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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内对民俗影像化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身上，通常从“后殖民理论”出发，将这类民俗电影视为是“文化背叛”;而民俗电影《雪花秘扇》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华裔导演王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其身份的独特性就意味着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问题上，有着不同于与大陆导演的新的立足点，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电影《雪花秘扇》如何对小说中缠足、老同、女书民俗进行影像化呈现，以及其改编背后的原因为何。
关键词：《雪花秘扇》 王颖 民俗文化 视觉影像
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美籍华裔畅销作家邝丽莎出于對湖南江永女书文字的好奇，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围绕清末时期生长于湖南江永的两位女性——“百合”与“雪花”展开，书写其在儿时结为老同并相伴经历婚姻、瘟疫、太平天国战争的生命历程。该小说于2011被改编为电影。在电影《雪花秘扇》中延续了小说中“深层”叙事结构，还原了小说对古代老同故事的想象。但同时导演对民俗场景的还原并不是对小说故事的照搬而是根据电影意义表达的需要再增加一条“现代叙事线索”，使得民俗场景的还原与当下语境相贴合。
在电影的现代叙事线索中，王颖更换了叙事视点，将古代老同“百合”视角改换为现代职业女性“妮娜”。小说以“百合”回忆的叙事方式讲述地方民俗、女性命运;而在电影中，职业女性“妮娜”追溯好友“索菲亚”车祸前的两个月的生活成为故事主线，而古代故事被假借为索菲亚所写一篇小说，通过妮娜的讲述呈现。因而小说中民俗场景在影像过程中因为视点的变换，媒介载体的变换等原因，使得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变形过的民俗场景。
一.影像中民俗文化的改写
电影所呈现的“缠足”“老同”“女书”民俗是根据邝丽莎的小说所改编的，而邝丽莎身为一个华裔作家，虽有华人的血统，但终究长期生活在美国，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本土民俗存在一定的隔膜，除此以外还有媒介、时代语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得电影对民俗文化的呈现是具有想象成份在其中：对于缠足民俗，电影作者美化女性的苦难，想象苦难中女性之间的纯爱;对于老同、女书民俗，电影作者甚至跨越小说素材，延伸想象其在全球化现代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一）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缠足和老同民俗的改写
1.“缠足”民俗被改写为捆绑女性命运的源头
电影通过“缠足”和“老同”企图构建一个女性命运的共同体，形成与男性力量的乌托邦式对抗。在电影作者的影视呈现中，缠足成为女性命运联接的关键的外力因素，裹脚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苦难。但也因为裹脚，使得女性群体更能相互怜悯，基于这一共同的生命经验，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身份的认同加深，形成区别于社会中男性群体的命运共同体。
在影片中，当妮娜拿到《雪花秘扇》的故事开始讲述时，第一个从现代回望古代的联接镜头就是小女孩的脚。在妮娜的视觉呈现中，故事里儿时的百合坐在上海弄堂里，一位老人正拿着她的脚左右视看，而百合正一脸痛苦地看着妮娜。下个镜头回到清末时期的湖南，又是一双女孩儿的脚，是百合还未裹脚之前健康奔跑的样子，与之后鲜活的脚被折断的命运形成讽刺对照。
但在小说中，女性命运的联接并不如此紧密，甚至在女性内部也有权力结构的划分，在百合家百合的母亲与婶婶地位等级便有差别。电影的目的在于强化女性关系的内部连接，为此电影借助剪切、拼贴的媒介技术，将百合与雪花裹脚的画面放置在一个画框之中，形成二人苦难命运的相互投射。在此基础上，电影作者意图使女性命运紧密相连的观念全球化，形成现代语境下的女性共同体概念，来实现与男性思维主导的权力世界的乌托邦式对抗。
2.“老同”民俗被改写为全球女性关系的范式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敏锐地捕捉到“老同”关系对于保护女性的这种特殊意义，通过增添一对现代化“老同”，预设全球化时代新型的“女性”伦理关系。正如Elizabeth Ho在其研究论文中写道“王颖的电影要将小说转化为一个记忆和修复并列的有启发性的活动：如果现在的女主角——索菲亚和妮娜，要进入由电影确定的全球化的未来，19世纪的老同关系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解决的创伤。”[1]191-202
实际上，即使从清末到21世纪，社会发展不断革新，但是女性的生存困境仍旧存在。电影作者将过去被裹脚布扭曲为三寸金莲的中国女性苦难，扩展成被高跟鞋挤压属于全球女性的苦难。电影叙述一闪而过“妮娜”坐在床头痛苦地脱下高跟鞋，揉捏自己的双脚的镜头，与儿时百合与雪花隐忍高跟鞋挤压得痛苦如出一辙。基于女性困境的存在，重现“老同”关系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所以在现代叙事线索中，妮娜和索菲亚成了各自苦难的救赎。对于妮娜来说，索菲亚是她单一的充满竞争性生活里的牵挂;而对于索菲亚来说，妮娜是她身居异国、无父无母绝境里的依靠。相比于古代老同“百合与雪花”的交往，妮娜和索菲亚在隔着语言、民族等现实条件阻拦的情况下，仍旧结为老同，这种建立于跨国元素上的老同关系，是对当前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民族的人种该如何交往的回应，也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女性交往范式。正如电影拍摄学术顾问及女书文化研究专家的武大教授宫哲兵先生称赞“剧本老同之间的奉献性“纯爱”比小说中老同之间的占有性“纯爱”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是女性主义爱情观的最新范本。”[2]20
（二）民俗文化传承的设想——“女书”被改写为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
在小说中女书的功能被辖定在为女性间相互倾诉心事的通信载体，而在电影中女书的功用性和历史意义扩大。电影对女书文体结构的呈现完全依照原典史料，如百合给雪花的信，代替小说中直白的现代白话文语法方式，给大众直观地呈现女书真实的语法形态，以及书写方式，以达到在全球化的现实环境中为大众普及女书文化知识，尤其是吸引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约旦女王下诏推荐，称仅在女性间流传的“女书”是伟大的文字。[3]
电影还创设性地构想如何能使女书在21世纪仍旧有被使用的价值。在电影里的现代故事线索里，索菲亚的姑姑（由邬君梅饰）是一家展馆的创始人，而这家展馆所进行的文化工作就是陈列“女书”、“三寸金莲”等与女性相关的民俗文化。展馆将女书文字输入到电脑系统里，使其形成女书输入法;将“弓鞋”穿在一个奔跑着的肉体丰满的现代女性身上。这些创想无疑在暗示，中国传统民俗能够与全球化下的现代社会联接，能够与现代文明元素结合创造新的文化含义。 电影《雪花秘扇》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不仅完成了古今两条叙事线的同时讲述，还做到对上海、湖南等多地风光的一起呈现。使整部影片最终所涵盖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小说文，在最终效果的展出中呈现全球化元素的融合特征。
（四）电影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改编的主观化影响
从1925年开始，独立作业的电影艺术家们就认识到“改编肯定是有不同之处的，不能从原著逐字逐句地翻译”[12]5，而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技术上的改编，电影编剧的工作对总体的限制显示出重大的影响，在电影改编中日益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因此在《雪花秘扇》的改编，我们明显能感受到编剧、导演对“女书”的抽象理论，以及百合叙述过程中大段内心独白的删减，而增加一条现代故事线索更能凸显小说女性情感主旨，其次还补充对索菲亚姑姑女书策展人身份的描述，以强化传承女书文化的重要性。
导演特殊的华裔身份影响。王颖作为一名旅美华裔的导演，他的特殊身份影响其对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有着敏锐的捕捉力。
王颖作为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其文化观念不像二战后移民香港的父辈。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大多因为二战后或解放初不得已辗转来到香港，对香港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对大陆和岭南文化抱有深深的怀念和眷顾之情;而第二代移民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整体腾飞的时期，香港开始与国际接轨。他们在香港日益与国际同步的过程中，表现出对香港身份的强烈认同，对于前辈的文化认同陌生、拒绝或蔑视，尤其是那时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大陆充满反感和敌对。
在采访中，王颖也承认自身存在的这种文化差异，他说：“我长大时就有很多文化冲突，我家里是传统的中国，外面社会是香港这样的英国殖民地，学校都是外文教育。去到美国也看到那边的华人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很大，虽然他们在美国长大，不过也和我一样，有华人的背景又不得不做美国人，我就时常关注这些冲突下的状态。”[13]
正是王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引起他对《雪花与秘密扇子》中民俗文化的兴趣，力求突破快节奏的好莱坞叙事模式中，还原女书、裹足等中国民俗现象，除了对古代中国的探究，认识现代中国也成为其拍摄电影《雪花秘扇》的使命之一。他说“我去过几次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都变了很多，很特别，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加了一个现代的故事进去。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再去看看中国。”[13]
本文重点分析了影片改编如何将民俗呈现的问题融汇到全球化现实语境的问题。笔者认为考察该部电影对中国传统民俗的呈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该部电影中民俗影像化问题涉及“中国形象”命题。小说作者和电影作者均是美籍华裔，他们带着独特的华裔文化背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必然与本土形象有所出入。比较民俗文化在华裔导演镜头下的影像化形态，也正是国人审视民族形象的重要切入点。电影作者没有在中国乡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所以他对缠足、老同等民俗拍摄是以局外人的猎奇心理介入，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也是凄美动人的，与真实的历史感受有差距;其二，涉及电影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话题。电影作者身为美籍华裔身份面临着双重冲击，即西方文化观与东方文化观。在影片中，电影作者将自己所受到的文化困扰同样映射到人物“妮娜”的选择之中。从车祸开始，妮娜就面临抉择的境遇——究竟是选择陪在自己的“老同”索菲亚身边，还是去纽约深造。影片中妮娜最后选择留下来照顾索菲亚的决定，隐喻电影作者选择认同中国文化。正如学者黎风所说：“影像的生成始终与“身份”的概念紧密联系。影像不仅传递现实，更同时传递立场。”人物的选择正是电影作者将其抽象的主观意识的具体化呈现。此外，妮娜在象征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职场晋升选择和象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老同情谊之间的抉择，还隐藏着电影作者的伦理观，即“无论新旧社会，中国女性身体里所蕴含的坚毅、执着、重情的特质是一脉相承：现代情节是我们在电影中特地加入的，首先想体现老同这样的姐妹情古今相同。”影片最后一幕古代老同肩并肩坐在上海摩登大楼之上，现代老同并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电影作者力图表达面对21世纪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一切都在变动，但这种古老的女人之间相互支持的真挚情感不会被隔断。也是侧面对女性主义叩问的“女性如何存在”问题的一种回应。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Ho，“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us”： Review of Lisa See’s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关键词：《雪花秘扇》 王颖 民俗文化 视觉影像
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美籍华裔畅销作家邝丽莎出于對湖南江永女书文字的好奇，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围绕清末时期生长于湖南江永的两位女性——“百合”与“雪花”展开，书写其在儿时结为老同并相伴经历婚姻、瘟疫、太平天国战争的生命历程。该小说于2011被改编为电影。在电影《雪花秘扇》中延续了小说中“深层”叙事结构，还原了小说对古代老同故事的想象。但同时导演对民俗场景的还原并不是对小说故事的照搬而是根据电影意义表达的需要再增加一条“现代叙事线索”，使得民俗场景的还原与当下语境相贴合。
在电影的现代叙事线索中，王颖更换了叙事视点，将古代老同“百合”视角改换为现代职业女性“妮娜”。小说以“百合”回忆的叙事方式讲述地方民俗、女性命运;而在电影中，职业女性“妮娜”追溯好友“索菲亚”车祸前的两个月的生活成为故事主线，而古代故事被假借为索菲亚所写一篇小说，通过妮娜的讲述呈现。因而小说中民俗场景在影像过程中因为视点的变换，媒介载体的变换等原因，使得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变形过的民俗场景。
一.影像中民俗文化的改写
电影所呈现的“缠足”“老同”“女书”民俗是根据邝丽莎的小说所改编的，而邝丽莎身为一个华裔作家，虽有华人的血统，但终究长期生活在美国，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本土民俗存在一定的隔膜，除此以外还有媒介、时代语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得电影对民俗文化的呈现是具有想象成份在其中：对于缠足民俗，电影作者美化女性的苦难，想象苦难中女性之间的纯爱;对于老同、女书民俗，电影作者甚至跨越小说素材，延伸想象其在全球化现代语境中的存在意义。
（一）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缠足和老同民俗的改写
1.“缠足”民俗被改写为捆绑女性命运的源头
电影通过“缠足”和“老同”企图构建一个女性命运的共同体，形成与男性力量的乌托邦式对抗。在电影作者的影视呈现中，缠足成为女性命运联接的关键的外力因素，裹脚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苦难。但也因为裹脚，使得女性群体更能相互怜悯，基于这一共同的生命经验，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身份的认同加深，形成区别于社会中男性群体的命运共同体。
在影片中，当妮娜拿到《雪花秘扇》的故事开始讲述时，第一个从现代回望古代的联接镜头就是小女孩的脚。在妮娜的视觉呈现中，故事里儿时的百合坐在上海弄堂里，一位老人正拿着她的脚左右视看，而百合正一脸痛苦地看着妮娜。下个镜头回到清末时期的湖南，又是一双女孩儿的脚，是百合还未裹脚之前健康奔跑的样子，与之后鲜活的脚被折断的命运形成讽刺对照。
但在小说中，女性命运的联接并不如此紧密，甚至在女性内部也有权力结构的划分，在百合家百合的母亲与婶婶地位等级便有差别。电影的目的在于强化女性关系的内部连接，为此电影借助剪切、拼贴的媒介技术，将百合与雪花裹脚的画面放置在一个画框之中，形成二人苦难命运的相互投射。在此基础上，电影作者意图使女性命运紧密相连的观念全球化，形成现代语境下的女性共同体概念，来实现与男性思维主导的权力世界的乌托邦式对抗。
2.“老同”民俗被改写为全球女性关系的范式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敏锐地捕捉到“老同”关系对于保护女性的这种特殊意义，通过增添一对现代化“老同”，预设全球化时代新型的“女性”伦理关系。正如Elizabeth Ho在其研究论文中写道“王颖的电影要将小说转化为一个记忆和修复并列的有启发性的活动：如果现在的女主角——索菲亚和妮娜，要进入由电影确定的全球化的未来，19世纪的老同关系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解决的创伤。”[1]191-202
实际上，即使从清末到21世纪，社会发展不断革新，但是女性的生存困境仍旧存在。电影作者将过去被裹脚布扭曲为三寸金莲的中国女性苦难，扩展成被高跟鞋挤压属于全球女性的苦难。电影叙述一闪而过“妮娜”坐在床头痛苦地脱下高跟鞋，揉捏自己的双脚的镜头，与儿时百合与雪花隐忍高跟鞋挤压得痛苦如出一辙。基于女性困境的存在，重现“老同”关系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所以在现代叙事线索中，妮娜和索菲亚成了各自苦难的救赎。对于妮娜来说，索菲亚是她单一的充满竞争性生活里的牵挂;而对于索菲亚来说，妮娜是她身居异国、无父无母绝境里的依靠。相比于古代老同“百合与雪花”的交往，妮娜和索菲亚在隔着语言、民族等现实条件阻拦的情况下，仍旧结为老同，这种建立于跨国元素上的老同关系，是对当前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民族的人种该如何交往的回应，也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女性交往范式。正如电影拍摄学术顾问及女书文化研究专家的武大教授宫哲兵先生称赞“剧本老同之间的奉献性“纯爱”比小说中老同之间的占有性“纯爱”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是女性主义爱情观的最新范本。”[2]20
（二）民俗文化传承的设想——“女书”被改写为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
在小说中女书的功能被辖定在为女性间相互倾诉心事的通信载体，而在电影中女书的功用性和历史意义扩大。电影对女书文体结构的呈现完全依照原典史料，如百合给雪花的信，代替小说中直白的现代白话文语法方式，给大众直观地呈现女书真实的语法形态，以及书写方式，以达到在全球化的现实环境中为大众普及女书文化知识，尤其是吸引外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约旦女王下诏推荐，称仅在女性间流传的“女书”是伟大的文字。[3]
电影还创设性地构想如何能使女书在21世纪仍旧有被使用的价值。在电影里的现代故事线索里，索菲亚的姑姑（由邬君梅饰）是一家展馆的创始人，而这家展馆所进行的文化工作就是陈列“女书”、“三寸金莲”等与女性相关的民俗文化。展馆将女书文字输入到电脑系统里，使其形成女书输入法;将“弓鞋”穿在一个奔跑着的肉体丰满的现代女性身上。这些创想无疑在暗示，中国传统民俗能够与全球化下的现代社会联接，能够与现代文明元素结合创造新的文化含义。 电影《雪花秘扇》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不仅完成了古今两条叙事线的同时讲述，还做到对上海、湖南等多地风光的一起呈现。使整部影片最终所涵盖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小说文，在最终效果的展出中呈现全球化元素的融合特征。
（四）电影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改编的主观化影响
从1925年开始，独立作业的电影艺术家们就认识到“改编肯定是有不同之处的，不能从原著逐字逐句地翻译”[12]5，而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技术上的改编，电影编剧的工作对总体的限制显示出重大的影响，在电影改编中日益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因此在《雪花秘扇》的改编，我们明显能感受到编剧、导演对“女书”的抽象理论，以及百合叙述过程中大段内心独白的删减，而增加一条现代故事线索更能凸显小说女性情感主旨，其次还补充对索菲亚姑姑女书策展人身份的描述，以强化传承女书文化的重要性。
导演特殊的华裔身份影响。王颖作为一名旅美华裔的导演，他的特殊身份影响其对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有着敏锐的捕捉力。
王颖作为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其文化观念不像二战后移民香港的父辈。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大多因为二战后或解放初不得已辗转来到香港，对香港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对大陆和岭南文化抱有深深的怀念和眷顾之情;而第二代移民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整体腾飞的时期，香港开始与国际接轨。他们在香港日益与国际同步的过程中，表现出对香港身份的强烈认同，对于前辈的文化认同陌生、拒绝或蔑视，尤其是那时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大陆充满反感和敌对。
在采访中，王颖也承认自身存在的这种文化差异，他说：“我长大时就有很多文化冲突，我家里是传统的中国，外面社会是香港这样的英国殖民地，学校都是外文教育。去到美国也看到那边的华人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很大，虽然他们在美国长大，不过也和我一样，有华人的背景又不得不做美国人，我就时常关注这些冲突下的状态。”[13]
正是王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引起他对《雪花与秘密扇子》中民俗文化的兴趣，力求突破快节奏的好莱坞叙事模式中，还原女书、裹足等中国民俗现象，除了对古代中国的探究，认识现代中国也成为其拍摄电影《雪花秘扇》的使命之一。他说“我去过几次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都变了很多，很特别，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加了一个现代的故事进去。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再去看看中国。”[13]
本文重点分析了影片改编如何将民俗呈现的问题融汇到全球化现实语境的问题。笔者认为考察该部电影对中国传统民俗的呈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该部电影中民俗影像化问题涉及“中国形象”命题。小说作者和电影作者均是美籍华裔，他们带着独特的华裔文化背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必然与本土形象有所出入。比较民俗文化在华裔导演镜头下的影像化形态，也正是国人审视民族形象的重要切入点。电影作者没有在中国乡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所以他对缠足、老同等民俗拍摄是以局外人的猎奇心理介入，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也是凄美动人的，与真实的历史感受有差距;其二，涉及电影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话题。电影作者身为美籍华裔身份面临着双重冲击，即西方文化观与东方文化观。在影片中，电影作者将自己所受到的文化困扰同样映射到人物“妮娜”的选择之中。从车祸开始，妮娜就面临抉择的境遇——究竟是选择陪在自己的“老同”索菲亚身边，还是去纽约深造。影片中妮娜最后选择留下来照顾索菲亚的决定，隐喻电影作者选择认同中国文化。正如学者黎风所说：“影像的生成始终与“身份”的概念紧密联系。影像不仅传递现实，更同时传递立场。”人物的选择正是电影作者将其抽象的主观意识的具体化呈现。此外，妮娜在象征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职场晋升选择和象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老同情谊之间的抉择，还隐藏着电影作者的伦理观，即“无论新旧社会，中国女性身体里所蕴含的坚毅、执着、重情的特质是一脉相承：现代情节是我们在电影中特地加入的，首先想体现老同这样的姐妹情古今相同。”影片最后一幕古代老同肩并肩坐在上海摩登大楼之上，现代老同并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电影作者力图表达面对21世纪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一切都在变动，但这种古老的女人之间相互支持的真挚情感不会被隔断。也是侧面对女性主义叩问的“女性如何存在”问题的一种回应。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Ho，“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us”： Review of Lisa See’s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