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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形成差异化结构？这意味着要互补，包括差异化互补、共享性互补、合作型互补，这是我们下一步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全球化下半场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首先要胸怀两个大局，一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限度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由竞争冲突对抗逐步升级，走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大阪峰会所指出的“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另一个大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大势、大局、大策，对中国而言，就是轻易不能犯常识性错误。就是要保持平常心。
全球化下半场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表现为“三新”。过去四十年重点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故事，二是外向型经济的故事，三是工业化的故事。新发展阶段，除了继续讲好这三个故事，还要讲好三个新故事。一是讲好创新的故事，也就是新三十年推动我们的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大脑”和“世界大脑”的构建，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这是一场国际拔河，是中美两个大国的较量，科技领域被一些人称为决定两国命运的生死存亡之战，在此形势下，如何从两国战略竞争、战略对抗、战略脱钩、选择性脱钩，走向战略合作，这是新30年要讲好的故事，也就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需要的世界大脑，世界大脑离不开中美全方位的创新合作。第二是要讲好法治的故事。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这就涉及我们下一步的体制机制如何对标国际高标准并相互衔接。什么是国际高标准？谁代表国际高标准？我们应当如何衔接和对接？这是我们新30年需要讲好的新故事。第三个故事，就是要讲好共同富裕的故事。我们过去4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新30年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要分阶段、分步骤推动共同富裕。
全球化下半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我相信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全社会都会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我相信未来无论是大学、科研院所还是头部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都將大幅上升。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是2.44万亿元，研发强度2.4%，这在全球也处于比较高的标准。我个人预测，未来十年，珠三角投入创新的经费，累积可能达到四万亿元。长三角投入创新的经费，累计可能超过八万亿元。从这个角度，中国确实到了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这么一大笔资金和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效益，能够推动全员劳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涉及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生态以及跨境创新网络问题，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2030年前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这意味着下一步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围绕着绿色发展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些方面，我们和美国、和世界也都存在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的问题。
全球化下半场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主要包括三句话。一是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话讲，这是一个长期战略部署，为此，下一步如何将扩大内需作为重要战略基点，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动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如何推动农村剩余人口市民化等，这些都是下一步要解决好的问题。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按照越来越封闭的方式发展，还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果是按照更高水平开放的路径走，将有三个指标体系亟待建立：一是市场开放的指标体系，也就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平均关税率持续下降，非关税措施持续取消;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降低贸易投资成本;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越开越大。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可以通过指标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通过绩效考核，建立起约束性的硬指标，从而保证未来建立国内大循环是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条件下推动的。第二是制度型开放。也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越来越和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还是相偏离，可以用硬性指标来衡量。第三是知识型开放，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开发和试验研究等的开放创新、开放合作以及开放共享，是可以用指标体系进行衡量的。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就会迈上新台阶。
第二句话，就是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深耕东亚，二是深耕“一带一路”，三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我个人预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全球会出现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等全球性新趋势。关于创新东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简称GII）报告，指出了一个全球性创新趋势，就是创新格局的东移，而且国际新增加的专利的百分之五十，是用汉语、日语、韩语写成的。如何把握住东移的趋势？首先要做好中日韩FTA的谈判，中国在中日韩区域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就是RCEP，原来是“10+6”，现在是“10+5”，我称之为包容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下一步如何落地并迈上新台阶？以及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是中国已经宣布积极考虑加入CPTPP。那么，中国要考虑一种可能性，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美国可能重返CPTPP，此外，英国也正式提出加入CPTPP，这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是积极的。我认为，对于中国的进步，过程比结果重要，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上，如国有企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工业补贴问题、产业政策问题、劳工标准问题、环境标准问题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我们的制度开放和制度进步、法治进步都会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如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我想重点谈一点，如何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这意味着随着我们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不可避免地会和美国、欧洲、日本核心竞争利益和重要领域形成竞争性关系，也就是会动美日欧发达国家的“核心奶酪”，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奶酪”，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对抗和冲突。如何在未来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就必须妥善处理和应对竞争、冲突和对抗。我以为，我们过去和美日欧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主要是互补性的，随着我们转型升级，会越来越呈现竞争性部分，出现“萨缪尔森陷阱”。未来如何在转型升级以及崛起为制造型强国的过程中，和美日欧形成更高层次的互补性结构，包括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都是未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同美欧日，也包括新兴和发展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如何形成差异化结构？不要动别人为数不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奶酪”？这意味着，互补包括差异化互补、共享性互补、合作型互补，都是我们下一步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如何能够给别人提供“奶酪”，而不去动别人的“核心奶酪”以及为数不多的“发展奶酪”。这也是我们未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此情势下，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到了新发展阶段，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必然回答的问题。
（据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中宏论坛第十二场在线研讨上的发言整理）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全球化下半场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首先要胸怀两个大局，一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限度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由竞争冲突对抗逐步升级，走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大阪峰会所指出的“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另一个大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大势、大局、大策，对中国而言，就是轻易不能犯常识性错误。就是要保持平常心。
全球化下半场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表现为“三新”。过去四十年重点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故事，二是外向型经济的故事，三是工业化的故事。新发展阶段，除了继续讲好这三个故事，还要讲好三个新故事。一是讲好创新的故事，也就是新三十年推动我们的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大脑”和“世界大脑”的构建，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这是一场国际拔河，是中美两个大国的较量，科技领域被一些人称为决定两国命运的生死存亡之战，在此形势下，如何从两国战略竞争、战略对抗、战略脱钩、选择性脱钩，走向战略合作，这是新30年要讲好的故事，也就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需要的世界大脑，世界大脑离不开中美全方位的创新合作。第二是要讲好法治的故事。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这就涉及我们下一步的体制机制如何对标国际高标准并相互衔接。什么是国际高标准？谁代表国际高标准？我们应当如何衔接和对接？这是我们新30年需要讲好的新故事。第三个故事，就是要讲好共同富裕的故事。我们过去4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新30年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要分阶段、分步骤推动共同富裕。
全球化下半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我相信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全社会都会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我相信未来无论是大学、科研院所还是头部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都將大幅上升。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是2.44万亿元，研发强度2.4%，这在全球也处于比较高的标准。我个人预测，未来十年，珠三角投入创新的经费，累积可能达到四万亿元。长三角投入创新的经费，累计可能超过八万亿元。从这个角度，中国确实到了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这么一大笔资金和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效益，能够推动全员劳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涉及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生态以及跨境创新网络问题，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2030年前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这意味着下一步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围绕着绿色发展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些方面，我们和美国、和世界也都存在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的问题。
全球化下半场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主要包括三句话。一是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话讲，这是一个长期战略部署，为此，下一步如何将扩大内需作为重要战略基点，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动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如何推动农村剩余人口市民化等，这些都是下一步要解决好的问题。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按照越来越封闭的方式发展，还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果是按照更高水平开放的路径走，将有三个指标体系亟待建立：一是市场开放的指标体系，也就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平均关税率持续下降，非关税措施持续取消;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降低贸易投资成本;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越开越大。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可以通过指标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通过绩效考核，建立起约束性的硬指标，从而保证未来建立国内大循环是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条件下推动的。第二是制度型开放。也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越来越和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还是相偏离，可以用硬性指标来衡量。第三是知识型开放，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开发和试验研究等的开放创新、开放合作以及开放共享，是可以用指标体系进行衡量的。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就会迈上新台阶。
第二句话，就是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深耕东亚，二是深耕“一带一路”，三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我个人预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全球会出现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等全球性新趋势。关于创新东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简称GII）报告，指出了一个全球性创新趋势，就是创新格局的东移，而且国际新增加的专利的百分之五十，是用汉语、日语、韩语写成的。如何把握住东移的趋势？首先要做好中日韩FTA的谈判，中国在中日韩区域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就是RCEP，原来是“10+6”，现在是“10+5”，我称之为包容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下一步如何落地并迈上新台阶？以及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是中国已经宣布积极考虑加入CPTPP。那么，中国要考虑一种可能性，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美国可能重返CPTPP，此外，英国也正式提出加入CPTPP，这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是积极的。我认为，对于中国的进步，过程比结果重要，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上，如国有企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工业补贴问题、产业政策问题、劳工标准问题、环境标准问题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我们的制度开放和制度进步、法治进步都会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如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我想重点谈一点，如何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这意味着随着我们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不可避免地会和美国、欧洲、日本核心竞争利益和重要领域形成竞争性关系，也就是会动美日欧发达国家的“核心奶酪”，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奶酪”，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对抗和冲突。如何在未来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就必须妥善处理和应对竞争、冲突和对抗。我以为，我们过去和美日欧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主要是互补性的，随着我们转型升级，会越来越呈现竞争性部分，出现“萨缪尔森陷阱”。未来如何在转型升级以及崛起为制造型强国的过程中，和美日欧形成更高层次的互补性结构，包括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都是未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同美欧日，也包括新兴和发展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如何形成差异化结构？不要动别人为数不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奶酪”？这意味着，互补包括差异化互补、共享性互补、合作型互补，都是我们下一步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如何能够给别人提供“奶酪”，而不去动别人的“核心奶酪”以及为数不多的“发展奶酪”。这也是我们未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此情势下，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到了新发展阶段，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必然回答的问题。
（据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中宏论坛第十二场在线研讨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