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由出口和投资两大需求拉动的。2009年为了摆脱美国次债危机的不利影响，用4万亿元的财政主导与10万亿元的贷款刺激经济，由此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需求结构。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外需恢复增长，投资增长率仍在高位，中国经济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增长格局。由于2011年美国经济很可能再度探底，并引起中国的外需显著萎缩，因此，2010年需求格局将不可能被2011年所重复。
　　现在有很多舆论主张实施“宽财政”政策，这是想回到2009年以财政主导投资为经济提供需求增长的动力，我看很难。主要是2009年财政所主导的政府投资增长，是在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政府主导投资的重点是“铁、公、基”类项目，但基础设施投资也有过剩问题。
　　例如，中国目前的港口吞吐能力已达40亿吨，已有一些港口的能力放空了一半，本轮投资又上了50亿吨，“十二五”中期将形成货物吞吐能力，但3年后能新增1倍以上的货流量吗？而且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也用了很多贷款，比如铁路项目高达2.7万亿元，铁道部能拿出的资本金只有4000多亿元，银行贷款是当然的大头。从制造业看，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严重，政府投资的空间就更狭窄了。所以，靠增加财政投资性支出的办法来扩充需求的路子走不通。
　　如果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又不可能增加，民间投资在过剩背景下继续低迷，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2010年的水平。2012和2013年会继续走低。
　　但通胀势头在2011年却会更加强劲。2010年推动通胀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2011年推动通胀的因素将会由一而三，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胀，以及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新动力。
　　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与美国新近推出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紧密相关，而且会发展得越加严重。对应于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规模来说，前两轮的货币增发量是远远不够的。尔后一定会有第四、第五乃至更多轮。
　　美元的不断增发将使美元持续贬值，各国为了保出口就必须稳定与美元的汇率，办法也是与美国同步增发货币，这就是巴西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增发货币，货币狂潮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通胀。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越深重，美联储发的货币就会越多，全球的通胀程度就会被不断提升。所以，2011年将是全球性通胀的开始，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必然会重新抬头。
　　工资的上涨首先不是因为分配关系有了实质改变，而是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如此，2010年以来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与其后的持续上涨，到2011年及以后都会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新力量。
　　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则当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我认为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王建简历
　　王建，男，汉族，1954年11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1982年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员，1992年任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199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任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并被评选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部委获一、二、三等科技进步奖。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经济改革、企业经济评价、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其主要代表作《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7年），提出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