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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把你的大脑冻在液态氮里，再砸个粉碎！”
我挤过那群游荡在植入商品店门口的年轻人。这些人肯定巴不得能碰上哪个全息新闻采访小组，问他们为什么不待在学校里。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假装呕吐，仿佛过了青春期、穿得像公司职员的人都会让他们恶心欲吐似的。
好吧，也許真是这样。
里面几乎一片荒凉。这地方很像视频光盘店，同样的货物展示架，许多经销商的商标都是一样的。货物架上标着分类标签：“幻觉剂”；“冥想与治愈”；“成功学”；“语言与实践技能”。每一种移植品都不大，直径不过半毫米，却被塞在大小像老式书本那样的包装里，配着花哨的插图，几句来自营销宝典的陈腐广告，或者到处卖广告的名人头像：“变成上帝！变成宇宙！”“终极见识！终极知识！终极之旅！”还有那句恒古不变的吆喝：“植入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捡起写着“你很棒！”的硬纸盒——它透明的保护膜闪闪发光，上面留着汗渍的指纹。我麻木地想：只要我买了它、用了它，我就会觉得我很棒。再多的相反证据都不能改变我的想法，从现实物理上看就绝对不可能。我把它放回货架，紧挨着“爱你自己十亿次”和“瞬间拥有强大意志，瞬间拥有财富”。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而来，也知道我要的东西不会摆出来。但我还是稍微浏览了一会儿，部分原因是我确实很好奇，部分原因是想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我可以理清纷乱的思绪，恢复理智，然后逃离这个地方。
“联觉”的封面上是一个满脸狂喜的男人，他的舌头上是一道彩虹，音乐五线谱刺入眼球。旁边是“超级头脑大轰炸”，宣称让你进入“无比奇异的精神状态，即使你经历了，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植入技术的发展，最初是为了让商人和游客立即拥有所需的语言技能，后来因为销售不佳，被一家从事娱乐业的巨型企业收购，之后便出现了首批面向大众的植入品：一种结合了电子游戏和迷幻药的东西。这些年来，植入品的类型越来越多，可以按照顾客需要，以种种方式麻醉、扭曲头脑的功能。但就算投身这股潮流，能投入的深度终究还是有限的。把你的神经联结搞乱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享受这种奇异感觉的你就不复存在了。回复常态以后，植入物的使用者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新一代植入品被称为“公理”，首批产品全都跟性有关。从技术上说，这显然是最容易打开市场的地方。我走到色情商品区，看看货架上有什么，至少瞧瞧能合法地摆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同性恋、异性恋、自淫、恋物癖、身体各部位色情癖。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人愿意重新安排自己大脑的回路，让自己产生如此疯狂的迷恋；如果没有这种植入物，他们本来会觉得这种想法可憎可恶，荒谬可笑，或者无聊之极。为了服从伴侣的要求？也许吧，但即使如此，如此极端的服从也是难以想象的，无法有效地解释植入品市场的规模何以变得如此庞大。或者，这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将自己某种隐秘的性需求明确化。没有植入物的话，这种需求只是暗暗存在于他们心头，让他们念念不忘，苦恼不堪。植入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压抑自我，他们将不再犹豫，不再厌恶自身的欲望。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形，对某种东西既想要又不想要。这种矛盾的需求太折磨人了。我明白这一点，十分明白。
下一个货架是宗教相关内容，从阿米什信徒到禅宗，应有尽有。（用植入技术使自己成为反对技术发展的阿米什信徒，这看似矛盾，其实完全不成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植入物都能让用户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居然还有一种植入品名曰“俗世人道主义”（“你将拥有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没有任何植入品叫作“犹豫不决的不可知论”。很显然，怀疑在这儿没有市场。一旦植入，你就会坚信不疑。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徘徊不前。只消五十美元，我就能把早已抛弃的儿时的天主教信仰买回来。当然，教堂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至少，官方不允许这种事。可是，是谁在为这些产品提供补贴呢？深究下去的话，一定很有意思。）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念头并没有真的吸引我。宗教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但不是以我希望的方式，而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对我来说，植入品的使用不会偷走我的自由意志，相反，它会帮我恢复自由意志。
最终，我下定决心，走近柜台。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先生。”一个年轻人向我露出灿烂的笑容。真诚的灿烂，好像他真的喜欢这份工作一样。我是指，真的，真的。
“我来取一份定制货物。”
“请问您的名字？先生。”
“卡弗·马克。”
他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出一个包裹。还好没敞露在外，外面包着不显眼的棕色包装纸——谢天谢地！我用现金支付，事先预备好的，连零钱都算好了：399.95美元。二十秒钟，交易完成。
我离开商店。如释重负、胜利的喜悦加上筋疲力尽，让我觉得头晕眼花。总算把这该死的东西买到了。如今它就在我手里，而且没有把别的任何人牵扯进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考虑是否使用它。
朝火车站方向走了几个街区以后，我下定决心，把包裹扔进了一个垃圾箱。但我马上又转身把它取了回来。我路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觉得他们的眼睛正从透明面甲后面盯着我。但我拿着的东西完全合法。这种植入品是使用者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之下决定使用的，目的是让自己产生某种特定的信念。同样的信念完全可能不经植入、自然产生。政府既然不能把后面这种人统统抓起来，又怎么可能查禁这种植入品呢？话虽如此，要抓的话其实还是易如反掌，因为法律用不着考虑逻辑。但植入品制造商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公众，让大家相信，只要限制他们的产品，下一步就是更加可怕的“思想警察”。
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不住地颤抖不已。我把包裹放在餐桌上，开始来回踱步。
这不是为了艾米，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仍旧爱着她，仍旧在为她哀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她。我不能用谎言玷污有关她的回忆。
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她。已经五年了，我不愿让我的人生仍旧被已经失去意义、毫无用处的爱和忏悔所控制。这一点无可厚非。 她死于一次持枪抢劫银行事件，她是人质之一。安保摄像头被破坏了，除了匪徒，每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脸朝下趴在地上，所以我一直没有弄清他们为什么杀她。她肯定是动了，做了某种小动作，抬头张望……总之做了些什么。即使在我最悲愤的时刻，我也没想过她之所以被杀，不过是因为有人一时心血来潮，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知道是谁扣下了扳机。法庭没有公布这个信息，但警察局的一个职员把情报卖给了我。凶手的名字叫帕特里克·安德森。他当上了控方证人，让同伙判了无期徒刑，自己的刑期却减至七年。
我求助于媒体。一个令人厌恶的司法节目名嘴接过了这个素材，在无线电上狂吹了一周。节目里充斥着他的自吹自擂，冲淡了事实。然后，他厌倦了，转向了别的话题。
五年后的今天，安德森已经假释出狱九个月了。
好吧，那又怎样？这样的事总在发生。如果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起这种遭遇，我会很同情，同时态度坚定：“忘记她，她已经死了；也忘掉那个垃圾。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但我既没能忘记她，也没能忘记杀她的人。我爱她，我身体中理性的部分让我咽下、接受她的死亡，其余的部分却仍在痉挛，仿佛被砍掉脑袋的蛇。别人若处在同样状况下，会把屋子变成神龛，把每面墙、每个壁炉摆满照片和纪念品，每天在她坟前摆放新鲜的花束，每晚都边看过去的家庭电影边喝酒直到醉倒。我没有那样做，我不能。那种做法太夸张、太假。我和她都同样讨厌这种做作的伤感。我只保留了一张照片。我们没有录制家庭电影。我每年只去扫一次墓。
但这种克制仅仅是表面现象。在我的脑子里，我怎么也放不下艾米的死，这种执念越来越严重。我不想这样，这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压根儿没有培育和鼓励这种想法的意思。我没有保存庭审记录。如果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我会转身离开。我埋头工作，闲暇时读书，或者看电影，一个人。我想过找一个新伴侣，但从没有付诸行动，总是不断推迟。以后再说吧，等我能够再次恢复人性的时候再说——无限推迟。
每个晚上，那场事故的细节总是萦绕脑海。我上千次设想我“也许可以做些什么”，从而挽回她的生命。比如，从一开始，我不和她结婚（因为我的工作，我们才搬到悉尼）。又或者我可以神奇地出现在杀手盯上的那家银行里，把那家伙打昏，甚至打死。我知道这些幻想没有任何用处。这是自我沉沦，也救不了我。有时我会服用安眠药，但只是将深夜的痛苦转移到了白天，让我完全没法工作（就算有计算机帮忙，空中交通管制员也不能做白日梦吧）。
我必须做些什么。
复仇吗？只有道德堕落者才追求复仇。而我，我曾在提交聯合国、呼吁全世界无条件废除死刑的请愿书上签名。那时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同样这么想：剥夺人的生命是错误的。我从儿时起就真诚地秉承这种信念。一开始，这也许源自宗教教义，但长大成人以后，抛弃宗教观念中的种种糟粕以后，我仍旧对此坚信不疑。我认为，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为数不多的值得坚守的信念之一。除开现实原因之外，于我而言，人类的意识始终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叹、最神奇、最神圣的东西。就算这种观念来自我的教养吧，就算它源自我的基因吧，总之，我不可能放弃这种信念，就像我不可能相信一加一等于零。
只要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十秒钟内，他们就会设想出某种场景：千百万人会在语言无法描述的痛苦中死去，你爱的人会遭到强奸和折磨——如果你不把某人的脑袋打开花的话（他们还总会编出个理由，说你不能只是打伤那个穷凶极恶搞种族灭绝的疯子）。如果你承认：对，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干的，我会杀人——他们就会更加瞧不起你。这一点真是有意思。
但安德森显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搞种族灭绝的疯子。我不知道安德森是否会再次杀人。至于那个人会不会改造成好人，童年受没受过虐待，凶手暴戾的外表下是不是藏着一个温柔善良的他——这一切我更是全不关心，毫不在乎。但我仍然坚信，我不能杀了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但我还是买了一把枪。这一步很容易，而且合法。也许计算机没能把我的购枪申请和杀死我妻子的罪犯获释联系起来。也许它查到了这种关联，做出的判断却是无关紧要。
我加入了一个“运动”俱乐部。那里的人每周花三个小时，全神贯注地朝做成人形的移动靶开枪射击。这是一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像击剑一样无害——我练习了很久，才能不动声色地把这句话说出口。
从俱乐部成员那里购买隐形弹药是违法的。那种子弹击中目标时会蒸发掉，不留下任何弹道痕迹，让人追查到某一把特定的武器。我查了法庭记录：拥有这种武器的平均判罚是罚款五百美元。消音器同样是违法的，对拥有者的处罚与之相似。
每天晚上，我都会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过一遍。每天晚上，我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再怎么精心准备，我也不会去杀死任何人。一部分的我想这么做，另一部分的我不想这么做。我清楚地知道哪一方更为强大。我会在自己的余生中梦想着杀死那个人，同时清楚地知道，再多的仇恨、悲伤和绝望都无法让我做出违反我天性的事情。
我打开包装纸，还以为里面有个耀眼的包装，冷笑着的肌肉男手持冲锋枪之类。但包装却是平淡无奇，灰扑扑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产品型号和经销商克洛克沃克·奥查德的名字。
我是通过网络目录订购这东西的。通过一个投币终端机进入网站，用“马克·卡弗”的名字，要求商品送到位于悉尼查茨伍德区的一家植入商品店离我家很远的分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全是因为我诞妄症大发作。购买这个植入品，我感到自己的紧张感和负罪感要远远大于购买枪支弹药。其实既然植入是合法的，那么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合法的。
商品分类目录对这东西的描述以这样一句话开始：生命是廉价的！然后是用同样的语气反复念叨的几句：人不过是一堆肉，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毫无价值。广告上说什么无关紧要。广告不是植入品，不会变成在我脑子里不断响起的几个烂句子。就算那样，我照样可以嘲笑它们，或者干脆不理睬它们。这些广告文句也不会成为大脑中的某种具有权威性的教条，真要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挑它的毛病，不听它们的吩咐。这种被称为公理的植入品来自对真人大脑的神经进行分析得出的数据，并不以语言表述为基础。它宣示的法令，不重文字表述，重视的是法令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人无法抗拒的，必将得到贯彻。 我打开纸箱，里面有一本说明小册子，用十七种语言写成。还有一个编程器，一个植入器，一把镊子。植入品本身封在一个上面标着“未开封无菌”的塑料泡里，看起来就像一块小小的碎石。
我以前没用过，但我在全息投影中见过上千次。把这东西放进编程器里，“唤醒”它，然后告诉它你希望它运作多长时间。至于植入器，只有新手才用得上。老手只需要把植入品在小指尖上放好，然后优雅地塞进鼻孔里，随便哪一只鼻孔都行。
植入品会钻进大脑，派出一大群纳米机器去四下探索，建立与相关神经系统的联系，然后运行。运行时间依照事先的命令，从一小时到无限都可以。其功效各不相同，全看它是怎么设计、编制的：让你的左膝盖体验多重高潮，让你觉得蓝颜色的滋味就像久违的母乳，又或者把某个信念嵌入你的脑海：我必定成功。我享受我的工作。死后可以重生。没人在贝尔森集中营里死去。四条腿的动物都是好的，两条腿的人都是坏的……
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包装箱，把它塞进一个抽屉里，吃了三片安眠药，然后去睡觉。
也许是因为懒惰吧，做选择时，我总是倾向于那些可以让自己一劳永逸的选项：一旦选定，今后就不用再次面对同样的选择了。反复折磨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简直太没效率了。不使用这个植入品，意味着我将不断做出不使用的决定，一天又一天，直到生命结束。
或许，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这种荒唐玩具会起作用。又或许，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杀人的信念不同于他人的信念，格外坚定，好像镌刻在某个抽象的牌匾上，在某个精神空间里高高悬挂，任何机器都无法企及。
又或者，我是想要一些道德上的托词，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杀死安德森，却仍然相信真正的我永远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至少，我确定一件事，我不是因为艾米才这样做的。
第二天，我黎明时分就醒了。其实我完全不需要这么早起床，我正在休一个月的年假。我穿衣，吃早餐，然后打开植入品，仔细地读起了说明书。
我没有着意选什么最合适的时机。我撕开塑料泡，用镊子把那小小的植入品放入编程器中给它预留的位置。
编程器说：“你说英语吗？”很像我工作的飞行控制台发出的声音。音色低沉，但没有性别之分；很商业化，但又不是粗鲁的机器声——还有，绝不会让人误认为人声。
“是的。”
“你想为这个植入品编制程序吗？”
“是的。”
“请设定运行时间。”
“三天。”我确定三天足够了。如果不够，我会把这整件事一笔勾销，抛在脑后。
“这一植入品将于植入后运行三天，正确吗？”
“是的。”
“植入品已准备就绪，现在时间是上午七点四十三分，请在上午八点四十三分之前插入植入品，否则会自行失效并需重新设定程序。请您享用产品，勿随意抛置产品包装。”
我把植入品放在植入器里。我犹豫了，但只犹豫了一会儿。现在不是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痛苦了数月之久，已经受够了。再犹豫不决，我就得定制第二份植入品，好让自己下定决心使用第一份。我不是在犯罪，离犯罪远着呢。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生命没有什么可贵的，但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是杀人凶手呢？接下来的三天只会让我看到一点：接受这种观念以后，我会怎么做。蔑视生命的观念将像硬件一样嵌入我的头脑，但却并不一定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把植入器放在左鼻孔下，按下释放按钮。除了一瞬间的针刺感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想，艾米会因此鄙视我。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震，但震动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艾米已经死了，推测她的反应，又有什么用呢。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再伤害到她了，胡思乱想只会让人发疯。
我试图审视自己心态的变化，但根本做不到。你不可能每三十秒自省一次，检测自己的道德水准。我之所以认定自己不肯杀人，是基于几十年的观察。更进一步说，这种自我评价、这种自我形象，它既是我的行为、观念的原因所在，又是这些行为与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植入品除了会对我的大脑做出物理改变，还打破了上述回路，向我提供另一番理由，使我做出其他情况下我绝不相信自己会做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自己灌醉，分散注意力，让自己不再乱想那些微型机器在我头盖骨里爬来爬去的样子。这是个大错误。酒精让我陷入狂想。我不大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我在浴室镜子前大喊大叫：“哈尔违反了机器人第一法则！哈尔违反了机器人第一法则！①”然后就是大吐特吐。
午夜之后，我醒了，躺在浴室地板上。我吃了一片醒酒药，五分钟后便不再头痛恶心。我冲了个澡，穿上干净的衣服。之前我专门买了一件夹克，准备干这件事的时候穿。它有个能藏枪的内袋。
我仍然说不清那东西是不是真的生效了，抑或它只是相當于安慰剂。我大声问自己：“人的生命神圣吗？杀人是错的吗？”可我无法把思维集中在这上面，也很难相信从前的我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这种想法就像深奥的数学理论一样难以捉摸，难以理解。一想到将那个计划付诸实行，我的胃便翻腾不已。但那只是单纯的害怕，而非道德上的愤怒。那个植入品的设计功用就不是为了让我变得勇敢、冷静和果断。我真该把能赋予我这些品质的植入品一并买下，但那就相当于作弊了。
我让一个私人侦探调查过安德森。他现在是萨里山一家夜总会的打手，除了星期天，他每晚都上班。他住在夜总会附近，通常在凌晨四点钟左右走路回家。我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他住的排屋，还开车经过了几次。他单独住，有一个情人，但他们总去她的住处幽会，时间都是下午或傍晚。
我给枪装上子弹，放在夹克里，然后盯着镜子看了半小时，看看那隆起的地方会不会被人看出来。我想喝杯酒，但又忍住了。我打开收音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竭力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就算现在我不觉得取走一条生命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仍然可能送掉自己的性命，或者进监狱。植入品并没有让我不关心自己的命运。 我去得太早，不得不兜了个大圈子来耗掉时间。尽管如此，我把车停在安德森住处一公里外的地方时，也不过是三点十五分。剩下的路程我走着去。几辆汽车和的士驶过身旁，我竭力让自己放松，但努力太过，肢体语言反而让我更像个罪犯或者偏执狂了——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好在没有哪个正常的司机会注意这些、在乎这些，我也没有看到一辆警察巡逻车。
我走到安德森的房子前。这里没有任何可以隐藏遮挡的东西。没有花园，没有树，没有篱笆——我事先了解过。我选了一栋街对面的房子，没有正对着安德森家，在前面的台阶上坐下。如果屋主出现，我会假装喝醉，踉跄着走开。
我坐着等。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温暖，安静，天气晴朗，但因为城市的灯光，天上看不见星星，一片灰暗。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不必这样做，你不必非得做完这件事。那为什么我还待着不动不肯离开呢？只为了让自己不再一夜夜难以成眠？这个想法太可笑了。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我杀了安德森，这件事必将折磨我，如同艾米死时我毫无作为这件事一样折磨着我。
为什么我还待在这里？这与植入品没有关系，它至多不过是消除了我心理上的不安，它并没有强迫我去做任何事。
那又是为什么？说到底，我想这是诚实与否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很想杀了安德森。无论之前我多么排斥这种看法，这仍旧是我的真实想法。任何别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伪善和自欺。
差五分钟四点的时候，我听到了街上传来的脚步声。我转过身来，暗自希望看到的是别人，或者看到安德森正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但我看到的正是安德森，而且是一个人。我一直等着，直到他离他家门口的距离跟我离他家门口一样远，这才起身走过去。他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就忽略我了。我却不同，纯粹的恐惧震撼了我——自从庭审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本人，我忘了他有多强壮。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慢下来，可我走近他的时间仍然比想象的要早。我穿着轻便耐磨的橡胶底鞋子，他穿着笨重的靴子，我穿过街道拐了个弯走向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没有听到我的心跳声，没有闻到我的汗臭味。离门口只差几米了，我掏出了手枪。他回过头，脸上只有冷漠的好奇，仿佛他看到的是一条狗或者一片风吹来的垃圾。他转过身来面对我，皱着眉头。我站在那里，用枪指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最后他说：“你他妈的想要什么？我钱包里有两百美元，后兜里。”
我摇摇头。“开门，双手抱头，踢开门，别妄想把我关在门外。”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服从了。
“现在进去。仍然双手抱头，走五步，就这样。大声数出来，我在你正后方跟着。”
他数到四的时候，我摸到了门厅灯的开关，然后关上房门。关门声吓了我一跳。安德森就在我前面，我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这人是一个凶狠的杀手，而我，从八岁起就没有挥过拳头。那把枪真的可以保护我吗？他把手放在头上，手臂和肩膀的肌肉隆起，在衬衫外面凸显出来。我应该现在就开枪，朝后脑一枪。这是处决，不是决斗。如果我有什么疯疯癫癫的念头，比如荣誉感什么的，我就不该带着枪来，而是赤手空拳，由着他大卸八块。
我说：“左转。”左边是起居室，我跟着他走进去，打开灯。“坐。”我站在门口，他坐在房间里唯一一把椅子上。有一会儿，我感到晕眩，看到的东西全都歪歪倒倒。但我想我应该没有动，也没有跌倒或摇晃。如果我摇晃了，他肯定会冲过来。
“你想要什么？”他问。
我曾为这个问题想了许多。我上千次设想过这个场景，但我记不住细节，只记得我常常假设安德森认出了我，然后立即开始找借口，解释杀人动机。
最后，我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妻子。”
“我没有杀你妻子，杀你妻子的是米勒。”
我摇摇头，“你没说真话，我知道。警察告诉我了，用不着撒谎，我知道。”
他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大发雷霆，大吼大叫。但我知道，就算手里握着枪，来那么一出也只会显得可笑，而不是可怕。我还可以用枪当棍子打他，但实话实说，我害怕靠近他。
所以，我一枪打在他脚上。他怪叫一声，破口大骂，弯下腰查看伤口。“操你妈！”他喘息着，“操你妈！”他抱着脚来回跳。“我要打断你这混蛋的脖子！我要杀了你！”从他靴子的弹孔里流出了一点血，但比电影上演的少多了。我听说这种会挥发的隐形子弹有一种烧灼效果，见血较少。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要杀我妻子？”
看他的样子，恼怒和憎恨远胜于害怕，但总算不是刚才那副冷淡模样了。“就那样，”他说，“就那么发生了，跟别的事一样。”
我摇头，恼起来，“不，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动了一下，想脱掉靴子，接着想想还是穿着好。“我们的活儿干得不顺利。那儿有个定时锁，几乎没现金，简直糟透了。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再次摇摇头，不确定他是笨，还是在拖延时间。“不要只告诉我那件事发生了。我要知道为什么发生，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跟我一样沮丧，他摸了一把头发，瞪着我。他开始冒汗了，但我不知道是出于痛苦还是出于害怕。“你想要我说什么？我发火了，好了吧？活儿弄砸了，我他妈的发火了，她刚好在那儿，好了吧？”
晕眩再次袭来我，但这次没有平息。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是笨，他说的是实话。我上班时也发过火，还砸了个咖啡杯。更丢人的是，有一次跟艾米吵架时，我甚至还踢了家里的狗。为什么？我他妈的发火了，她刚好在那儿。
我盯着安德森，感到自己傻笑起来。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我明白，我明白了我对艾米的种种感情是多么荒谬。那些所谓的“爱”、“悔恨”，完全是笑话。她不过是一堆肉，她不是东西。五年积累的痛苦霍然蒸发，让我身心舒爽，陶醉不已。我抬起手臂，缓缓转圈。安德森跳起来扑向我。我朝他的胸膛开火，直到子弹打光。然后我跪倒在他身边。他死了。
我把枪放回夹克。枪管还是热的。我还记得要用手帕包着手开门。我还以为门口会聚起一群人，但没人听到枪声，安德森的叫喊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离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一辆巡逻警车出现在拐角处。靠近我的时候，它慢得几乎要停下来。我目视前方。我听到发动机空转，然后车停下了。我继续走着，等着警察的叫喊。我想，如果他们搜身搜出那把枪，那我就承认了。延续痛苦毫无意义。
但是，发动机重新响起，继而加快转速，巡逻车呼啸而去。
也许我不是最引人怀疑的嫌疑人。我不知道安德森出狱后又卷入了什么事件，也许除我之外，还有上千个人有更好的理由想要他死。也许当警察问完他们之后，会找到我，问问那天晚上我在做什么。但已经过了一个月，警察还是没有上门。看样子，他们并不在乎他的死活。
聚集在门口仍旧是同样的一群年轻人，看到我，他们还是跟上次一样，做出恶心的样子。我心想，他们植入大脑的时尚和音乐爱好是设定为一两年后自动失效吗？还是他们将终生追随，至死方休。这种事真是禁不起细想。
这一次，我没有到处浏览，而是毫不迟疑，径直走到售货柜前。
这一次，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我那天晚上的感受：坚定不移地相信艾米的死——更別提安德森的死了——无关紧要，就像一只苍蝇或者变形虫的死一样，就像打碎一只咖啡杯、踢了一条狗一样。
我的一个错误是，我以为那次顿悟会因为植入品的失效而消失。它没有消失，只是被怀疑和犹疑削弱了效果，被我从前所信奉的那些可笑的信仰和教条弄得含混了，模糊了。但我还记得植入品带给我的那份平和，那股如释重负的、欣喜的洪流。我想要回它。不仅仅是三天，而是我的整个余生。
杀了安德森不是什么“诚实”，不是什么“直面真我”。直面真我，意味着与我内心的种种矛盾冲动共存，接受脑海里的多种声音，接受混乱和怀疑。但现在已经太迟了。品尝过确定无疑带来的自由之感以后，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没有它。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先生。”售货员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当然，内心深处，仍有一个我觉得我将要做的事完全无法接受，令人憎厌。
没关系，这种感受不会持续太久了。
【责任编辑：李克勤】
① 尔：《2001太空漫游》中的机器人。第一法则指的是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中的第一条：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我挤过那群游荡在植入商品店门口的年轻人。这些人肯定巴不得能碰上哪个全息新闻采访小组，问他们为什么不待在学校里。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假装呕吐，仿佛过了青春期、穿得像公司职员的人都会让他们恶心欲吐似的。
好吧，也許真是这样。
里面几乎一片荒凉。这地方很像视频光盘店，同样的货物展示架，许多经销商的商标都是一样的。货物架上标着分类标签：“幻觉剂”；“冥想与治愈”；“成功学”；“语言与实践技能”。每一种移植品都不大，直径不过半毫米，却被塞在大小像老式书本那样的包装里，配着花哨的插图，几句来自营销宝典的陈腐广告，或者到处卖广告的名人头像：“变成上帝！变成宇宙！”“终极见识！终极知识！终极之旅！”还有那句恒古不变的吆喝：“植入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捡起写着“你很棒！”的硬纸盒——它透明的保护膜闪闪发光，上面留着汗渍的指纹。我麻木地想：只要我买了它、用了它，我就会觉得我很棒。再多的相反证据都不能改变我的想法，从现实物理上看就绝对不可能。我把它放回货架，紧挨着“爱你自己十亿次”和“瞬间拥有强大意志，瞬间拥有财富”。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而来，也知道我要的东西不会摆出来。但我还是稍微浏览了一会儿，部分原因是我确实很好奇，部分原因是想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我可以理清纷乱的思绪，恢复理智，然后逃离这个地方。
“联觉”的封面上是一个满脸狂喜的男人，他的舌头上是一道彩虹，音乐五线谱刺入眼球。旁边是“超级头脑大轰炸”，宣称让你进入“无比奇异的精神状态，即使你经历了，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植入技术的发展，最初是为了让商人和游客立即拥有所需的语言技能，后来因为销售不佳，被一家从事娱乐业的巨型企业收购，之后便出现了首批面向大众的植入品：一种结合了电子游戏和迷幻药的东西。这些年来，植入品的类型越来越多，可以按照顾客需要，以种种方式麻醉、扭曲头脑的功能。但就算投身这股潮流，能投入的深度终究还是有限的。把你的神经联结搞乱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享受这种奇异感觉的你就不复存在了。回复常态以后，植入物的使用者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新一代植入品被称为“公理”，首批产品全都跟性有关。从技术上说，这显然是最容易打开市场的地方。我走到色情商品区，看看货架上有什么，至少瞧瞧能合法地摆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同性恋、异性恋、自淫、恋物癖、身体各部位色情癖。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人愿意重新安排自己大脑的回路，让自己产生如此疯狂的迷恋；如果没有这种植入物，他们本来会觉得这种想法可憎可恶，荒谬可笑，或者无聊之极。为了服从伴侣的要求？也许吧，但即使如此，如此极端的服从也是难以想象的，无法有效地解释植入品市场的规模何以变得如此庞大。或者，这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将自己某种隐秘的性需求明确化。没有植入物的话，这种需求只是暗暗存在于他们心头，让他们念念不忘，苦恼不堪。植入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压抑自我，他们将不再犹豫，不再厌恶自身的欲望。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形，对某种东西既想要又不想要。这种矛盾的需求太折磨人了。我明白这一点，十分明白。
下一个货架是宗教相关内容，从阿米什信徒到禅宗，应有尽有。（用植入技术使自己成为反对技术发展的阿米什信徒，这看似矛盾，其实完全不成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植入物都能让用户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居然还有一种植入品名曰“俗世人道主义”（“你将拥有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没有任何植入品叫作“犹豫不决的不可知论”。很显然，怀疑在这儿没有市场。一旦植入，你就会坚信不疑。
有那么一两分钟，我徘徊不前。只消五十美元，我就能把早已抛弃的儿时的天主教信仰买回来。当然，教堂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至少，官方不允许这种事。可是，是谁在为这些产品提供补贴呢？深究下去的话，一定很有意思。）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念头并没有真的吸引我。宗教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但不是以我希望的方式，而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对我来说，植入品的使用不会偷走我的自由意志，相反，它会帮我恢复自由意志。
最终，我下定决心，走近柜台。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先生。”一个年轻人向我露出灿烂的笑容。真诚的灿烂，好像他真的喜欢这份工作一样。我是指，真的，真的。
“我来取一份定制货物。”
“请问您的名字？先生。”
“卡弗·马克。”
他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出一个包裹。还好没敞露在外，外面包着不显眼的棕色包装纸——谢天谢地！我用现金支付，事先预备好的，连零钱都算好了：399.95美元。二十秒钟，交易完成。
我离开商店。如释重负、胜利的喜悦加上筋疲力尽，让我觉得头晕眼花。总算把这该死的东西买到了。如今它就在我手里，而且没有把别的任何人牵扯进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考虑是否使用它。
朝火车站方向走了几个街区以后，我下定决心，把包裹扔进了一个垃圾箱。但我马上又转身把它取了回来。我路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觉得他们的眼睛正从透明面甲后面盯着我。但我拿着的东西完全合法。这种植入品是使用者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之下决定使用的，目的是让自己产生某种特定的信念。同样的信念完全可能不经植入、自然产生。政府既然不能把后面这种人统统抓起来，又怎么可能查禁这种植入品呢？话虽如此，要抓的话其实还是易如反掌，因为法律用不着考虑逻辑。但植入品制造商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公众，让大家相信，只要限制他们的产品，下一步就是更加可怕的“思想警察”。
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不住地颤抖不已。我把包裹放在餐桌上，开始来回踱步。
这不是为了艾米，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仍旧爱着她，仍旧在为她哀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她。我不能用谎言玷污有关她的回忆。
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她。已经五年了，我不愿让我的人生仍旧被已经失去意义、毫无用处的爱和忏悔所控制。这一点无可厚非。 她死于一次持枪抢劫银行事件，她是人质之一。安保摄像头被破坏了，除了匪徒，每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脸朝下趴在地上，所以我一直没有弄清他们为什么杀她。她肯定是动了，做了某种小动作，抬头张望……总之做了些什么。即使在我最悲愤的时刻，我也没想过她之所以被杀，不过是因为有人一时心血来潮，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知道是谁扣下了扳机。法庭没有公布这个信息，但警察局的一个职员把情报卖给了我。凶手的名字叫帕特里克·安德森。他当上了控方证人，让同伙判了无期徒刑，自己的刑期却减至七年。
我求助于媒体。一个令人厌恶的司法节目名嘴接过了这个素材，在无线电上狂吹了一周。节目里充斥着他的自吹自擂，冲淡了事实。然后，他厌倦了，转向了别的话题。
五年后的今天，安德森已经假释出狱九个月了。
好吧，那又怎样？这样的事总在发生。如果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起这种遭遇，我会很同情，同时态度坚定：“忘记她，她已经死了；也忘掉那个垃圾。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但我既没能忘记她，也没能忘记杀她的人。我爱她，我身体中理性的部分让我咽下、接受她的死亡，其余的部分却仍在痉挛，仿佛被砍掉脑袋的蛇。别人若处在同样状况下，会把屋子变成神龛，把每面墙、每个壁炉摆满照片和纪念品，每天在她坟前摆放新鲜的花束，每晚都边看过去的家庭电影边喝酒直到醉倒。我没有那样做，我不能。那种做法太夸张、太假。我和她都同样讨厌这种做作的伤感。我只保留了一张照片。我们没有录制家庭电影。我每年只去扫一次墓。
但这种克制仅仅是表面现象。在我的脑子里，我怎么也放不下艾米的死，这种执念越来越严重。我不想这样，这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压根儿没有培育和鼓励这种想法的意思。我没有保存庭审记录。如果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我会转身离开。我埋头工作，闲暇时读书，或者看电影，一个人。我想过找一个新伴侣，但从没有付诸行动，总是不断推迟。以后再说吧，等我能够再次恢复人性的时候再说——无限推迟。
每个晚上，那场事故的细节总是萦绕脑海。我上千次设想我“也许可以做些什么”，从而挽回她的生命。比如，从一开始，我不和她结婚（因为我的工作，我们才搬到悉尼）。又或者我可以神奇地出现在杀手盯上的那家银行里，把那家伙打昏，甚至打死。我知道这些幻想没有任何用处。这是自我沉沦，也救不了我。有时我会服用安眠药，但只是将深夜的痛苦转移到了白天，让我完全没法工作（就算有计算机帮忙，空中交通管制员也不能做白日梦吧）。
我必须做些什么。
复仇吗？只有道德堕落者才追求复仇。而我，我曾在提交聯合国、呼吁全世界无条件废除死刑的请愿书上签名。那时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同样这么想：剥夺人的生命是错误的。我从儿时起就真诚地秉承这种信念。一开始，这也许源自宗教教义，但长大成人以后，抛弃宗教观念中的种种糟粕以后，我仍旧对此坚信不疑。我认为，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为数不多的值得坚守的信念之一。除开现实原因之外，于我而言，人类的意识始终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叹、最神奇、最神圣的东西。就算这种观念来自我的教养吧，就算它源自我的基因吧，总之，我不可能放弃这种信念，就像我不可能相信一加一等于零。
只要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十秒钟内，他们就会设想出某种场景：千百万人会在语言无法描述的痛苦中死去，你爱的人会遭到强奸和折磨——如果你不把某人的脑袋打开花的话（他们还总会编出个理由，说你不能只是打伤那个穷凶极恶搞种族灭绝的疯子）。如果你承认：对，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干的，我会杀人——他们就会更加瞧不起你。这一点真是有意思。
但安德森显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搞种族灭绝的疯子。我不知道安德森是否会再次杀人。至于那个人会不会改造成好人，童年受没受过虐待，凶手暴戾的外表下是不是藏着一个温柔善良的他——这一切我更是全不关心，毫不在乎。但我仍然坚信，我不能杀了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但我还是买了一把枪。这一步很容易，而且合法。也许计算机没能把我的购枪申请和杀死我妻子的罪犯获释联系起来。也许它查到了这种关联，做出的判断却是无关紧要。
我加入了一个“运动”俱乐部。那里的人每周花三个小时，全神贯注地朝做成人形的移动靶开枪射击。这是一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像击剑一样无害——我练习了很久，才能不动声色地把这句话说出口。
从俱乐部成员那里购买隐形弹药是违法的。那种子弹击中目标时会蒸发掉，不留下任何弹道痕迹，让人追查到某一把特定的武器。我查了法庭记录：拥有这种武器的平均判罚是罚款五百美元。消音器同样是违法的，对拥有者的处罚与之相似。
每天晚上，我都会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过一遍。每天晚上，我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再怎么精心准备，我也不会去杀死任何人。一部分的我想这么做，另一部分的我不想这么做。我清楚地知道哪一方更为强大。我会在自己的余生中梦想着杀死那个人，同时清楚地知道，再多的仇恨、悲伤和绝望都无法让我做出违反我天性的事情。
我打开包装纸，还以为里面有个耀眼的包装，冷笑着的肌肉男手持冲锋枪之类。但包装却是平淡无奇，灰扑扑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产品型号和经销商克洛克沃克·奥查德的名字。
我是通过网络目录订购这东西的。通过一个投币终端机进入网站，用“马克·卡弗”的名字，要求商品送到位于悉尼查茨伍德区的一家植入商品店离我家很远的分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全是因为我诞妄症大发作。购买这个植入品，我感到自己的紧张感和负罪感要远远大于购买枪支弹药。其实既然植入是合法的，那么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合法的。
商品分类目录对这东西的描述以这样一句话开始：生命是廉价的！然后是用同样的语气反复念叨的几句：人不过是一堆肉，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毫无价值。广告上说什么无关紧要。广告不是植入品，不会变成在我脑子里不断响起的几个烂句子。就算那样，我照样可以嘲笑它们，或者干脆不理睬它们。这些广告文句也不会成为大脑中的某种具有权威性的教条，真要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挑它的毛病，不听它们的吩咐。这种被称为公理的植入品来自对真人大脑的神经进行分析得出的数据，并不以语言表述为基础。它宣示的法令，不重文字表述，重视的是法令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人无法抗拒的，必将得到贯彻。 我打开纸箱，里面有一本说明小册子，用十七种语言写成。还有一个编程器，一个植入器，一把镊子。植入品本身封在一个上面标着“未开封无菌”的塑料泡里，看起来就像一块小小的碎石。
我以前没用过，但我在全息投影中见过上千次。把这东西放进编程器里，“唤醒”它，然后告诉它你希望它运作多长时间。至于植入器，只有新手才用得上。老手只需要把植入品在小指尖上放好，然后优雅地塞进鼻孔里，随便哪一只鼻孔都行。
植入品会钻进大脑，派出一大群纳米机器去四下探索，建立与相关神经系统的联系，然后运行。运行时间依照事先的命令，从一小时到无限都可以。其功效各不相同，全看它是怎么设计、编制的：让你的左膝盖体验多重高潮，让你觉得蓝颜色的滋味就像久违的母乳，又或者把某个信念嵌入你的脑海：我必定成功。我享受我的工作。死后可以重生。没人在贝尔森集中营里死去。四条腿的动物都是好的，两条腿的人都是坏的……
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包装箱，把它塞进一个抽屉里，吃了三片安眠药，然后去睡觉。
也许是因为懒惰吧，做选择时，我总是倾向于那些可以让自己一劳永逸的选项：一旦选定，今后就不用再次面对同样的选择了。反复折磨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简直太没效率了。不使用这个植入品，意味着我将不断做出不使用的决定，一天又一天，直到生命结束。
或许，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这种荒唐玩具会起作用。又或许，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杀人的信念不同于他人的信念，格外坚定，好像镌刻在某个抽象的牌匾上，在某个精神空间里高高悬挂，任何机器都无法企及。
又或者，我是想要一些道德上的托词，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杀死安德森，却仍然相信真正的我永远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至少，我确定一件事，我不是因为艾米才这样做的。
第二天，我黎明时分就醒了。其实我完全不需要这么早起床，我正在休一个月的年假。我穿衣，吃早餐，然后打开植入品，仔细地读起了说明书。
我没有着意选什么最合适的时机。我撕开塑料泡，用镊子把那小小的植入品放入编程器中给它预留的位置。
编程器说：“你说英语吗？”很像我工作的飞行控制台发出的声音。音色低沉，但没有性别之分；很商业化，但又不是粗鲁的机器声——还有，绝不会让人误认为人声。
“是的。”
“你想为这个植入品编制程序吗？”
“是的。”
“请设定运行时间。”
“三天。”我确定三天足够了。如果不够，我会把这整件事一笔勾销，抛在脑后。
“这一植入品将于植入后运行三天，正确吗？”
“是的。”
“植入品已准备就绪，现在时间是上午七点四十三分，请在上午八点四十三分之前插入植入品，否则会自行失效并需重新设定程序。请您享用产品，勿随意抛置产品包装。”
我把植入品放在植入器里。我犹豫了，但只犹豫了一会儿。现在不是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痛苦了数月之久，已经受够了。再犹豫不决，我就得定制第二份植入品，好让自己下定决心使用第一份。我不是在犯罪，离犯罪远着呢。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生命没有什么可贵的，但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是杀人凶手呢？接下来的三天只会让我看到一点：接受这种观念以后，我会怎么做。蔑视生命的观念将像硬件一样嵌入我的头脑，但却并不一定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把植入器放在左鼻孔下，按下释放按钮。除了一瞬间的针刺感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想，艾米会因此鄙视我。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震，但震动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艾米已经死了，推测她的反应，又有什么用呢。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再伤害到她了，胡思乱想只会让人发疯。
我试图审视自己心态的变化，但根本做不到。你不可能每三十秒自省一次，检测自己的道德水准。我之所以认定自己不肯杀人，是基于几十年的观察。更进一步说，这种自我评价、这种自我形象，它既是我的行为、观念的原因所在，又是这些行为与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植入品除了会对我的大脑做出物理改变，还打破了上述回路，向我提供另一番理由，使我做出其他情况下我绝不相信自己会做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自己灌醉，分散注意力，让自己不再乱想那些微型机器在我头盖骨里爬来爬去的样子。这是个大错误。酒精让我陷入狂想。我不大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我在浴室镜子前大喊大叫：“哈尔违反了机器人第一法则！哈尔违反了机器人第一法则！①”然后就是大吐特吐。
午夜之后，我醒了，躺在浴室地板上。我吃了一片醒酒药，五分钟后便不再头痛恶心。我冲了个澡，穿上干净的衣服。之前我专门买了一件夹克，准备干这件事的时候穿。它有个能藏枪的内袋。
我仍然说不清那东西是不是真的生效了，抑或它只是相當于安慰剂。我大声问自己：“人的生命神圣吗？杀人是错的吗？”可我无法把思维集中在这上面，也很难相信从前的我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这种想法就像深奥的数学理论一样难以捉摸，难以理解。一想到将那个计划付诸实行，我的胃便翻腾不已。但那只是单纯的害怕，而非道德上的愤怒。那个植入品的设计功用就不是为了让我变得勇敢、冷静和果断。我真该把能赋予我这些品质的植入品一并买下，但那就相当于作弊了。
我让一个私人侦探调查过安德森。他现在是萨里山一家夜总会的打手，除了星期天，他每晚都上班。他住在夜总会附近，通常在凌晨四点钟左右走路回家。我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他住的排屋，还开车经过了几次。他单独住，有一个情人，但他们总去她的住处幽会，时间都是下午或傍晚。
我给枪装上子弹，放在夹克里，然后盯着镜子看了半小时，看看那隆起的地方会不会被人看出来。我想喝杯酒，但又忍住了。我打开收音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竭力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就算现在我不觉得取走一条生命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仍然可能送掉自己的性命，或者进监狱。植入品并没有让我不关心自己的命运。 我去得太早，不得不兜了个大圈子来耗掉时间。尽管如此，我把车停在安德森住处一公里外的地方时，也不过是三点十五分。剩下的路程我走着去。几辆汽车和的士驶过身旁，我竭力让自己放松，但努力太过，肢体语言反而让我更像个罪犯或者偏执狂了——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好在没有哪个正常的司机会注意这些、在乎这些，我也没有看到一辆警察巡逻车。
我走到安德森的房子前。这里没有任何可以隐藏遮挡的东西。没有花园，没有树，没有篱笆——我事先了解过。我选了一栋街对面的房子，没有正对着安德森家，在前面的台阶上坐下。如果屋主出现，我会假装喝醉，踉跄着走开。
我坐着等。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温暖，安静，天气晴朗，但因为城市的灯光，天上看不见星星，一片灰暗。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不必这样做，你不必非得做完这件事。那为什么我还待着不动不肯离开呢？只为了让自己不再一夜夜难以成眠？这个想法太可笑了。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我杀了安德森，这件事必将折磨我，如同艾米死时我毫无作为这件事一样折磨着我。
为什么我还待在这里？这与植入品没有关系，它至多不过是消除了我心理上的不安，它并没有强迫我去做任何事。
那又是为什么？说到底，我想这是诚实与否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很想杀了安德森。无论之前我多么排斥这种看法，这仍旧是我的真实想法。任何别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伪善和自欺。
差五分钟四点的时候，我听到了街上传来的脚步声。我转过身来，暗自希望看到的是别人，或者看到安德森正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但我看到的正是安德森，而且是一个人。我一直等着，直到他离他家门口的距离跟我离他家门口一样远，这才起身走过去。他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就忽略我了。我却不同，纯粹的恐惧震撼了我——自从庭审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本人，我忘了他有多强壮。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慢下来，可我走近他的时间仍然比想象的要早。我穿着轻便耐磨的橡胶底鞋子，他穿着笨重的靴子，我穿过街道拐了个弯走向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没有听到我的心跳声，没有闻到我的汗臭味。离门口只差几米了，我掏出了手枪。他回过头，脸上只有冷漠的好奇，仿佛他看到的是一条狗或者一片风吹来的垃圾。他转过身来面对我，皱着眉头。我站在那里，用枪指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最后他说：“你他妈的想要什么？我钱包里有两百美元，后兜里。”
我摇摇头。“开门，双手抱头，踢开门，别妄想把我关在门外。”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服从了。
“现在进去。仍然双手抱头，走五步，就这样。大声数出来，我在你正后方跟着。”
他数到四的时候，我摸到了门厅灯的开关，然后关上房门。关门声吓了我一跳。安德森就在我前面，我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这人是一个凶狠的杀手，而我，从八岁起就没有挥过拳头。那把枪真的可以保护我吗？他把手放在头上，手臂和肩膀的肌肉隆起，在衬衫外面凸显出来。我应该现在就开枪，朝后脑一枪。这是处决，不是决斗。如果我有什么疯疯癫癫的念头，比如荣誉感什么的，我就不该带着枪来，而是赤手空拳，由着他大卸八块。
我说：“左转。”左边是起居室，我跟着他走进去，打开灯。“坐。”我站在门口，他坐在房间里唯一一把椅子上。有一会儿，我感到晕眩，看到的东西全都歪歪倒倒。但我想我应该没有动，也没有跌倒或摇晃。如果我摇晃了，他肯定会冲过来。
“你想要什么？”他问。
我曾为这个问题想了许多。我上千次设想过这个场景，但我记不住细节，只记得我常常假设安德森认出了我，然后立即开始找借口，解释杀人动机。
最后，我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妻子。”
“我没有杀你妻子，杀你妻子的是米勒。”
我摇摇头，“你没说真话，我知道。警察告诉我了，用不着撒谎，我知道。”
他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大发雷霆，大吼大叫。但我知道，就算手里握着枪，来那么一出也只会显得可笑，而不是可怕。我还可以用枪当棍子打他，但实话实说，我害怕靠近他。
所以，我一枪打在他脚上。他怪叫一声，破口大骂，弯下腰查看伤口。“操你妈！”他喘息着，“操你妈！”他抱着脚来回跳。“我要打断你这混蛋的脖子！我要杀了你！”从他靴子的弹孔里流出了一点血，但比电影上演的少多了。我听说这种会挥发的隐形子弹有一种烧灼效果，见血较少。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要杀我妻子？”
看他的样子，恼怒和憎恨远胜于害怕，但总算不是刚才那副冷淡模样了。“就那样，”他说，“就那么发生了，跟别的事一样。”
我摇头，恼起来，“不，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动了一下，想脱掉靴子，接着想想还是穿着好。“我们的活儿干得不顺利。那儿有个定时锁，几乎没现金，简直糟透了。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再次摇摇头，不确定他是笨，还是在拖延时间。“不要只告诉我那件事发生了。我要知道为什么发生，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跟我一样沮丧，他摸了一把头发，瞪着我。他开始冒汗了，但我不知道是出于痛苦还是出于害怕。“你想要我说什么？我发火了，好了吧？活儿弄砸了，我他妈的发火了，她刚好在那儿，好了吧？”
晕眩再次袭来我，但这次没有平息。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是笨，他说的是实话。我上班时也发过火，还砸了个咖啡杯。更丢人的是，有一次跟艾米吵架时，我甚至还踢了家里的狗。为什么？我他妈的发火了，她刚好在那儿。
我盯着安德森，感到自己傻笑起来。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我明白，我明白了我对艾米的种种感情是多么荒谬。那些所谓的“爱”、“悔恨”，完全是笑话。她不过是一堆肉，她不是东西。五年积累的痛苦霍然蒸发，让我身心舒爽，陶醉不已。我抬起手臂，缓缓转圈。安德森跳起来扑向我。我朝他的胸膛开火，直到子弹打光。然后我跪倒在他身边。他死了。
我把枪放回夹克。枪管还是热的。我还记得要用手帕包着手开门。我还以为门口会聚起一群人，但没人听到枪声，安德森的叫喊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离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一辆巡逻警车出现在拐角处。靠近我的时候，它慢得几乎要停下来。我目视前方。我听到发动机空转，然后车停下了。我继续走着，等着警察的叫喊。我想，如果他们搜身搜出那把枪，那我就承认了。延续痛苦毫无意义。
但是，发动机重新响起，继而加快转速，巡逻车呼啸而去。
也许我不是最引人怀疑的嫌疑人。我不知道安德森出狱后又卷入了什么事件，也许除我之外，还有上千个人有更好的理由想要他死。也许当警察问完他们之后，会找到我，问问那天晚上我在做什么。但已经过了一个月，警察还是没有上门。看样子，他们并不在乎他的死活。
聚集在门口仍旧是同样的一群年轻人，看到我，他们还是跟上次一样，做出恶心的样子。我心想，他们植入大脑的时尚和音乐爱好是设定为一两年后自动失效吗？还是他们将终生追随，至死方休。这种事真是禁不起细想。
这一次，我没有到处浏览，而是毫不迟疑，径直走到售货柜前。
这一次，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我那天晚上的感受：坚定不移地相信艾米的死——更別提安德森的死了——无关紧要，就像一只苍蝇或者变形虫的死一样，就像打碎一只咖啡杯、踢了一条狗一样。
我的一个错误是，我以为那次顿悟会因为植入品的失效而消失。它没有消失，只是被怀疑和犹疑削弱了效果，被我从前所信奉的那些可笑的信仰和教条弄得含混了，模糊了。但我还记得植入品带给我的那份平和，那股如释重负的、欣喜的洪流。我想要回它。不仅仅是三天，而是我的整个余生。
杀了安德森不是什么“诚实”，不是什么“直面真我”。直面真我，意味着与我内心的种种矛盾冲动共存，接受脑海里的多种声音，接受混乱和怀疑。但现在已经太迟了。品尝过确定无疑带来的自由之感以后，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没有它。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先生。”售货员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当然，内心深处，仍有一个我觉得我将要做的事完全无法接受，令人憎厌。
没关系，这种感受不会持续太久了。
【责任编辑：李克勤】
① 尔：《2001太空漫游》中的机器人。第一法则指的是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中的第一条：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