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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中有这样一幕镜头：毛泽东正在剪辫子，忽闻一队新军在街上敲锣，高呼：“光复新军第五十标为革命招兵，报名从速。”毛泽东立即赶来，急切地喊道：“我报名！”从此，毛泽东开始了其半年的投笔从戎生活。其实，毛泽东的从军路比电影所描绘的还要充满戏剧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毛泽东深受鼓舞，心中积压许久的救国热情，也亟需释放。根据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记载；毛泽东是受“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的影响，下決心入伍从军的——“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演说家）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毛泽东原先的从军目标很明确：从同学那里筹集一些钱，再和几个朋友结伴北上到汉口去，参加黎元洪军政府的部队。又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而当时的雨鞋可是个奢侈品，毛泽东在学校的生活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哪里有闲钱买这么贵的东西。毛泽东決定到家住长沙城外的一个本乡朋友那里去借。出城借雨鞋之时，他却被卫兵拦住。士兵们荷枪实弹地拥走在街上，蛰伏已久的湖南革命党新军为响应武汉革命，也在长沙起义。毛泽东立即变更了原来的从军计划，決定舍远求近，投奔湖南的革命军队。当他到长沙城内军营前准备投军时，负责接收新兵的长官对他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这里只来了我一个人，找谁来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长官坚不松口：“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两人就这样僵持着。他们二人的对话惊动了一位叫朱其升的上士，他上下打量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毛泽东，然后问道：“这位兄弟，你同他争论什么事？有话对我说说，行吗？”毛泽东把事情原委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最后，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还不行吗？” 朱其升被这位有志青年的慷慨激昂的雄辩之词所打动，于是将毛泽东带进兵营，径自找到彭友胜说：“彭副目（副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便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但彭友胜还是照章办事，对毛泽东进行了简短的盘问。
毛泽东告诉他： “我现在在长沙读中学。我们学校的学生看见武昌革命成功了，有的参加了学生军。我就来参加你们的部队。”
朱其升进一步说情：“彭副目，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彭副目，你就给你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就放在我们的棚里(相当于班)！”时为1911年10月底。就这样，毛泽东进入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毛泽东所在的部队进驻长沙，但一直没有参与实战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刚入营就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战局未定，物资装备匮乏，毛泽东也就一时还未领到军棉衣、军毯等御寒装备，结果还是老大哥朱其升将自己的新军装献出，帮助毛泽东过冬。
新军操练甚是辛苦，每天三操，点名训话，栉风沐雨，不得稍歇。军营之中没有是非对错可言，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非打即骂。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能。建国后毛泽东还回忆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强的人，即使身在军营，他也从未中断过读书看报等学习。当时毛泽东一个月的饷银是7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还算不菲。除去伙食费、买水费，手中还剩4元多钱。毛泽东将剩下的饷银，全都用在订报纸上。毛泽东正是读这些报纸后，才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伪社会主义（实为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班中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班里的士兵都敬佩他的 “大学问”，同时，他还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毛泽东的知识力量使他不知不觉已成为班内的精神领袖——大凡正副目（正副班长）布置的事情，只要毛泽东认为言之有理的，其他列兵也便一呼百应；反之，若毛泽东加以反对，执行起来就大打折扣。
毛泽东历来就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当时很多兵痞四处寻衅滋事，毛泽东经常与之斗争。一日，一兵痞在巷口拿了摆摊老太婆的两包香烟，只轻描淡写丢下一句“记下账，以后来付钱”，转身就走。毛泽东恰好遇见，于是拦住他，硬是让兵痞付完钱才了事。兵痞衔恨在心，经常借题发挥、伺机报复。但看到毛泽东很讲斗争策略，团结一般弟兄，又受到副目爱护，也就不敢造次了。
“正当湘军跃跃欲试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也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決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自我的人生设计。在毛泽东表示退伍之意后，“连排长都挽留他，并且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说，能升官发财的，但毛泽东同志不愿再留，结果，还是离开兵营”。（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回望毛泽东成长历程，兵营生活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脱下戎装的毛泽东，举止斯文中又透出一股虎气。建国后，毛泽东曾对朱其升说：“当年我带有学生气，对军旅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责编 雷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毛泽东深受鼓舞，心中积压许久的救国热情，也亟需释放。根据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记载；毛泽东是受“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的影响，下決心入伍从军的——“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演说家）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毛泽东原先的从军目标很明确：从同学那里筹集一些钱，再和几个朋友结伴北上到汉口去，参加黎元洪军政府的部队。又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而当时的雨鞋可是个奢侈品，毛泽东在学校的生活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哪里有闲钱买这么贵的东西。毛泽东決定到家住长沙城外的一个本乡朋友那里去借。出城借雨鞋之时，他却被卫兵拦住。士兵们荷枪实弹地拥走在街上，蛰伏已久的湖南革命党新军为响应武汉革命，也在长沙起义。毛泽东立即变更了原来的从军计划，決定舍远求近，投奔湖南的革命军队。当他到长沙城内军营前准备投军时，负责接收新兵的长官对他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这里只来了我一个人，找谁来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长官坚不松口：“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两人就这样僵持着。他们二人的对话惊动了一位叫朱其升的上士，他上下打量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毛泽东，然后问道：“这位兄弟，你同他争论什么事？有话对我说说，行吗？”毛泽东把事情原委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最后，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还不行吗？” 朱其升被这位有志青年的慷慨激昂的雄辩之词所打动，于是将毛泽东带进兵营，径自找到彭友胜说：“彭副目（副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便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但彭友胜还是照章办事，对毛泽东进行了简短的盘问。
毛泽东告诉他： “我现在在长沙读中学。我们学校的学生看见武昌革命成功了，有的参加了学生军。我就来参加你们的部队。”
朱其升进一步说情：“彭副目，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彭副目，你就给你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就放在我们的棚里(相当于班)！”时为1911年10月底。就这样，毛泽东进入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毛泽东所在的部队进驻长沙，但一直没有参与实战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刚入营就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战局未定，物资装备匮乏，毛泽东也就一时还未领到军棉衣、军毯等御寒装备，结果还是老大哥朱其升将自己的新军装献出，帮助毛泽东过冬。
新军操练甚是辛苦，每天三操，点名训话，栉风沐雨，不得稍歇。军营之中没有是非对错可言，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非打即骂。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能。建国后毛泽东还回忆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强的人，即使身在军营，他也从未中断过读书看报等学习。当时毛泽东一个月的饷银是7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还算不菲。除去伙食费、买水费，手中还剩4元多钱。毛泽东将剩下的饷银，全都用在订报纸上。毛泽东正是读这些报纸后，才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伪社会主义（实为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班中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班里的士兵都敬佩他的 “大学问”，同时，他还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毛泽东的知识力量使他不知不觉已成为班内的精神领袖——大凡正副目（正副班长）布置的事情，只要毛泽东认为言之有理的，其他列兵也便一呼百应；反之，若毛泽东加以反对，执行起来就大打折扣。
毛泽东历来就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当时很多兵痞四处寻衅滋事，毛泽东经常与之斗争。一日，一兵痞在巷口拿了摆摊老太婆的两包香烟，只轻描淡写丢下一句“记下账，以后来付钱”，转身就走。毛泽东恰好遇见，于是拦住他，硬是让兵痞付完钱才了事。兵痞衔恨在心，经常借题发挥、伺机报复。但看到毛泽东很讲斗争策略，团结一般弟兄，又受到副目爱护，也就不敢造次了。
“正当湘军跃跃欲试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也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決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自我的人生设计。在毛泽东表示退伍之意后，“连排长都挽留他，并且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说，能升官发财的，但毛泽东同志不愿再留，结果，还是离开兵营”。（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回望毛泽东成长历程，兵营生活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脱下戎装的毛泽东，举止斯文中又透出一股虎气。建国后，毛泽东曾对朱其升说：“当年我带有学生气，对军旅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