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
　　我知道,说出这句话,立即会有人拿出各种数字来反驳。
　　我今天要说的理由,比较特殊。按照我以前的说法,孔子开办“私学”,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召唤陋巷间的平民弟子到杏坛听课,把高层文化播撒到了社会底层。而且,我说过,他早早地感觉到了大地太大,杏坛太小,便带着学生们拔脚出走,组成了一个“游士集团”,一所流亡学校。
　　就在这样一所流亡学校中,他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伦理学、人格学、管理学课本,每一个课本都成了经典。
　　这够厉害了吧?
　　然而更厉害的是,这所学校并没有因孔子的去世而解散。恰恰相反,他一倒下,学校在哭泣声中升华。
　　先是学生们的三年守墓。这个被孔子带出来的“游士集团”停止了游走,围绕着孔子的坟墓,素衣散发,晨昏祭悼,回忆着孔子的教言,讨论着整理的方案,而且把这一切都当作新的课程。于是,这所没有了老师的学校,由聆听转向了传道。
　　三年守墓,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使这些学生的家庭也都迁移到孔子墓园附近,以便照顾。这些家庭又带过来一些亲族和相关的其他家庭,结果,百来个家庭的聚居,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邑。孔子的学生在当时应该算是已经达到了最高层级的文化群体,他们因守墓,从智能大集结发展到生态大集结。这在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先例。
　　这种智能大集结和生态大集结,受到当时鲁国君主鲁哀公的首肯和帮助。鲁哀公在孔子去世之时就发布了一篇诔文,文中有一些现在不容易排印的古字,我只能简单翻译一下了:“老天爷您不太善良啊,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位老人留下,让他保护我在位,怎么却让我一个人孤单煎熬?呜呼哀哉,孔子前辈,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这几句诚恳的话语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鲁哀公,这位把一个“哀”字顶在头上的国君,似乎注定就是来哀悼孔子的。他在孔子生前并没有重用孔子,却在孔子死后做了不少好事,让孔子创办的学校在权力庇护下具备了占据空间和时间的可能。
　　这所学校,我们姑且称之为“孔子学院”吧,居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这中间,即便是不少气吞山河的皇帝,也会不辞辛劳地来到曲阜,通过祭孔来博取它的学历和文凭。他们已经得到了最高权位,都想开创一个盛世留诸历史。什么是盛世?他们在执政过程中慢慢明白,盛世的表象是功绩,盛世的内核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却是道德文化。因此,他们先后在金銮殿里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曲阜。
　　曲阜离泰山不远,皇帝们常常把祭山和祭孔连在一起,这就等于是祭拜了两座泰山。
　　孔子的泰山是一所学校,每攀上几步就积累一级学历;孔子的学校是一座泰山,每一级学历都泥石垫脚,直指云天。
　　汉高祖刘邦来得早。这位继秦始皇之后挟着大风统一天下的皇帝起先是看不起儒生的,但在面临治国难题时发现儒者陆贾和叔孙通的主意最可信也最有效,因此改变了看法,成了孔子学院中第一位不太专心的帝王学生。八十年后,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就专心多了,开始以儒学建立文化统治,孔子学院也就以“太学”的名义成了国家学院。
　　到了东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以后的明帝、章帝、安帝都相继到曲阜祭孔。
　　北魏的孝文帝着力于鲜卑族的汉化改革,把亲自前来祭孔当作一个重要事件。他着汉装、说汉话,带给曲阜的是北域的辽阔和英挺。
　　唐高宗李治来的时候显得比较拘谨,而真正把大唐之风带来的,却是那位主持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一派流光溢彩、富贵潇洒。
　　后周太祖郭威十分辛劳,在位才短短三年也匆忙来过。
　　宋真宗是在庞大扈从下封了泰山到曲阜来的,气氛比较沉闷。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来的时候就更有气魄了。他们都喜欢行走,对儒学的钻研确实也比较深入,因此仪容整齐,烈烈扬扬。
　　听到皇帝祭孔消息的人,都觉得是皇帝厚待孔子;见到这些仪式的人却明白,是皇帝希望孔子厚待他们。有一些来自北方民族的皇帝,甚至只是希望孔子承认他们,收留他们。
　　锦旗鼓乐,马队御轿。走过来的皇帝不管属于哪个朝代,有着何种长相,来自什么方域,建过何等功绩,到这里都恭敬有加,为的是寻找同一种文化背景,同一种精神话语。
　　由此可知,何谓孔子。
　　由此可知,何谓中国。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尊孔,但这所孔子学院却一直开着,没有中断。有时也会冷落很久,但不知何时又有马蹄声响起,祭孔的大典又要举行。孔子学院再度招生。
　　
　　贰
　　
　　孔子学院的魅力,从一开始就激励了远近学人。
　　寻常的激励是投入孔子的门下,成为他的传人;深刻的激励是追慕孔子的风范,建立别种门派。孔子的学说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以独立思想者身份开启了一个高于所有诸侯邦国的精神王国,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同时,他又展示了思想、精神、文化、教育自成体系的自由本性。这一点,被当时不少杰出的智者感悟了,因此很多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家著书立说、互相驳难、快意争鸣。
　　这种由孔子学院带领起来的思辩大潮,掀起的时间比那些皇帝一个个来祭孔早得多了。那时的孔子虽然已经去世,基本形象仍然是教师和学人,还没有被朝廷过于隆重地供奉,因此不对别的学人构成压力。别的学人有权利大声地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对儒家提出极尖锐的批评,批评又被反批评,由此构成诸子百家。
　　最能体现诸子百家的健康生态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大约创办于孔子去世后一百十几年。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被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所著《稷下学史》一书曾列述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
　　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否定了这种看法。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会失去思维的整体超脱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即便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为什么还要挽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宫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水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学术争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就像当年在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迹徘徊时的感叹一样。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沟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社会的公私领域传授着课程。
　　
　　叁
　　
　　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实际的一项是中国文化始终以教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办学、办学、办学,一代代地办下去。由于办学具有最朴素的培育后代的理由,因此连专制统治者也很难全然扑灭。结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载体。到了科举制度时期,办学更是找到了强大的国家靠山,致使东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学校。
　　科举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选拔各级政府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唐代重诗赋文采,宋代重经义学识,明代以后进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来从事管理工作,大体上“专业对口”。这个设计,保证了幅员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一直有足够的文化人才在各地从事着行政管理,因此已被当代很多国际学者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选拔制度”。
　　这是从行政上来说的,其实更大的意义在文化上。
　　不难想象,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男子企图摆脱农耕生活的主要途径,它的考试内容也必然成了全国书生常年背诵的课本。即使仅仅为了做官,历代在华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日夜记忆着文化经典?乍一看,这是年轻的生命在向文化经典求索;实际上,倒是文化经典在向年轻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在一千多年间汲取了无数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够如此长寿,不断开课,无远弗届。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也就这样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学宫。只不过,到科举制度废止之时,天下学宫并没有倒闭。一切制度都可以商榷,唯有立足本源的文教传统,成了这片土地最有韧性的经脉。
　　
　　肆
　　
　　天下学宫未曾倒闭,并不是说它没有临近倒闭的时候。在历史上,这样的危机曾经频频发生。奇怪的是,都凭着人们的文化良知度过去了。
　　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学宫的漫长历史沉淀而成,而且共同的历史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在中国不管遭遇多大的灾难,总有人悄悄地站出来,首先把教学的线头接上,把文化的断裂补上。而周围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参与。
　　所以,所谓的“文明古国”,真不是随便叫的。
　　真正的文明古国,总是围绕着一个永恒话题:文化和教育,看似斯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参不透的,我们只能一次次梳理,一次次仰望,一次次疑惑,一次次追寻。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试图叛离这种过于强大的力量,这座过于悠久的学宫,出门远行,深入草莽旷野,漂泊异国他乡。但是,走了几十年,看起来从生态到心态都已经彻底异化,连说中国话也不太利索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天涯海角,依稀听到从哪个小木屋的窗口轻轻传出讲述孔子、唐诗或书法的声音,仍然会怆然停步,呆立半晌。至此才知,自己还是那座庞大无比的千年学宫的学生,只是逃了一阵学,未曾叛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