊。剧团是竞争是最厉害的，小四感叹，加上她家出身不好，杨丽萍对那种排挤应该感触更深，她独自排练的习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养成了。
多年后，张苛在北京见到她，第一感觉她像松鼠，极度敏感。
比杨丽萍晚一年进歌舞团的哈尼族人杨洪安对当年的杨丽萍印象很深。同时进团的7个女演员中，她很爱看书，喜欢穿短裙，腿显得又瘦又长，所以外号叫“秧鸡”，一种类似鹭鸶的乌。 1979年，州歌舞团排练《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新编舞剧，因为州歌舞团出过舞蹈家刀美兰，孔雀舞是强项，杨丽萍作为七公主的B角参加巡回演出。小四还记得，A角演员生病了，临时由杨丽萍上场，当时是在国外演出，杨丽萍一跳后，A角演员回不来了，“观众的眼睛多毒啊”。又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却是真实的。
杨丽萍并非蓄意盼望A角生病，她刚看过电影《黑天鹅》，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竞争者。“如果别人要跳，那我就躲在一边，你跳好了。各跳各的嘛。”
杨洪安说，那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杨丽萍的舞蹈具备动人之力。他在办公室里不好比画，可是还是双手一扬，传统孔雀舞的动作，象征孔雀飞翔。可是杨丽萍在公主被迫离开皇宫的那一场里，双手一舞动，下面的人就看哭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在跳舞”。
1981年，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往北京。
没几年，住在民族歌舞团仓库的杨丽萍把高考没考上的妹妹接到北京，请人教她画画。小四眼中的姐姐，已经有了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她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内心很自信，可是境况和在州歌舞团一样，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当时民族歌舞团人才济济，周洁、刘敏都是科班出身，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身材条件比杨丽萍好的演员也很多，小四还记得团里的维吾尔族姑娘，艳丽非凡。
“好在姐姐极度自恋。”小四记得，杨丽萍并不觉得自己就跳不出来了， “白天练功她跟不上趟，晚上自己在练功房，点蜡烛，·怕管理员教训她。”因为白天不参加练功，练功服和补助费都没有，杨丽萍还记得是每月7.5元，在那时不是小数。
张苛也觉得到杨丽萍的奇怪：“谁要是想让她模仿一段舞，她极差，完全学不会。你要是告诉她，这段舞要表达什么，不限制这限制那，两天后，奇迹能出现，她的表现会超越想象。”
张苛是舞蹈团的编舞，他回忆，有一次教演员们一个国外舞蹈动作时，杨丽萍找到他，想让他指导。张苛开始和她不太融合，他认为，民族舞有自己的范式，比如害羞是什么动作，惊恐是什么动作，而且要学很多芭蕾舞的练功法。杨丽萍干脆地说：“我们民族姑娘谈恋爱是不害羞的，开放得很，这个动作不对，是你们汉人改造的。”
虽然觉得她怪，张苛家还是成为杨的练功地点之一，另两处是杨丽萍的宿舍和练功房。前两处狭窄，仅能容身，张苛指着自己家的一面陈旧的穿衣镜说，就是在那跟前跳的。“人的创造力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教舞都是西方办法，要求流动，跳来跳去，可是地方小流动不了，于是她发明了一种定点舞蹈，定在一个点上，让力量在身上流来流去，流出各种姿态。你看她后来的《月光》就是这么个创意。”
张苛回忆在黑暗中练功的杨丽萍：她坐那里一动不动，忽然起来比画两下，她的技巧，不是规范化的技巧，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胳膊长，结果背着手旋转；手长，于是模仿鸟冠。这个动作成为之后孔雀舞的一个符号。小四还记得她第一次看姐姐的《雀之灵》，和一般的民族舞迥异，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后很难过”。
因为团里没有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当时的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是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舞蹈的生存
《雀之灵》给了杨丽萍自信。她觉得可以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挣扎都通过舞蹈表现出来。杨丽萍的父母亲都是云南洱源人，白族，对歌对上了。父亲家里富裕，当时反对她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人后来去临沧参加革命，是一对浪漫的夫妻。不过结局不好，“文革”开始后，本来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杨丽萍对于自己奶奶印象更深，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腰弯成弓状，还去跳。“她告诉我，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特别好。”
《月光》和《两棵树》是杨丽萍接下来的作品。“她不和外面交流，很自傲；可对外面说法还是在意。她告诉我‘拉直腿的练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吃苦练出来的。我的练功不伤筋骨，到60岁我还能跳。
那时代舞蹈没有配乐，都是自己乱找。《月光》用的是美国电影《雨人》的配乐，也就是这个激发了杨丽萍不断回云南的愿望，她要找云南的素材，舞蹈的、音乐的。2000年下定决心放弃北京的生活回云南，是因为一个新的机会在等待她。音乐家田丰搞的“民间传习所”破产，他搜罗来的民间艺术家面临马上回家种田的局面，而云南旅游歌舞团希望把自己的演员和这批民间演员结合起来搞一出“旅游节目”，请杨丽萍来做艺术总监，这就是《云南映象》的起源。
田丰是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的作曲家，擅长把民间素材积攒到自己的作品中。可是殷晓健对田丰的做法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用了众多的民间素材，却从来没有给少数民族原创作者一点地位，说难听点，就是‘文贼’。”当时“传习所”因为几次经济纠纷已经奄奄一息，几十个民间艺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间屋子睡几十个人，殷晓健是资助者之一。他找到杨丽萍，说这些人得来不易，能不能请杨丽萍利用机会，把这些民间艺人的东西弄上舞台。 “那里面海菜腔一唱，人就头皮发麻。我跟杨丽萍说，到时候编舞成功，她不能把东西占为己有，还是要突出少数民族的原创。杨丽萍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这就是“原生态”最初的由来——“她是个重承诺的人。”
因“非典”停演后，殷晓健他们找到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省政府支持。先是请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结果恰恰是“原生态”坏事。“有4个节目要下，当初设计的《云南映象》是生老病死4个主题，开天辟地地敲鼓，象征男女欢合，是‘生’‘家园’一幕的狂风暴雨，是杨丽萍对西双版纳童年印象，也代表‘病’；‘天葬’、‘火葬’代表死亡，结果这一场受批判最多，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这么一下，整个《云南映象》就支离破碎了。”
殷晓健后来找到了云南新到的省委副书记丹增，报纸上写了一篇《云南映像》的报道，送到了丹增家里，夫人卓玛边看边哭，觉得杨丽萍太苦了。丹增主动买票看了演出。“他看了‘天葬’那一场，黑暗的场景里，一个红色的姑娘升天了，他懂，觉得一点都不用改，直接上。”看到舞台上藏族演员都穿布鞋，说这是怎么回事？杨丽萍这次说对话了：“舞团穷，一双靴子都买不起。”结果政府给钱买靴子。 那是杨丽萍最艰难的时代，即使丹增在省内发话，号召大家都去买票看《云南映象》，也并没有改变普遍观念。真正改变的，是《云南映象》去上海参加当年“荷花杯”，一去就是一等奖，结果“书记看中”的说法才慢慢平息。《云南映象》还带来一个改变，就是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了，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整个团队也被文化界所承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
最大的对手
杨丽萍的新舞蹈，一个是孕妇生产，一个是戴着牛铃铛的公牛，颠覆早年的形象。除了舞者自我求变外，还隐藏着她的深厚的心思：年轻时，她就和小四她们商量要不要生孩子，那时候她还是真想做母亲，后来还是登台跳舞的想法占了上风。“生孩子肯定会脂肪堆积，她说，没人要看一只胖孔雀吧。”
小四说，《云南映象》给了她强大的自信，从自闭里走出来。外面的评论她也不听了，自己的舞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和外面那些追求技巧和观念的东西有本质不同。
她对自己的身材有近乎苛刻的控制。见到她的时候，她头戴一顶瓜皮帽，因为头发很长，打理麻烦，所以戴帽子解决。身穿红色的长袍，下面的脚踝异常消瘦，不过还是有力的。
有两三厘米长，为了好看，她戴的手套都是露着指头的，那双手，绝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非常奇怪，尽管已经53岁了，她的神气，却带了许多少女特征，扭头的动作，感觉像鹿，也像张苛说的松鼠。
杨丽萍跳的是催生舞，孕妇难产，全寨子里的人带着鼓来敲击，给她鼓劲，助生；整个节目尾声，难产死去的母亲的魂魄又飞回来，看望彩旗演的小女儿，有人称赞她把孕妇生孩子都跳得美，杨丽萍说美不美和她没关系。她向我发明新词：我就是一个“表现主义者”，民间怎么生，我就用舞蹈动作把她表现出来。
杨丽萍向我强调 “催生鼓”的神奇，都是中缅边境的寨子里找来的，当地巫师用鸡蛋扔在树上，鸡蛋不破的木材被选中做鼓，现在云南乡间找这么一面鼓也很难了。鼓买来不贵，贵的是运到昆明的费用，不管再怎么难也运来了。和《云南映象》不同，《云南的响声》尚未上演，就被演出公司订购了，经费充足，演出商看中杨丽萍和她的舞团的卖座能力。杨丽萍又对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她说她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超级现实的意思，办不到的事情她不做。“当年做《云南映象》，我也觉得肯定能成。”
这种催生鼓的鼓点里，她跳的孕妇舞带上了神秘色彩。杨丽萍特反对别人说她装神弄鬼，她觉得她不过是跳舞跳得好，能够模仿大自然。“动物植物我都能模仿，云南就是这样的嘛，我从来不装。”
杨丽萍最大的对手，还是她自己。她并不在乎别人，只是偷偷问张苛：“你看我50多岁了，显不显？显老我就不上台了。”
虾嘎还是不服，骨子里有种好勇斗狠之气。“反正她也跳不到什么时候了，明年跳完孔雀，你看嘛，54岁啦，肯定跳不动了。”
白族的孔雀
李燕军还记得17岁第一次在西双版纳看见杨丽萍跳孔雀公主的场景，当地有种习俗，只有傣族女孩才能跳最重要的孔雀七公主，谁都知道杨丽萍是白族人，可是现在又恰恰由她跳娜木诺拉，惊讶、好奇和不服几种因素，吸引着一批批的当地观众。
“她一出场，下面就不吭声了。美得惊人，动作无可挑剔。”孔雀公主确实是杨丽萍的成名作，只是她多年不跳这种传统范畴的孔雀舞了，也不愿意跳。
杨洪安向我解释，西双版纳的孔雀舞有两种，最传统孔雀舞是戴着架子面具的舞蹈，用于重要仪式；另外一种，是以刀美兰为代表的歌舞团改造过的民间舞蹈，带有情节和段落感，孔雀更柔美，杨丽萍的“孔雀公主”也属于此类型。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许多西双版纳的人，对杨丽萍态度也很暧昧。“她上电视，只讲自己是白族，也不讲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的。”
可是杨丽萍的告别之作还是选择了《孔雀》。这会是什么样的舞蹈？
只有走在傣族的村寨里，才知道孔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时各寨之间没有公路，只能靠步行，所以见到的全是最原始的荒野景色。最好的寨子，会派遣牛车，在离寨口十余里的地方接送他们。
走在寨子间的小路上，猴子、鹿、野象都出没不穷，野象热腾腾的粪便就在脚边。不过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孔雀是绿孔雀，比我们现在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可是更美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让耳朵不得休息。
民间的孔雀舞无处不在，寨子里的人很少跳专门的孔雀舞，却会在章哈（傣族民间歌手）唱完贝叶经《召树屯与喃木诺拉》之后，开始各种舞蹈。杨洪安说，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表现孔雀，是用手臂一点一点地延伸，舞动起来特别用力。“文革”并没有中断傣族民间的种种娱乐形式，在他们看来，歌舞团的舞蹈就是好看，他们自己的舞蹈更有力量。
杨洪安说，他那时候开始明白，傣族的孔雀舞中，孔雀不仅是美丽的象征，也不能仅仅表现其柔软，更得表现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舞蹈者的脚部一定要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的感觉。他边说边学，顿时，一个50多岁的老者变了模样。杨丽萍的孔雀舞直接抛弃了歌舞团套路，反倒和最原始的孔雀舞相通。无论是“《雀之灵》还是《月光》，里面展现的，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森林里的公孔雀”。
在橄榄坝一个小寨子的章哈波双家里，喝着他家自己酿造的药酒，听他给我唱孔雀公主被迫离开人间的段落，用十分细小的竹笛伴奏，60多岁的波双从十几岁开始学唱这段，歌声婉转，又有种奇怪上飘的感觉。奇异的是，他记得歌舞团里的杨丽萍，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跳起舞来特别有劲，腰特别长，每次跳完，像从水里出来的。”
原来要求舞蹈演员们出大汗，是她自己青春的重复演习。 力量始终是杨丽萍想要的东西。小四说：“她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有次在武汉演出，因为灯光没调整好，舞台就是大白光，她索性号啕大哭起来，那时候离演出只有半小时了。”
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
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这么多年，杨洪安和小四还是都记得第一次看她跳《雀之灵》的感受，杨洪安说，就是一只孔雀，在森林里无所顾忌地生活，那种骄傲，野蛮，到最后哀伤的死亡，却又超越传统傣族民间孔雀舞。杨洪安觉得，提升太多了，是不是傣族舞蹈已经不关键，她的舞蹈是云南山林里的。这就是杨丽萍告别之作选择《孔雀》的原因，孔雀是种骄傲和智慧的动物。
不过具体编成什么样，她一点也不肯说，就告诉我肯定不会是传统《孔雀公主》似的，而是“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在西双版纳州歌舞团的排练厅里，一点不见当年简陋木地板和四处疯长的草木了。现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位于一座新建成的商业大厦的上面，他们提供地皮，双方合作，这就保证了演员们收入不错，只是偶尔完成一下州里的演出任务，以及代表州去昆明或者外地参加比赛。一群白净漂亮的少男少女们在重新排练有西双版纳特色的孔雀舞，如果不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一点也看不出这群时髦孩子全部是当地少数民族。孔雀在他们身体的表现下，还是柔软和抒情的，团长说，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孔雀舞的特征，不过这些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杨丽萍舞蹈的动作，例如用手指头做出雀冠。
为什么演员的挑选和杨丽萍的挑选如此不同？那边的演员，彪悍为主，即使是女孩子，也睁着野性的大眼睛。团长告诉我，因为州歌舞团和杨丽萍的剧团截然不同，任务不同，必须如此选择演员。舞蹈之路上，各自越走越远了。
孺子可教，素质可染
李可染原名李永顺，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一个平民家庭。他童年酷爱戏曲绘画，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戏曲人物，博得邻人围观。10岁时，才进入小学读书。图画老师王琴舫见他聪慧好学，赞叹：“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遂给他取学名可染。
从13岁李可染开始步入艺术殿堂起，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事业上。创造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风格，新派别，还创造了山水画的新图式。
从16岁人上海私立美专学习，到22岁考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从36岁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和工作，到39岁被徐悲鸿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与此同时，他还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李可染的山水画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他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
李可染去韶山是在1956年，那年他到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写生山水，历时近8个月，作画近两百幅，其中就包括一些画韶山的画稿。回到北京以后，他又多次以韶山为主题进行创作尝试。62岁下放到丹江口拔草
1961年，李可染山水画室成立，逐步形成山水画教学体系，李可染中国画艺术走向成熟。此后三年，他冬季到广东从化、夏季到北戴河从事创作，许多名作如《鲁迅故乡绍兴城》、《黄海烟霞》、《鼎湖飞瀑》、《暮韵图》、《钟馗嫁妹图》等都在这一期间完成。随后，他又完成了《万山红遍》、《五牛图》、《巫山云图》、《山下水田》等。
文革动乱一开始，李可染首当其冲，遭到厄运，是当时全国所有知名文化人士被注定的遭遇。对他来说，一系列迫害中最严重的，是不准作画。
1969年，62岁的李可染和一批文化人，被下放到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即现在的文字605厂，下放时间为期两年。
文字605厂前身是上海字模二厂。
1964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以生产华文体字模和华文体铅字而著名的上海字模U，整厂迁往丹江口市，改名为文字605厂。
来到干校，李可染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其夫人邹佩珠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送丈夫到丹江口之后，她又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一干就是10年。
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女儿李珠自幼喜欢画画，文革中插队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后来分配到泾原县当小学教师。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丈夫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帮丈夫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抓紧时间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儿子李庚也去过丹江口，帮父亲用石头垒起了猪圈。
劳动期间获准创作《韶山》
文革期间的李可染，遭遇动乱冲击，画画一度被迫中断，获准对“韶山”题材的创作让画家重新拿起画笔，继续对艺术的探索。目前所知，1969年李可染离开牛棚，被召至北京饭店作布置画，即有一稿未及署名的《韶山》（109.8×166.2cm）；1971年李可染下放丹江，又画有一稿《韶山》（71×107cm）；1974年，李可染在对前两稿的基础上，斟酌构图，细心经营，创作出这件巨幅《韶山》 （141.5×243.1cm）。
与前两稿相较，中国嘉德春拍上拍的此幅《韶山》，画家加强了整幅画面的空间感和叙事性。在纵向上，前景的水塘愈加开阔，松柏笔直而立，树冠相互掩映；中景主席故居成为视觉的中心，背后绿树成荫，层层推向天际。在横向上，画家拉宽了整个画面，右侧宽阔的水田和掩映林间的新居将视线引向远方。在叙事性上，画家通过勾勒大量的人物，表现出来自全国的工农兵高举红旗到韶山参观的场景。画家巧妙地将参观的人群分成数组；有的正走向故居，有的已参观完毕，有的正合影留念，有的则席地而座，相谈感
劳动期间获准创作《韶山》想。不同的人群点缀了整个画面，让画面丰满而鲜活。
自19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涌现出一种对革命圣地的崇拜热情，与中共历史相关的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地位不断提升。1960年傅抱石的《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八景》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最早将对革命圣地的描绘脱离写生层面，进入主题性创作，“革命圣地山水题材”开始形成，这种新的山水画类型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与“毛泽东诗意山水”并行的两大国画题材。在此类型作品中，“韶山”是画家描绘最多的，几乎当时所有山水画家都曾涉足的题材。此幅《韶山》尺幅巨大（141.5×243.1cm），构图完整，经过多次加工，成为李可染的经典构图，无疑是其中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