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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3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名为《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新法案。根据法案，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国防部、国际开发署（USAID）、广播理事会以及情报机关等部门联合参与的新部门——全球接触中心（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职能是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同时，将拨款8000万美元建立基金会，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媒体、智库和政府外专家提供资助，让这些机构提升识别和分析外国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
《反宣传法》对我国的影响
该法案的提议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专门小组讨论中说：“我们的法案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能打赢思想战的更全面、更积极的方式。”但其在自己的网页中却有另一番比较露骨的表达。①同时，另一位提议者、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也直言，美国的媒体环境主要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的花费数以十亿计，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这个最近的例子说明，利用散播虚假情报来占据主动是多么有效。”而中国人民大学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时殷弘教授也认为，虽然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对待该法案，但他认为，该法案将可能被用来针对中国。“该法案最初的目的当然是针对俄罗斯。但鉴于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现在看来，该法案似乎完全针对中国。”②如果未来美国利用该法案针对中国，会对我国国际传播领域造成何种影响？
1.对我国开展宣传战
该法案明确提到新成立的机构——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所谓反制就是对敌对人物和势力的行为进行回击，所谓曝光就是事物暴露或被揭露。无论是反制还是曝光，都是冷战时期管用的手段。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政治宣传，曾经签署了NSC68号文件，即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该文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美苏关系进行了战略部署，在宣传领域，强调争夺思想或者取得意识形态的胜利，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如开展心理战，鼓励背叛行为，选择苏联卫星国进行宣传活动等。随后，美国还围绕该法案提出了被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主义”的“真理运动”，开始与苏联针锋相对的全面宣传战。真理运动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和经费保障。一是增加VOA的广播节目、播出语言，并改善技术来增强广播的宣传力度；二是加强新闻出版领域的宣传力度；三是发动民间团体和民众进行全民宣传，促进公共外交；四是组织美国专家学者和记者进行专业的活动策划。③对比1950年代的这些反制宣传内容可知，美国的《反宣传法》几乎就是NSC68号文件的翻版，仅仅基于传播技术进步而选择的手段不同而已。因此，未来美国可能会启动配套的如同“真理运动”一样的宣传活动，这不得不引起我国相关部门注意。
2.对我国进行渗透式活动
除了宣传战外，该法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对相关国家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1955年1月，美国批准了NSC5505/1号文件，即《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弱点》。该文件明确要求寻找苏联及其卫星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针对这些弱点进行非武力的渗透活动，尤其是强化宣传美国价值观的活动。“为有效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需要对军事、政治、经济、宣传和隐秘行动进行灵活的整合以保持美国整体行动的主动性。”④历史证明，该文件为美国打赢冷战奠定了宣传基础。有学者总结说，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上有进步，美国媒体对之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越远。”⑤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美国媒体对我国的报道更加偏远，甚至歪曲。这种现象其实已经说明，美国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渗透活动，只是其包装不同而已。由此可知，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对我国的报道中更加注重针对我国受众的爱好和弱点，从而进行渗透式宣传活动。
3.对我国进行公共外交活动
《反宣传法》强调成立一个基金会，定向支持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进行反宣传研究，本质上就是提供专项基金对外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从而提升美国的形象。实际上，公共外交最早就是起源于美国。1965年，美国外交官埃德蒙·格里恩在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时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一术语。格里恩认为，公共外交就是通过媒体、电影等中间媒介影响对象国民众的态度，从而影响其政策的活动。1983年，美国政府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外交之管理》，把公共外交定义为对国家安全提供支持的政府行为。1989年，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前主席埃德温·富尔勒提出，公共外交是通过向其他国家的公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其提供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信息，協助他们体验美国人民丰富的生活，为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境外舆论的咨询。2000年，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做出了新的定义：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信息关系、新闻媒介、舆论调查、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方式，了解并影响国外公众，加强美国政府和人民与国外民众的沟通，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错误认识，改善美国的形象。由此可知，美国从来不避讳通过成立相关机构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不过，由于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部加强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美国很难支持在华非政府组织。但是，美国可能借鉴冷战期间的做法，利用香港或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向中国内地进行公共外交。
应对策略建议
从提名的两位参议员的背景可知，《反宣传法》获得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同支持，这表明，该法案是美国上层意识的集中体现，一旦实施起来，受到阻碍的可能性较小。既然该法案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就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做好应对策略。 1.保持战略定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尽管这是习总书记针对经济变化提出的要求，但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个要求依然适用于宣传领域。实际上，定力乃佛教用语，佛教讲究戒、定、慧，定力即为修养达到较高境界后产生的处乱不惊、临危不惧的一种状态。对于国际政治传播而言，保持定力，也就是面对对手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迷惑时，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战略部署，掌握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打乱自己步伐被对手牵着鼻子走。这种思想也是革命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新发展。而所谓“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就是要求我们在“我打我的”方面有所作为，而不能为了保持定力而导致故步自封，否则就失去了战略主动性。
2.提升国际传播力
所谓传播力，清华大学的刘建明教授认为是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从外在层次上看，传播力包括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社会效果，其中传播效果是媒介传播力的主要表征。⑥由此可以认为，国际传播力也就是国际媒体的实力及其收集信息、报道新闻以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要提升国际传播力，就需要在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信息量等方面进行努力。具体而言，一是继续增设海外媒体分支机构，尤其是技术先进的新闻信息采集和传播网络。二是加大本土化力度，包括新闻人才的本土化、操作本土化，以及新闻产品供给本土化。从RT电视台的成功运作中也能够看到，本土化在对外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RT在欧洲和美洲的主持人和新闻节目几乎全部聘请当地知名度高的专业人才。同时，把编辑部前移，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三是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尤其增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对外传播能力。2016年12月30日，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创立，彰显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格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纯整合央视旗下的对外传播资源是难以应付国际传播要求的，根本解决之道依然是统一整合国内的对外传播资源并利用民间的互联网平台，按照媒体融合的发展规律，打造具有国际品牌和影响力的传媒巨头。
3.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话语即权力。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论述，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一定的主体、客体、载体、沟通环节、语境等要素实现的人与人从事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而话语体系指的是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形成的，有特定的概念、范畴和语言构成的一套话语规范。在国际传播中，话语体系不仅关注词意的表象，更需要关注表达者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词句背后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⑦RT电视台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采取了适应国外用户需求的话语体系。一是RT特别注重节目的欧美化，尤其是节目的制作和主持人、嘉宾的邀请上，必须是熟悉欧美文化的知名人士，而不是俄罗斯人。由于本地主持人能够对本地的文化传统、隐喻词汇、典故传说和流行元素了如指掌，自然就能够更好地引起本地用户的情感共鸣。二是要对欧美的传播思维和新闻传播体系了如指掌，尤其是对欧美观众的关注点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照本宣科，这就保证了节目的风格和收视率。三是贴近本地用户生活。本地用户最为关心的依然是和自身密切相关的生活和利益，这就要求报道内容和素材应尽可能地本地化。四是避免说教式的政治传播，甚至出现过与母国“唱反调”的现象，如2016年的主持人批评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政策的事件，虽然是突发事件，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却起到疏导用户情绪的效果，反而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反观我国对外媒体，尽管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可我们的话语体系却依然是内宣的模式，这显然不能起到积极的传播效果。
4.进一步提升公共外交能力
与美国公共外交定义不同，我国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双向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认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府，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⑧未来我国可整合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跨国企业等资源，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活动，提高我国的国家形象。
5.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反宣传法》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已经很难通过法令的形式阻碍全球化的步伐，故而，我国可顺应世界大势，举起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化霸权的旗帜，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传播工作，用好文明交流的国际论坛和机制。一些成功的对外传播工作表明，如果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无论是美国的媒体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还是今日俄罗斯、BBC，都能够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国际运筹能力，加强对现有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多边的机制、平台和规则的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对话与交流能力为抓手，构建反对文化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参与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甚至成立新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机制、新平台。
小结
尽管《反宣传法》的初始目的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宣传，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我国尤其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对于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反宣传法》的实施极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宣传战、舆论战，也有可能产生新的渗透活动，甚至不排除和平演变的动作。鉴于此，建议我国相关部门首先要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部署战略战术，掌握主动权；其次，提高国际传播力和构建话语体系；再次，整合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等资源，做好公共外交工作；最后顺应世界大势，扛起国际合作的大旗。总之，《反宣传法》是一个“逆全球化”的典型，未来必定会被历史遗弃，因此，在此轮战略斗争中需要坚定必赢的信心。
「注释」
①波特曼在其网页上说，我们的敌人正在使用政治宣传和谣言来打击我国和我国的盟友，而目前美国政府却对此在装睡。但是今天，美国决定迈出关键一步来反制这些行为。我们还将采取手段削弱敌人对我们进行政治宣传的行动。有了这个法案，我们终于可以让敌人们知道我们受够了。美国不会再坐视不管。我们将要直面冲突。当我们有了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之后，我们有信心，外国的谣言和政治宣传将会失效。http：//www.portman.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F345D646-D202-4A26-88C0-E2821E02C195.
②http：//news.163.com/16/1229/09/C9ENQME900018AOQ.html.
③范凡：《美國对苏联的宣传政策演变》，《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④FRUS.Vol.XXIV，Washington D.C.[GPO]，1955-1957.PP.20～21.
⑤李希光、刘康：《美国媒体为什么总是消极报道中国》，《环球时报》2000年10月13日，第4版。
⑥刘建明：《解析媒体传播力》，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xwcbx/ xwcbx_cbx/201402/t20140211_961309.shtml。
⑦李慎明：《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2012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网站，http：//myy.cass.cn/ news/499398.htm。
⑧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反宣传法》对我国的影响
该法案的提议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专门小组讨论中说：“我们的法案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能打赢思想战的更全面、更积极的方式。”但其在自己的网页中却有另一番比较露骨的表达。①同时，另一位提议者、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也直言，美国的媒体环境主要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的花费数以十亿计，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这个最近的例子说明，利用散播虚假情报来占据主动是多么有效。”而中国人民大学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时殷弘教授也认为，虽然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对待该法案，但他认为，该法案将可能被用来针对中国。“该法案最初的目的当然是针对俄罗斯。但鉴于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现在看来，该法案似乎完全针对中国。”②如果未来美国利用该法案针对中国，会对我国国际传播领域造成何种影响？
1.对我国开展宣传战
该法案明确提到新成立的机构——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所谓反制就是对敌对人物和势力的行为进行回击，所谓曝光就是事物暴露或被揭露。无论是反制还是曝光，都是冷战时期管用的手段。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政治宣传，曾经签署了NSC68号文件，即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该文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美苏关系进行了战略部署，在宣传领域，强调争夺思想或者取得意识形态的胜利，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如开展心理战，鼓励背叛行为，选择苏联卫星国进行宣传活动等。随后，美国还围绕该法案提出了被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主义”的“真理运动”，开始与苏联针锋相对的全面宣传战。真理运动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和经费保障。一是增加VOA的广播节目、播出语言，并改善技术来增强广播的宣传力度；二是加强新闻出版领域的宣传力度；三是发动民间团体和民众进行全民宣传，促进公共外交；四是组织美国专家学者和记者进行专业的活动策划。③对比1950年代的这些反制宣传内容可知，美国的《反宣传法》几乎就是NSC68号文件的翻版，仅仅基于传播技术进步而选择的手段不同而已。因此，未来美国可能会启动配套的如同“真理运动”一样的宣传活动，这不得不引起我国相关部门注意。
2.对我国进行渗透式活动
除了宣传战外，该法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对相关国家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1955年1月，美国批准了NSC5505/1号文件，即《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弱点》。该文件明确要求寻找苏联及其卫星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针对这些弱点进行非武力的渗透活动，尤其是强化宣传美国价值观的活动。“为有效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需要对军事、政治、经济、宣传和隐秘行动进行灵活的整合以保持美国整体行动的主动性。”④历史证明，该文件为美国打赢冷战奠定了宣传基础。有学者总结说，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个阶段。“中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上有进步，美国媒体对之的报道离中国的现实越远。”⑤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美国媒体对我国的报道更加偏远，甚至歪曲。这种现象其实已经说明，美国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渗透活动，只是其包装不同而已。由此可知，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对我国的报道中更加注重针对我国受众的爱好和弱点，从而进行渗透式宣传活动。
3.对我国进行公共外交活动
《反宣传法》强调成立一个基金会，定向支持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进行反宣传研究，本质上就是提供专项基金对外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从而提升美国的形象。实际上，公共外交最早就是起源于美国。1965年，美国外交官埃德蒙·格里恩在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时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一术语。格里恩认为，公共外交就是通过媒体、电影等中间媒介影响对象国民众的态度，从而影响其政策的活动。1983年，美国政府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外交之管理》，把公共外交定义为对国家安全提供支持的政府行为。1989年，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前主席埃德温·富尔勒提出，公共外交是通过向其他国家的公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其提供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信息，協助他们体验美国人民丰富的生活，为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境外舆论的咨询。2000年，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做出了新的定义：公共外交是指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信息关系、新闻媒介、舆论调查、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方式，了解并影响国外公众，加强美国政府和人民与国外民众的沟通，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错误认识，改善美国的形象。由此可知，美国从来不避讳通过成立相关机构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不过，由于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部加强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美国很难支持在华非政府组织。但是，美国可能借鉴冷战期间的做法，利用香港或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向中国内地进行公共外交。
应对策略建议
从提名的两位参议员的背景可知，《反宣传法》获得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同支持，这表明，该法案是美国上层意识的集中体现，一旦实施起来，受到阻碍的可能性较小。既然该法案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就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做好应对策略。 1.保持战略定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尽管这是习总书记针对经济变化提出的要求，但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个要求依然适用于宣传领域。实际上，定力乃佛教用语，佛教讲究戒、定、慧，定力即为修养达到较高境界后产生的处乱不惊、临危不惧的一种状态。对于国际政治传播而言，保持定力，也就是面对对手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迷惑时，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战略部署，掌握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打乱自己步伐被对手牵着鼻子走。这种思想也是革命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新发展。而所谓“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就是要求我们在“我打我的”方面有所作为，而不能为了保持定力而导致故步自封，否则就失去了战略主动性。
2.提升国际传播力
所谓传播力，清华大学的刘建明教授认为是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从外在层次上看，传播力包括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社会效果，其中传播效果是媒介传播力的主要表征。⑥由此可以认为，国际传播力也就是国际媒体的实力及其收集信息、报道新闻以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要提升国际传播力，就需要在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信息量等方面进行努力。具体而言，一是继续增设海外媒体分支机构，尤其是技术先进的新闻信息采集和传播网络。二是加大本土化力度，包括新闻人才的本土化、操作本土化，以及新闻产品供给本土化。从RT电视台的成功运作中也能够看到，本土化在对外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RT在欧洲和美洲的主持人和新闻节目几乎全部聘请当地知名度高的专业人才。同时，把编辑部前移，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三是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尤其增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对外传播能力。2016年12月30日，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创立，彰显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格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纯整合央视旗下的对外传播资源是难以应付国际传播要求的，根本解决之道依然是统一整合国内的对外传播资源并利用民间的互联网平台，按照媒体融合的发展规律，打造具有国际品牌和影响力的传媒巨头。
3.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话语即权力。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论述，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一定的主体、客体、载体、沟通环节、语境等要素实现的人与人从事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而话语体系指的是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形成的，有特定的概念、范畴和语言构成的一套话语规范。在国际传播中，话语体系不仅关注词意的表象，更需要关注表达者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词句背后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⑦RT电视台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采取了适应国外用户需求的话语体系。一是RT特别注重节目的欧美化，尤其是节目的制作和主持人、嘉宾的邀请上，必须是熟悉欧美文化的知名人士，而不是俄罗斯人。由于本地主持人能够对本地的文化传统、隐喻词汇、典故传说和流行元素了如指掌，自然就能够更好地引起本地用户的情感共鸣。二是要对欧美的传播思维和新闻传播体系了如指掌，尤其是对欧美观众的关注点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照本宣科，这就保证了节目的风格和收视率。三是贴近本地用户生活。本地用户最为关心的依然是和自身密切相关的生活和利益，这就要求报道内容和素材应尽可能地本地化。四是避免说教式的政治传播，甚至出现过与母国“唱反调”的现象，如2016年的主持人批评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政策的事件，虽然是突发事件，但是对于用户而言，却起到疏导用户情绪的效果，反而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反观我国对外媒体，尽管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可我们的话语体系却依然是内宣的模式，这显然不能起到积极的传播效果。
4.进一步提升公共外交能力
与美国公共外交定义不同，我国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双向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认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府，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⑧未来我国可整合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跨国企业等资源，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活动，提高我国的国家形象。
5.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反宣传法》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已经很难通过法令的形式阻碍全球化的步伐，故而，我国可顺应世界大势，举起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化霸权的旗帜，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传播工作，用好文明交流的国际论坛和机制。一些成功的对外传播工作表明，如果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无论是美国的媒体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还是今日俄罗斯、BBC，都能够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国际运筹能力，加强对现有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多边的机制、平台和规则的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对话与交流能力为抓手，构建反对文化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参与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甚至成立新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机制、新平台。
小结
尽管《反宣传法》的初始目的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宣传，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我国尤其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对于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反宣传法》的实施极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宣传战、舆论战，也有可能产生新的渗透活动，甚至不排除和平演变的动作。鉴于此，建议我国相关部门首先要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部署战略战术，掌握主动权；其次，提高国际传播力和构建话语体系；再次，整合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等资源，做好公共外交工作；最后顺应世界大势，扛起国际合作的大旗。总之，《反宣传法》是一个“逆全球化”的典型，未来必定会被历史遗弃，因此，在此轮战略斗争中需要坚定必赢的信心。
「注释」
①波特曼在其网页上说，我们的敌人正在使用政治宣传和谣言来打击我国和我国的盟友，而目前美国政府却对此在装睡。但是今天，美国决定迈出关键一步来反制这些行为。我们还将采取手段削弱敌人对我们进行政治宣传的行动。有了这个法案，我们终于可以让敌人们知道我们受够了。美国不会再坐视不管。我们将要直面冲突。当我们有了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之后，我们有信心，外国的谣言和政治宣传将会失效。http：//www.portman.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F345D646-D202-4A26-88C0-E2821E02C195.
②http：//news.163.com/16/1229/09/C9ENQME900018AOQ.html.
③范凡：《美國对苏联的宣传政策演变》，《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④FRUS.Vol.XXIV，Washington D.C.[GPO]，1955-1957.PP.20～21.
⑤李希光、刘康：《美国媒体为什么总是消极报道中国》，《环球时报》2000年10月13日，第4版。
⑥刘建明：《解析媒体传播力》，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xwcbx/ xwcbx_cbx/201402/t20140211_961309.shtml。
⑦李慎明：《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2012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网站，http：//myy.cass.cn/ news/499398.htm。
⑧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