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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滤了华夏文明阳刚粗犷的因子，较多展示了阴柔细腻的一面，这便是典型水文化气质的吴文化的地方特色。
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便是苏南地域的经济特色。也便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向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美国学者萨缪尔森在2002年初的《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状况。他又说，某些国民性——美国人对新技术的喜爱、欧洲人对福利的依赖以及日本人的群体思维——正在阻碍着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他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背景的支撑。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人们的经济行为表现出来，使经济打上文化的烙印。可见，在经济发展中绝对不能忽视区域文化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格局就在华夏大地上形成。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吴文化是四千年华夏文化在江南水乡孕育的独秀一枝，她筛滤了华夏文化阳刚、粗犷的因子，较多地继承、弘扬了阴柔细腻的一面。吴文化正像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越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久长的传统。吴文化是一种富有开放性、融合性和进取性的文化。其鲜明的开放特质、典型的水文化气质，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特色造就了该地区突出的地域经济特色。
吴文化的特点在于：一、刚柔并济的文化心态构成了吴文化的内在特征。古朴而不失精美，温柔而不失刚劲。吴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刚柔相济这条主线。稳中求进，是吴文化的精髓。二、重商观念深入民心，缙绅以货殖为急。长期以来，苏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商业文明猛烈地冲击着自然经济的保守体系，逐步培植起以利为本、以金为尊的价值观念。三、兼容并蓄的襟怀。自古以来，由于中原地区动乱频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契机。兼容与创新并举，造就了吴文化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巨大能动性，对吴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兼收并蓄而造成的多元经济结构，使这一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有着显著的不同。司马迁曾在江南考察，他在《史记》中称，秦汉以来吴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馁之人”，描写了吴地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经济结构。四、勤劳、精巧、柔韧、秩序构成了吴地民众的经济价值观。勤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使得吴地民众普遍具有追求剩余的强烈冲动。勤劳吃苦是吴地民众基本的价值观，它主宰并衍生了吴文化的方方面面。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做事必底于成，这是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勤劳者必然节俭、节制，与之相联系着的便是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细水长流。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是早期资本家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吴文化中的这一伦理传统也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柔韧，是指做人、做事追求一种“水”性标准，善于以柔克刚，工于心计，委曲求全，能协调，会妥协，深得中道智慧。所谓秩序，即有较强的组织性，这是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乡镇企业的最初产生和“创建”的开始即得益于此。这对该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吴文化的另一面，如过分的谨小慎微，缺乏大气和坦荡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过分的算计导致了规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真诚的合作相对困难，极容易陷入阴柔的陷阱；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渗透着封建礼教的官本位和等级制色彩，民间力量过分受制于党政力量，而且官本位一旦与吴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结合在一起，“当官意味着发财”就很容易被民众所普遍接受，导致腐败的制度化、世俗化。
总的来看，在吴地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吴文化，其精神财富是丰厚的。这种地域文化对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长期受吴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苏南人养成了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精于算计、务实、求稳、包容、开放以及浓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等。这不仅是吴地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苏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促成了“苏南模式”的形成。
所谓“苏南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江苏省苏南一带，由于当地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农民自发办起了社队企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热潮并进而成为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其主要特征：一是以乡镇企业为支柱，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乡镇工业产值占农村农副工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52.51%发展到1988年的90.83%，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二是所有制形式以区域性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为标志，形成政企合一的产权制度；三是产供销以市场调节为主，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苏南乡镇企业的产供销主要由市场调节；四是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经济收入平衡增长，社会矛盾较少；五是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比较协调。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被理论界、学术界称之为“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不仅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江苏省农业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苏南模式”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其中吴文化的潜在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正是吴地具有悠久历史的区域文化传统孕育和造就了苏南地区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走向，而吴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苏南经济的发展，成为导致“苏南模式”发展中出现曲折的文化动因，可以说，“苏南模式”的盛衰同吴文化的影响都有着密切关系。
二
稳中求进，浓厚的市场观念是吴文化的精髓。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长期熏陶下，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传统。苏南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人们商品意识较强，素质较高，有办实业的传统。比如，在十年动乱时期，全国不少地方搞所谓停产“闹革命”，工业产品奇缺。即使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富有商品经济意识的苏南人，仍把这当作发展的机遇，悄然办起了社队工业，汇成了势不可挡的农村产业革命浪潮，其工业产值由1970年的2.76亿元，提高到1978年的25.98亿元。不仅为稳定江苏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部分弥补了因城市工业停产而造成的工业品供应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人又以自己的智慧、精明、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观念的优势，敏锐地觉察到新的发展机遇的来临，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的“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精神鼓舞下，全力以赴地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大规模向商品经济转化，创造了闻名中外的“苏南模式”。从而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全面、高速发展的态势，农民也随之迅速富裕起来。
吴文化还造就了当地民众勤劳、精巧的文化品格，稳中求进的传统，这方面在“苏南模式”兴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南地区最初兴办的乡镇企业大多以集体企业为主，这同“温州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温州地区的企业在初创阶段即以私营为主，因而，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际遇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难免仍受“左”的困扰，“温州模式”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饱受打击，虽然由于其自身的活力而屡禁不止，但在其萌生初期即面对如此严竣的政治氛围，这显然对其发展极为不利。而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打着集体经济的招牌，合理合法，因而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并迅速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其实，在这些所谓的“集体企业”中并不乏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但由于借助于“集体经济”这张保护伞而躲过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这充分表现了吴文化灵活、务实的“柔韧”特性。可以说，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左”倾思想影响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出面兴办集体经济实体，在客观上避免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这样一来，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依靠市场调节，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江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各地学习、效法的榜样。
吴文化中重商主义的特质和浓厚的商品意识，使得苏南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吴地民众深受江南世风之熏陶，在情和理的选择中，他们重理；在义和利的选择中，他们重利。重理重利成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擅长经济事务，但人情观念淡薄，亲兄弟，明算帐。无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更合乎游戏规则。具有决定意义的苏南制造业正是从这种文化传统中汲取了很高的营养。“数目字管理”使这里的企业在成本财务的管理上基本都能过关，粗放式的内部管理很少见到。这种精巧之上的勤劳正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所最最缺乏的。
吴文化兼收并蓄和均衡发展的传统也造就了苏南地区的多元经济结构。作者曾经在1996年考察了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和乡村养老院，农业用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另一个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这似乎印证了司马迁关于吴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馁之人”的论断。吴文化的传统打造了苏南地区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经济结构。
“今天的文化，明天的经济”，吴文化与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吴地经济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吴文化为吴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推动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的高潮又促进经济建设再创辉煌。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似乎陷入了困境，经济增长停滞、乡镇企业滑坡、发展“瓶颈”凸显、支撑后劲乏力。当时就有不少人出来“反思”，并武断地宣称“苏南模式”的“末日”已到。其实，“苏南模式”在发展中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固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但也同吴文化本身的局限密切相关。只有认真审视并克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促进苏南地方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吴文化中“柔韧”的特点固然造就了吴地民众灵活和稳健的一面，但过分的谨小慎微也导致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思想理念的创新，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反映在实践上的探索和体制上的突破。可以说，从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人民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拿过来、用起来。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乡镇企业全方位的转制，8.5万家乡镇企业中的94%都从原来产权不够明晰的集体企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股份制或私营企业，其中1.1万家“红帽子”集体企业还原为民营企业，这样就把原来蕴藏在民间的各种生产要素、能量及致富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一下子形成了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等百业兴旺、百舸争流的大好局面。苏南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吴文化中兼收并蓄所造就的多元经济结构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可以说，吴文化熏陶下的“苏南模式”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人们只要不带任何偏见，都能从生动活泼的实践中清晰地看到不同于10年前的“苏南模式”的新特色：
一个“核心”。苏南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核心，全面进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调整，全力寻找所有制形态与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结合方式，冲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最广泛地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原来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的经济形态被冲破，代之以产权清晰、经营自主、利益“贴身”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经过改制之后，苏南地区的所有制形式趋于多样化，所有制结构以股份制（或称混合型经济）为主，苏南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继续走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快速健康增长的征途上。
两个“轮子”。苏南经济“快车”的双轮，是外向型经济与工业园区经济。苏南抓住浦东开发和国际资本向长三角加速转移的机遇，积极营造投资环境最佳、人气最旺的外资集聚地，以外力拉动走上经济全球化的崭新道路。与此同时，又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经济园区集中，实行集约经营，发挥经济集聚效应，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两个“轮子”已被国内外经济学家誉为“新苏南”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吴文化对外开放的襟怀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转移”。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大部分村镇实现了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向无粮耕作转移、农民向城镇居民转移，不少农村特别是地处各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已是“村无田，农无地，农户都成居民户，家家住进公寓楼”，在历史性的变迁中较早地遇到了农村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苏南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步解决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区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等新的重大关系问题，力求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中走出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这显然同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相契合，吴文化中兼容并包、注重均衡、协调发展的优势在这里得到了具体体现。
四个“带动”。苏南经过经济体制重大变革和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产生出的巨大效应，集中表现在：带动了一大批重点镇、企业（集团、公司）以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企业（集团、公司）以及产业跨入了更高层次的市场乃至国际舞台，带动了整个区域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带动了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事业向新的目标奋进。
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便是苏南地域的经济特色。也便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向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美国学者萨缪尔森在2002年初的《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状况。他又说，某些国民性——美国人对新技术的喜爱、欧洲人对福利的依赖以及日本人的群体思维——正在阻碍着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他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背景的支撑。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人们的经济行为表现出来，使经济打上文化的烙印。可见，在经济发展中绝对不能忽视区域文化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格局就在华夏大地上形成。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吴文化是四千年华夏文化在江南水乡孕育的独秀一枝，她筛滤了华夏文化阳刚、粗犷的因子，较多地继承、弘扬了阴柔细腻的一面。吴文化正像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越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久长的传统。吴文化是一种富有开放性、融合性和进取性的文化。其鲜明的开放特质、典型的水文化气质，士农工商同道、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特色造就了该地区突出的地域经济特色。
吴文化的特点在于：一、刚柔并济的文化心态构成了吴文化的内在特征。古朴而不失精美，温柔而不失刚劲。吴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刚柔相济这条主线。稳中求进，是吴文化的精髓。二、重商观念深入民心，缙绅以货殖为急。长期以来，苏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商业文明猛烈地冲击着自然经济的保守体系，逐步培植起以利为本、以金为尊的价值观念。三、兼容并蓄的襟怀。自古以来，由于中原地区动乱频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契机。兼容与创新并举，造就了吴文化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巨大能动性，对吴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兼收并蓄而造成的多元经济结构，使这一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有着显著的不同。司马迁曾在江南考察，他在《史记》中称，秦汉以来吴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馁之人”，描写了吴地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经济结构。四、勤劳、精巧、柔韧、秩序构成了吴地民众的经济价值观。勤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使得吴地民众普遍具有追求剩余的强烈冲动。勤劳吃苦是吴地民众基本的价值观，它主宰并衍生了吴文化的方方面面。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做事必底于成，这是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勤劳者必然节俭、节制，与之相联系着的便是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细水长流。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是早期资本家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吴文化中的这一伦理传统也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柔韧，是指做人、做事追求一种“水”性标准，善于以柔克刚，工于心计，委曲求全，能协调，会妥协，深得中道智慧。所谓秩序，即有较强的组织性，这是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乡镇企业的最初产生和“创建”的开始即得益于此。这对该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吴文化的另一面，如过分的谨小慎微，缺乏大气和坦荡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过分的算计导致了规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真诚的合作相对困难，极容易陷入阴柔的陷阱；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渗透着封建礼教的官本位和等级制色彩，民间力量过分受制于党政力量，而且官本位一旦与吴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结合在一起，“当官意味着发财”就很容易被民众所普遍接受，导致腐败的制度化、世俗化。
总的来看，在吴地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吴文化，其精神财富是丰厚的。这种地域文化对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长期受吴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苏南人养成了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精于算计、务实、求稳、包容、开放以及浓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等。这不仅是吴地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苏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促成了“苏南模式”的形成。
所谓“苏南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江苏省苏南一带，由于当地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农民自发办起了社队企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热潮并进而成为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其主要特征：一是以乡镇企业为支柱，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乡镇工业产值占农村农副工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52.51%发展到1988年的90.83%，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二是所有制形式以区域性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为标志，形成政企合一的产权制度；三是产供销以市场调节为主，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苏南乡镇企业的产供销主要由市场调节；四是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经济收入平衡增长，社会矛盾较少；五是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比较协调。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路子被理论界、学术界称之为“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不仅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江苏省农业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苏南模式”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其中吴文化的潜在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正是吴地具有悠久历史的区域文化传统孕育和造就了苏南地区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走向，而吴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苏南经济的发展，成为导致“苏南模式”发展中出现曲折的文化动因，可以说，“苏南模式”的盛衰同吴文化的影响都有着密切关系。
二
稳中求进，浓厚的市场观念是吴文化的精髓。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长期熏陶下，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传统。苏南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人们商品意识较强，素质较高，有办实业的传统。比如，在十年动乱时期，全国不少地方搞所谓停产“闹革命”，工业产品奇缺。即使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富有商品经济意识的苏南人，仍把这当作发展的机遇，悄然办起了社队工业，汇成了势不可挡的农村产业革命浪潮，其工业产值由1970年的2.76亿元，提高到1978年的25.98亿元。不仅为稳定江苏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部分弥补了因城市工业停产而造成的工业品供应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人又以自己的智慧、精明、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观念的优势，敏锐地觉察到新的发展机遇的来临，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的“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精神鼓舞下，全力以赴地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大规模向商品经济转化，创造了闻名中外的“苏南模式”。从而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全面、高速发展的态势，农民也随之迅速富裕起来。
吴文化还造就了当地民众勤劳、精巧的文化品格，稳中求进的传统，这方面在“苏南模式”兴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南地区最初兴办的乡镇企业大多以集体企业为主，这同“温州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温州地区的企业在初创阶段即以私营为主，因而，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际遇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难免仍受“左”的困扰，“温州模式”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饱受打击，虽然由于其自身的活力而屡禁不止，但在其萌生初期即面对如此严竣的政治氛围，这显然对其发展极为不利。而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打着集体经济的招牌，合理合法，因而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并迅速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其实，在这些所谓的“集体企业”中并不乏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但由于借助于“集体经济”这张保护伞而躲过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这充分表现了吴文化灵活、务实的“柔韧”特性。可以说，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左”倾思想影响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出面兴办集体经济实体，在客观上避免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这样一来，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依靠市场调节，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江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各地学习、效法的榜样。
吴文化中重商主义的特质和浓厚的商品意识，使得苏南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吴地民众深受江南世风之熏陶，在情和理的选择中，他们重理；在义和利的选择中，他们重利。重理重利成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擅长经济事务，但人情观念淡薄，亲兄弟，明算帐。无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更合乎游戏规则。具有决定意义的苏南制造业正是从这种文化传统中汲取了很高的营养。“数目字管理”使这里的企业在成本财务的管理上基本都能过关，粗放式的内部管理很少见到。这种精巧之上的勤劳正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所最最缺乏的。
吴文化兼收并蓄和均衡发展的传统也造就了苏南地区的多元经济结构。作者曾经在1996年考察了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和乡村养老院，农业用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另一个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这似乎印证了司马迁关于吴地“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馁之人”的论断。吴文化的传统打造了苏南地区较为兼容宽松的社会经济结构。
“今天的文化，明天的经济”，吴文化与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吴地经济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吴文化为吴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推动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的高潮又促进经济建设再创辉煌。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似乎陷入了困境，经济增长停滞、乡镇企业滑坡、发展“瓶颈”凸显、支撑后劲乏力。当时就有不少人出来“反思”，并武断地宣称“苏南模式”的“末日”已到。其实，“苏南模式”在发展中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固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但也同吴文化本身的局限密切相关。只有认真审视并克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促进苏南地方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吴文化中“柔韧”的特点固然造就了吴地民众灵活和稳健的一面，但过分的谨小慎微也导致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思想理念的创新，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反映在实践上的探索和体制上的突破。可以说，从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人民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拿过来、用起来。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乡镇企业全方位的转制，8.5万家乡镇企业中的94%都从原来产权不够明晰的集体企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股份制或私营企业，其中1.1万家“红帽子”集体企业还原为民营企业，这样就把原来蕴藏在民间的各种生产要素、能量及致富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一下子形成了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等百业兴旺、百舸争流的大好局面。苏南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非常活跃，表现出方兴未艾的活力。吴文化中兼收并蓄所造就的多元经济结构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可以说，吴文化熏陶下的“苏南模式”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人们只要不带任何偏见，都能从生动活泼的实践中清晰地看到不同于10年前的“苏南模式”的新特色：
一个“核心”。苏南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核心，全面进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调整，全力寻找所有制形态与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结合方式，冲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最广泛地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原来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的经济形态被冲破，代之以产权清晰、经营自主、利益“贴身”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经过改制之后，苏南地区的所有制形式趋于多样化，所有制结构以股份制（或称混合型经济）为主，苏南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继续走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快速健康增长的征途上。
两个“轮子”。苏南经济“快车”的双轮，是外向型经济与工业园区经济。苏南抓住浦东开发和国际资本向长三角加速转移的机遇，积极营造投资环境最佳、人气最旺的外资集聚地，以外力拉动走上经济全球化的崭新道路。与此同时，又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经济园区集中，实行集约经营，发挥经济集聚效应，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两个“轮子”已被国内外经济学家誉为“新苏南”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吴文化对外开放的襟怀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转移”。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大部分村镇实现了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向无粮耕作转移、农民向城镇居民转移，不少农村特别是地处各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已是“村无田，农无地，农户都成居民户，家家住进公寓楼”，在历史性的变迁中较早地遇到了农村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苏南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步解决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区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等新的重大关系问题，力求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中走出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这显然同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相契合，吴文化中兼容并包、注重均衡、协调发展的优势在这里得到了具体体现。
四个“带动”。苏南经过经济体制重大变革和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产生出的巨大效应，集中表现在：带动了一大批重点镇、企业（集团、公司）以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企业（集团、公司）以及产业跨入了更高层次的市场乃至国际舞台，带动了整个区域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带动了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事业向新的目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