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的老师或者更久远的老师，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叫一声“太老师”，看似有趣，实则庄重，因为其中包含了对教育优良传统乃至民族精神根脉的认同和追寻。《过去的教师》一书还原了“太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精神思想，面对他们，我们感受到的是教育的绵延与神圣。
　　
　　“这是一本‘闲书’，是闲下来没有事情的时候读一读的书……”在《过去的教师》前言中，商友敬先生如是说。在这个物欲横流、喧嚣浮躁的年代里，真正能静下心来认真做事情，且不说能做到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言，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治学最高境界，退一步说，能做到独善其身，不役于外物者，凭着良心做事情，心怀一颗至诚的心，已属不易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魂魄，没有物质，只要魂魄在，物质可以再创造；如果丢失了魂魄，又何谈物质创造呢。说到底，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寻找民族教育的根，这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更是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应自觉担负的责任。
　　教育是个复杂的命题，这本书不是也不可能是包治教育百病的灵丹妙药，但透过对那些教育先辈的回忆记述，偶然的触动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清澈心底的一阵凉风，至于心结顿然而释，那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书读完了，合上了，心里留下的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澄静。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呀，居然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飘飘然，如道如仙；铮铮然，一腔热情，无私得通彻透明，掺不得半点瑕疵……脑海中田子方老师之语，也豁然开朗。一切的开场白，如同其文，庄子总以他专有的行文方式，让主人公们在无有之境飘然登场，一问一答，简洁而经济：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数称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师邪？”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师谁邪？”子方曰：“东郭顺子。”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子方出，文侯傥然，终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语之曰：“远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埂耳！夫魏真为我累耳！”
　　这些“太老师”，何尝不是一个个东郭顺子呢？他们身处战争纷仍、动荡不居的时代，时刻有着生命之虞，却为人真诚，内外一致，顺应世俗而保持本真，洁身自处而能包容万物。虽生而有已，却以君子坦荡荡之胸怀，诲人不倦。百年而下，虽然其人长已矣，但读之、感之，依然让人顿时“傥然”、“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
　　
　　怎一个真字了得
　　
　　“太老师”们为人是认真的，真得可爱，真得一览无余。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的认真成就了他的一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所作绘画《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裸女》则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看晶莹明澈；一朝悟道，遂遁入空门，避世而居，一心向佛，以大才子、大学者和大艺术家的俗家修为参悟佛教真谛，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另外，他的书法、文章多为鲁迅、丰子恺等文化名流击节称赞。
　　刘文典是难得的性情中人，真得可爱、通透。他和孙中山一起搞过革命，但完全是个旧文人的行头，破衣褴衫，衣扣不整，放浪形骸。因为这，在一次与蒋介石见面时差点丢掉性命。“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刘文典是个干瘪的老头儿，还戴着一副墨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子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何兆武《上学记》）后来，多亏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斡旋才安然无事。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上课只是偶尔为之，高兴则去，不高兴则不去，去了又往往大骂不已。个人性情绚烂到极致，可爱极了。
　　吴宓教授为真理而认真，真得令人敬仰。他为人光明磊落，天真而执著，对于自己的主张和学说坚信不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一生著书、写诗、翻译，不遗余力，即使在“文革”中遭到七八次批斗，被打坏了腿，双目失明，也义无反顾。“在生命垂危时，神志不清，吴先生还不断低低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这是对现实的控诉，更是为真理的呐喊，他的为人为事真是“真”到了家。
　　
　　口碑的纪念
　　
　　因为“真”，“太老师”们活在了他们的世界；因为“真”，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应有的丰碑。
　　“世界上永不磨灭的纪念碑是口碑，教师的事迹是从他的学生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国最伟大的教师孔子就是个‘述而不作’的人，他的学生把他的言行记在《论语》中，《论语》就是他的纪念碑，永不磨灭的纪念碑。”编者在前言中如是说，而这些关于“太老师”们的记忆又何尝不是他们最好的口碑呢？
　　他们是值得纪念的，也就配得上如此的口碑。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口，担起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重任，在“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西化过程中，他们没有忘记我们民族的传统，而是用孔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袁枚和孔尚任等人的诗文词赋等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东西陶冶学生的情操。这些正是我们文化的根，是一个民族最不应该丢失的东西。
　　“太老师”们胸怀之开阔，眼光之远见，至今读来，犹不过时。夏丏尊提倡爱的教育，教育应该顾及人的培养，他说“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朱自清提倡“有信仰的教育”，他说，在教育界，无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还是当教师的，都应该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手段，“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如果学校重视学业，忽略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正是在老师的指引下步入数学殿堂，终有成就——“有一天，杨老师找我谈话：‘你的作文写得好，文史知识也很丰富。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谈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学就能救国吗？’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苏步青《怀念我的老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那些穿着长衫旧袍的先生们也并不局限于文言旧文，活跃于当时文坛的著名作家如胡适、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一些著名杂志如《新青年》《现代》《文学月报》上面的作品，国外的文学作品等，都可成为他们教学的内容。想想，有如此的教育思想，有如此的教育内容，教育又“何陋之有”呢？
　　巍巍乎高山！这些山一样的“太老师”们使我们有了景仰和比照的对象，教育也就有了根，有了魂。他们是一笔取之不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他们，是我们的幸运，更是民族和国家的幸运。
　　（《过去的老师》，商友敬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