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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邦家处位》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的第三篇。文章主要阐述了先秦时期君臣重视贤才、任用贤才的重要思想，反映出先秦时期儒家學派的尚贤思想。文章从《邦家处位》所反映的尚贤思想着手，认为自孔子开始儒家即已重视贤才，随着尚贤思想的不断发展，其内容也不断地变化与发展，最终得到完善。
关键词：《清华简》;尚贤思想;孔子;孟子;荀子
《邦家处位》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的第三篇。该篇共11支简，简长约41厘米，宽约0.5厘米，三道编，简背有编号。第九简上部分残缺约20字，第十简中上部残缺六七字，其余完整（图1）。《邦家处位》一文反映出先秦时期推崇贤才、任用贤才要用之以度的重要思想，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尚贤思想有重要价值。
1 《邦家处位》与大致篇义
《邦家处位》是战国时期阐发儒家政论的一篇简文。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任用贤才的重要性。此简文指出处于君主之位，受命于天，君应做到君臣相度，选贤任能，安定人心。
为便于理解，现将简文改为宽式释文：
邦家处位，倾昃其天命，抑君臣必果以度。度君速臣，臣適君。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
举介执（一）事，使是谋人，人用唯遇利，御必中其服。如前处既若无察，唯浚良人能造御柔，使人用倚典政，还入弛政，弊政（二）更正。
上述简文指出作为一国之君，其受命于天，应遵循君臣之间的法度，若做不到君臣相度，君主独断独行，则臣迷，政恶，祸乱从出，因此要推举任用人才。身居高位则不能体民情，唯用贤臣才能让国家安定，使人能够依靠政治，张弛制度，苛政也会得到修正。
子立代父，自奠于后事，阶嫡长，罪卓辞，反儿称伪，炕政眩邦，倦厌政事，均踦政主，君乃无从规下之虫□。（三）
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敝于亡。或恶哉，戕躁度，势僭列而旁受大政。或美哉，不见而没抑不由，（四）无津以出，民用率欲逃，求政。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卿世禄制则弊政频出，衰败的政事将导致国家混乱，偏离本源，君主于是无法管理众人。君臣不相度，随意任用没有经过考察的人，国家也会消亡。任用恶人，会破坏法度，会权势位列颠倒而恶人授国家大政。贤臣不受用，如无水而行，百姓欲逃离，寻求开明的政治。
使人乃若无前不妄，抑后之为端，修之者微玆毋知、毋效二尤。人其曰：“□度未愉（五）而进，恶没者诸？”夫党贡亦曰：“余无罪而屏，须事之遇机，遇其毁，美恶乃出，从取资焉。”上者其上，下者其下，将度（六）以为齿，岂能怨人，其勿是是难。或信能考守，道美用恶，人而曰善。或恩宠不袭，无屚，其徵而不倾昃。（七）
使用的人才不应有妄行不法之人，也不能任用无智慧、无效率的人，应任用端直公正之人。有人说要用法度来治理民心，民心就会有所进步，失去法度也将会失去民心。党贡亦说：“我无罪而弃，需待法度消逝善恶均现的时机，从而获得发展之资格。”贤者身居高位，佞臣处于底层，以此为法度、行列，又怎么怨恨他人，不用以此为难。若能坚守自查，任用贤才，恶人也会愈加真善。恩宠不受、谄媚无大志之人不能被任用。
人而不足用，告媢必先卫，守道探度，奠其答。其遇于异进，使人未知得度之践，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良人（八）……且为良人。良人如未行政，贡以治疾恶，返以为政。夫为前政（九）者，亦其有美而为恶。恶□□□□□□用躐贡而攺，有救于前用。小民而不知利政，乃谓良人出于无度。
人用（十）必纳贡，能有度。既备纳贡，政是导之，岂或求谋。（十一）
上述是说官吏应遵循正道，探索法度，聚集当位的人才。选拔贡士要任用优秀的人，增加贤才。若非贤人从政，以恶为道，贤臣也将从恶。少数的人民不知道政治的根本，才称贤臣的任用没有法度，用人必须使用党贡的方式，取其能者形成法度。以政治作为疏导，才可用人以度。
总之，简文《邦家处位》为一篇强调尊贤、尚贤的政论。全文讨论了贤臣的重要地位、作用、影响和如何选拔运用，以此为根本深刻反映出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
2 简文所示的尚贤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各学说中，尚贤思想是作为君道、臣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包含大量有关儒家尚贤思想的语句，例如：“抑君臣必果以度。度君速臣，臣君。”又或者是“使人乃若无前不妄，抑后之为端，修之者微玆毋知、毋效二尤。”在这里尚贤思想得到了充足的体现，君臣需相度，君主应崇尚贤才，才能使国家安定。而在先秦儒家学派的著作中，也依稀能够看到儒家尚贤、尊贤的例子，《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论语·为政》中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显然《邦家处位》在叙事风格和思想上与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 儒家尚贤思想探析
自孔子的《论语·先进》开始，儒家尚贤思想已经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在《论语》中很少直接提到贤者、贤臣、贤等字眼，更多的是“君子”“人”等，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源于孔子对于“贤”的认识。孔子在其教育过程中是广大的，他的教育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还有：“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以上各句中“君子”的含义和作用显然应该比“贤者”更加庞杂，孔子所追寻的是内容更加广阔的“君子”，这种“君子”中包含“贤者”，崇尚“君子”的过程同时也是崇尚“贤者”的过程。故此，本文将文中的“君子”“人”比作贤者。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希望通过向学生阐述“仁”“德”，以“君子”为典范，使学生能够更加“贤”。孔子创建私学，提倡有教无类的观念，它是一种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而并不仅是培养能从事国家政务的贤能之士，他提倡“举贤才”“礼贤下士”正是基于“为政在人”的政治立场。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孟子也提到贤者的重要性。《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在这里孟子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已经开始大量运用“贤”这一词语，而相较于孔子的“君子”，这个“贤”则体现其对君主的重要作用。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意识到了“贤”的重要性，却没有将“贤”作为主要的培养对象。在《孟子》中，大多是对君主的培育，教育君主如何为政，如何仁政，“贤”仅仅是孟子“仁政”思想中小小的一部分。孔子的尚贤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孟子则是以“君”为中心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贯穿其思想之始终，“仁政”的主要行使者即是君主，孟子更加倾向于修正、教育君主而实现国家安定，显然以贤治国在孟子看来只是作为“君道”的一种手段。
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孔孟尚贤的基础上，再一次强调了“贤”的重要，“成贤被视为一种社会价值追求”。②例如《荀子·非相》中就记录“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③
在儒家思想中，尚贤思想主要存在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中，其首要的就是“为政以德”，而其次就是君主能夠“尊贤、尚贤”，依靠卿相辅佐。荀子以周文王与姜太公为例，他指出：“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正是因为周文王任用姜子牙，才有《荀子·君道》中：“贵道果立，贵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④
4 尚贤思想的时代变化
纵观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尚贤思想一直存在于这些大儒的思想中，但这种思想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目标似乎只有一个，即为了得才为君主所用，自孔子时代开始，“贤者”或是“君子”一直是孔子所推崇的对象，在《论语》中，不乏孔子推崇贤才的一些言论，比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从以上语句不难看出，孔子有关贤者的思想并不明显，或者说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并不明确，这似乎是孔子的一种教育思想，表达他对贤者的推崇，并以此教育学生何为仁、何为德、何为礼、何为善。
反观孟子，在其言论中，更加突出了君王仁政、任用贤才的思想。《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告子章句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思想阐述如何实施仁政，即通过减刑法、薄税敛、不夺农时和与民同乐的方式。
以上无不体现出孟子的仁政思想，即通过君主的“仁”来获得民心，孔子的思想主要在于教人为仁、为德，其思想是庞大的，而孟子思想相较于孔子的思想来说，更加侧重于如何为政、以何为政，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大国争霸”的局面与状况所顺势形成更加“入世”的思想，可以说是将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广而概之发展到更加突出政治色彩，反映出儒家文化逐渐步入政治化，这是儒家学说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孔孟之后，荀子又一次深化了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全面发展到孟子的以君主为中心，再到《荀子》一书中荀子阐述了选用贤才的方法，使儒家的尚贤思想变得完整，“贤者”已经不仅仅是君主实行仁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贤者”的地位已经得到一定意义上的重视和提升。从主要的论断来看，儒家的尚贤思想从孔孟认识贤者、运用贤臣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培养、运用贤臣。在《荀子·劝学篇》中，荀子指出君子应持之以恒，博闻强识，三省吾身，游必有士，慎其所立，结于一也。同时也要求君子学习《诗》《书》《礼》等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君子要不断学习并将其铭记于心，端正自身，完善身心，要接近效仿良师，尊崇礼仪，不傲，不隐，不瞽，“全之尽之，然后学者”。
5 结语
综上所述，《邦家处位》一文是战国时期重要的一篇传达儒家思想的政论，该文反映出儒家思想中的尚贤思想。尚贤思想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始终，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尚贤思想也在不断地延续与变化，并逐渐得以完善。
关键词：《清华简》;尚贤思想;孔子;孟子;荀子
《邦家处位》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的第三篇。该篇共11支简，简长约41厘米，宽约0.5厘米，三道编，简背有编号。第九简上部分残缺约20字，第十简中上部残缺六七字，其余完整（图1）。《邦家处位》一文反映出先秦时期推崇贤才、任用贤才要用之以度的重要思想，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尚贤思想有重要价值。
1 《邦家处位》与大致篇义
《邦家处位》是战国时期阐发儒家政论的一篇简文。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任用贤才的重要性。此简文指出处于君主之位，受命于天，君应做到君臣相度，选贤任能，安定人心。
为便于理解，现将简文改为宽式释文：
邦家处位，倾昃其天命，抑君臣必果以度。度君速臣，臣適君。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
举介执（一）事，使是谋人，人用唯遇利，御必中其服。如前处既若无察，唯浚良人能造御柔，使人用倚典政，还入弛政，弊政（二）更正。
上述简文指出作为一国之君，其受命于天，应遵循君臣之间的法度，若做不到君臣相度，君主独断独行，则臣迷，政恶，祸乱从出，因此要推举任用人才。身居高位则不能体民情，唯用贤臣才能让国家安定，使人能够依靠政治，张弛制度，苛政也会得到修正。
子立代父，自奠于后事，阶嫡长，罪卓辞，反儿称伪，炕政眩邦，倦厌政事，均踦政主，君乃无从规下之虫□。（三）
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敝于亡。或恶哉，戕躁度，势僭列而旁受大政。或美哉，不见而没抑不由，（四）无津以出，民用率欲逃，求政。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卿世禄制则弊政频出，衰败的政事将导致国家混乱，偏离本源，君主于是无法管理众人。君臣不相度，随意任用没有经过考察的人，国家也会消亡。任用恶人，会破坏法度，会权势位列颠倒而恶人授国家大政。贤臣不受用，如无水而行，百姓欲逃离，寻求开明的政治。
使人乃若无前不妄，抑后之为端，修之者微玆毋知、毋效二尤。人其曰：“□度未愉（五）而进，恶没者诸？”夫党贡亦曰：“余无罪而屏，须事之遇机，遇其毁，美恶乃出，从取资焉。”上者其上，下者其下，将度（六）以为齿，岂能怨人，其勿是是难。或信能考守，道美用恶，人而曰善。或恩宠不袭，无屚，其徵而不倾昃。（七）
使用的人才不应有妄行不法之人，也不能任用无智慧、无效率的人，应任用端直公正之人。有人说要用法度来治理民心，民心就会有所进步，失去法度也将会失去民心。党贡亦说：“我无罪而弃，需待法度消逝善恶均现的时机，从而获得发展之资格。”贤者身居高位，佞臣处于底层，以此为法度、行列，又怎么怨恨他人，不用以此为难。若能坚守自查，任用贤才，恶人也会愈加真善。恩宠不受、谄媚无大志之人不能被任用。
人而不足用，告媢必先卫，守道探度，奠其答。其遇于异进，使人未知得度之践，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良人（八）……且为良人。良人如未行政，贡以治疾恶，返以为政。夫为前政（九）者，亦其有美而为恶。恶□□□□□□用躐贡而攺，有救于前用。小民而不知利政，乃谓良人出于无度。
人用（十）必纳贡，能有度。既备纳贡，政是导之，岂或求谋。（十一）
上述是说官吏应遵循正道，探索法度，聚集当位的人才。选拔贡士要任用优秀的人，增加贤才。若非贤人从政，以恶为道，贤臣也将从恶。少数的人民不知道政治的根本，才称贤臣的任用没有法度，用人必须使用党贡的方式，取其能者形成法度。以政治作为疏导，才可用人以度。
总之，简文《邦家处位》为一篇强调尊贤、尚贤的政论。全文讨论了贤臣的重要地位、作用、影响和如何选拔运用，以此为根本深刻反映出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
2 简文所示的尚贤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各学说中，尚贤思想是作为君道、臣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包含大量有关儒家尚贤思想的语句，例如：“抑君臣必果以度。度君速臣，臣君。”又或者是“使人乃若无前不妄，抑后之为端，修之者微玆毋知、毋效二尤。”在这里尚贤思想得到了充足的体现，君臣需相度，君主应崇尚贤才，才能使国家安定。而在先秦儒家学派的著作中，也依稀能够看到儒家尚贤、尊贤的例子，《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论语·为政》中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显然《邦家处位》在叙事风格和思想上与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 儒家尚贤思想探析
自孔子的《论语·先进》开始，儒家尚贤思想已经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在《论语》中很少直接提到贤者、贤臣、贤等字眼，更多的是“君子”“人”等，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源于孔子对于“贤”的认识。孔子在其教育过程中是广大的，他的教育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还有：“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以上各句中“君子”的含义和作用显然应该比“贤者”更加庞杂，孔子所追寻的是内容更加广阔的“君子”，这种“君子”中包含“贤者”，崇尚“君子”的过程同时也是崇尚“贤者”的过程。故此，本文将文中的“君子”“人”比作贤者。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希望通过向学生阐述“仁”“德”，以“君子”为典范，使学生能够更加“贤”。孔子创建私学，提倡有教无类的观念，它是一种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而并不仅是培养能从事国家政务的贤能之士，他提倡“举贤才”“礼贤下士”正是基于“为政在人”的政治立场。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孟子也提到贤者的重要性。《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在这里孟子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已经开始大量运用“贤”这一词语，而相较于孔子的“君子”，这个“贤”则体现其对君主的重要作用。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意识到了“贤”的重要性，却没有将“贤”作为主要的培养对象。在《孟子》中，大多是对君主的培育，教育君主如何为政，如何仁政，“贤”仅仅是孟子“仁政”思想中小小的一部分。孔子的尚贤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孟子则是以“君”为中心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贯穿其思想之始终，“仁政”的主要行使者即是君主，孟子更加倾向于修正、教育君主而实现国家安定，显然以贤治国在孟子看来只是作为“君道”的一种手段。
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孔孟尚贤的基础上，再一次强调了“贤”的重要，“成贤被视为一种社会价值追求”。②例如《荀子·非相》中就记录“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③
在儒家思想中，尚贤思想主要存在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中，其首要的就是“为政以德”，而其次就是君主能夠“尊贤、尚贤”，依靠卿相辅佐。荀子以周文王与姜太公为例，他指出：“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正是因为周文王任用姜子牙，才有《荀子·君道》中：“贵道果立，贵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④
4 尚贤思想的时代变化
纵观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尚贤思想一直存在于这些大儒的思想中，但这种思想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目标似乎只有一个，即为了得才为君主所用，自孔子时代开始，“贤者”或是“君子”一直是孔子所推崇的对象，在《论语》中，不乏孔子推崇贤才的一些言论，比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从以上语句不难看出，孔子有关贤者的思想并不明显，或者说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并不明确，这似乎是孔子的一种教育思想，表达他对贤者的推崇，并以此教育学生何为仁、何为德、何为礼、何为善。
反观孟子，在其言论中，更加突出了君王仁政、任用贤才的思想。《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告子章句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思想阐述如何实施仁政，即通过减刑法、薄税敛、不夺农时和与民同乐的方式。
以上无不体现出孟子的仁政思想，即通过君主的“仁”来获得民心，孔子的思想主要在于教人为仁、为德，其思想是庞大的，而孟子思想相较于孔子的思想来说，更加侧重于如何为政、以何为政，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大国争霸”的局面与状况所顺势形成更加“入世”的思想，可以说是将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广而概之发展到更加突出政治色彩，反映出儒家文化逐渐步入政治化，这是儒家学说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孔孟之后，荀子又一次深化了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全面发展到孟子的以君主为中心，再到《荀子》一书中荀子阐述了选用贤才的方法，使儒家的尚贤思想变得完整，“贤者”已经不仅仅是君主实行仁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贤者”的地位已经得到一定意义上的重视和提升。从主要的论断来看，儒家的尚贤思想从孔孟认识贤者、运用贤臣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培养、运用贤臣。在《荀子·劝学篇》中，荀子指出君子应持之以恒，博闻强识，三省吾身，游必有士，慎其所立，结于一也。同时也要求君子学习《诗》《书》《礼》等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君子要不断学习并将其铭记于心，端正自身，完善身心，要接近效仿良师，尊崇礼仪，不傲，不隐，不瞽，“全之尽之，然后学者”。
5 结语
综上所述，《邦家处位》一文是战国时期重要的一篇传达儒家思想的政论，该文反映出儒家思想中的尚贤思想。尚贤思想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始终，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尚贤思想也在不断地延续与变化，并逐渐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