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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西走廊这片奇幻而又独特的土地上涌现出大批本土作家，他们深受河西文化的浸染，在创作中书写本土特色，挖掘河西文学的独特魅力，运用他们作品中的独特意象传递情感，同时赋予这片土地新的色彩。本文拟通过分析河西地区的作品概貌，本土作家创作，及作家创作与本土文化资源相互作用，来探寻在多元河西文化背景下，河西当代作家的创作与本土文化资源的关系。
【关键词】河西地区;本土文化资源;当代作家;作品创作
一、大漠中的悲歌与反思
河西地区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狭长分布，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河西境内中部及西部分别分布着腾格里沙漠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本土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大漠的广袤、戈壁的雄奇早已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作家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素材。河西本土作家在创作中多描写广袤雄奇的大漠戈壁景观，视野开阔，荡气回肠。与大漠人民的性格朴实真诚一般，作者创作的风格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兼有对奇异神秘事物的浪漫主义的诗意描绘。然而广袤的大漠中，干旱的气候与无情的风沙使得这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自然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大漠中农民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本土作家在书写大漠景观之下更多表露出的是对人与自然以及在大漠中农民生存现状的反思。
雪漠和唐达天便是书写大漠并进行反思的代表作家。雪漠花费了12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关》以及《猎原》[1]。他自是河西大漠中的一份子，对于这片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在作品中，雪漠以一种乡土情怀来体察、书写生活在西部大漠中生活的农民，无不为他们感叹与唏嘘。其大漠三部曲以凉州农村为历史大背景，描写了以老顺家为代表的几家农村人民在大漠里驯鹰、猎兔、捉狐、劳作、偷情、缴粮等日常发生的各种纠葛和事件展开的故事，反映出西北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劣，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处不可调和的矛盾。唐达天的《沙尘暴》[2]讲述的是发生在西北甘肃凉州市镇番县一个名叫红沙窝村子的故事。由于地处西北，植被稀少，每年春天沙尘飞扬，暴风四起，且常年干旱少雨。在村支书老奎的带领下，红沙窝村的乡亲们开始打地井、栽树苗、保卫庄稼地。作者唐达天以苍茫诡奇的独特西北沙漠气象为背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打破自然平衡受到惩罚，醒悟后忏悔补过，重获新生，描绘出当地百姓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展现出风情浓郁的地域特色。
荒漠戈壁的贫瘠，物质生活的贫困，作者笔尖触及此处进行描写剖析，究其深层，是对农民精神匮乏、思想保守落后的反思与书写。《大漠祭》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百姓是如何生存的。婚嫁丧事、传宗接代、生老病死，当地人恪守着这片黄土地麻木而艰苦的生存下去。由于封建迷信，兰兰的男人一定要生儿子，认为女儿是白狐狸精而将其领进沙漠活活冻死，因为愚昧无知，当地人身体不适首先想到的是求神拜佛而不是寻医问药。在书写中作者的情感是深沉的，传统习俗与人性弱点的袒露，生命力量与客观世界的激荡，城市文化对河西农村传统的冲击，传统道德在新时代中的冲突，这些问题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情感真挚而沉重，引发人们深思。
二、草原上的行吟与寻根
提到河西，首先映入读者脑海的必定是漫天的黄沙、荒芜的土地。但溯其根源，早期匈奴、羌、月氏等民族生长并扎根于河西走廊，他们驰骋骏马，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战乱的频繁，游牧文化逐渐削弱，发展至今，走廊中部的冲积平原上分布着无数大小不一的绿洲草原，游牧文化沿着祁连山麓呈线性散播。草原情愫深埋于河西人胸中，是河西人民无法割舍的情怀，回响在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中。
王新军在《大草滩》[3]中告别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用其生機盎然的写作把我们的视域引向广阔开放的大草滩，成群的牛羊，浮动的白云，这一切都令读者思绪放飞。王新军以纯粹的方式审视西部独特的生存环境，笔调清新，为世人展现位于河西走廊独特的草原风貌。由于他常年扎根在西部大地上，家乡的呼吸状貌都浸润着他，正是有着细心的观察和感受，他不仅仅是描绘西部的自然环境，更是以批判与沉思的态度，审视着家乡延续多年的存在。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环境的退化，人心的嬗变，这一切都过于纷扰，诗意的生活已成为现代人地奢望，王新军对大草滩的描写是一个回溯、寻根的过程，他在寻找逝去的田园牧歌，寻找心灵栖息的家园。多年生活在牧区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他的创作是在恢复关于草原的记忆。裕固族文化与游牧文化紧密相连，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会融入这个族群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一个民族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它流淌在血液里，日夜呼吸浸润。毋庸置疑，当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交流碰撞时，会擦出别样的火花，铁穆尔作品的美学价值就体现在本民族情节与汉族文化交流融汇而形成的独特之处。在散文集《北方女王》[4]中，他多以祁连山腹地的肃南草原为创作背景，描写牧区人民的生活状貌。《北方女王》是一首尧熬尔的古谣的名称，铁穆尔以其作为自己散文集的书名，体现出他对其家园之根的追寻，隐藏着族人的灵魂。牧人善良纯朴，情感纯粹，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却对大自然开始无节制的索取，于是沉淀于其灵魂深处最本质的情感井涌而出，他用笔记录下这种原于内心深处的追寻和思考。
永昌籍作家张弛在作品中多描绘草原上雄姿英发的骏马。驰骋的骏马斗志昂扬，充满战斗力，善战、英勇亦是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对于草原，他们有着浓的化不开的情结，但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河西走廊上的先民与寒冷、饥饿顽强斗争，生生不息。因此，在张弛的诸多作品，如《汗血马》、《驽马》[5]中，作者描写了大量神勇坚忍的马，臧甲山不断追寻的天马，彪壮雄健的黄骟马已不仅仅是骁勇驰骋的骏马，更是不屈不挠、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活生生的人。马儿在荒原上追逐厮杀，牧马人作者借马这一意象来塑造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表达对先民的崇敬。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从地域上看，河西走廊处于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地形环境复杂，境内有绵延起伏的山脉，积雪终年不化的祁连山雪峰，有雄奇广袤的戈壁荒漠，一望无垠的辽阔草原，有蜿蜒九曲的黄河，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南北过渡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有着游牧草原文化的热情奔放，西衔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有着大漠戈壁的粗犷豪迈，东部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有着黄土地农耕文化的质朴细腻。在这样一个贯穿南北，衔接东西的要塞，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此碰撞，儒释道精神和外传宗教文化于此交流，秦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河西发展。河西走廊汇聚并兼容着如此多元的文化，赋予此地更加神秘复杂的色彩，体现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闪现着别致而又独特的火花。这丰富多样且独具特色的地域环境影响着本土作家的创作。
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这里繁衍生息着回、族、蒙、裕固、东乡等多个民族，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多民族作家，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回望自己的民族，书写民族信仰，保存民族记忆，传递并呼唤民族精神。河西走廊诗人群体中一批优秀的民族诗人为河西地区诗歌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如裕固族的贺中、妥清德、贺继新，藏族的仁谦才华、旺秀才丹，才旺瑙乳等，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展现了河西地区少数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特征。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笔下美丽安谧的草原是世人心中一尘不染的故土，诗人常在诗歌中以写实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景象，缅怀裕固传统。《大风吹着故乡》、《裕固民族：蓝天上白云》等作品中风吹草原、牛羊漫步的画面都凝聚着诗人心中对故乡深深的爱。印度佛教沿着河西走廊东传，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区传播较广，底蕴深厚，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便是位于河西走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诗人才旺瑙乳的诗歌中，有着大量具有藏族特色的意象，雪山、朝圣者、莲花宝座、佛祖等意象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民族色彩浓郁。《七朵莲花盛开》中透露出诗人对于人生无常、一切皆空的感悟，“从莲花到根，一颗露珠滚过了天空，那碧波荡漾中盛开的：无生与无痕”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
从时间上看，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在此汇集。河西作家回眸历史，以古观今;或寄托遥思，沉淀深厚的历史变迁感，或凸显理性诉求，展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在古马诗集《西风古马》中，常有“匈奴”、“单于”、“西夏”、“西凉”[6]等语汇映入读者眼帘，在西域民族的怀古语境中回望那段战场风云，感怀历史。贺晓钟、贺文龙父子创作的《敦煌颂》，以清代末年敦煌历史为背景，以敦煌本地的真实社会历史事件为依托，并采用口传演绎的生动方式，叙事铺陈相结合，既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又运用多种写作技巧渲染氛围，生动地再现敦煌那个特定年代的情形，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反思相互碰撞交织，作者一步步为我们揭开历史神秘而厚重的面纱。
四、结语
“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7]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深受河西土壤的浸润与培育，将自己创作深深植根于河西这片土地，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多是与作家接触最深最久的地域文化相关。河西地区本土文化资源不仅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型和素材，而且影响了作家具体创作的写作风格、思想文化特征、审美精神和语言形式。可以说，没有独特的河西文化就没有河西作家这些优秀的作品创作，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还是地域的、自然的特征方面都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尤其在作品中这些文化得到了印证与说明，是不同于西北地域的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于此同时，作家创作对本土资源文化的补充也是不容忽视的。河西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所接受的文化多元融合，零散复杂，更有许多不为大家所知的边缘文化，发掘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贤孝这种凉州小调似乎并不为众所熟知，《大漠祭》、《莹儿的轮回》等作品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描写，这种粗笔勾勒为我们展示了自由平直曲调叙述“国书”、“家书”的民间口头艺术，让我们了解到这种西北小调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而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对文化的反映，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放大与传播，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地域特色，让不同地域的读者能够了解河西，了解西北，同时将独特的西北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这既是对当地文化的弘扬，同时也丰富了多元融合的中华文化宝库。这种文化的叙述和挖掘，整理和传承，唯河西作家不可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先天条件，为本土文化资源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作家创作与本土文化资源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作家一方面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整理和丰富了本土文化资源，他们本身便作为一种宝贵的“本土文化”而存在着，为这片土地添砖加瓦，滋养万物。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也只有两者和谐共生，才能更全面的挖掘探讨本土资源，使本土资源焕发新的色泽，使得创作与资源达到最佳水平，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雪漠.大漠三部曲[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唐达天.沙尘暴[M].现代出版社，2010.
[3]王新军.大草滩——王新军短篇小说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4]铁穆尔.北方女王[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5]张弛.张弛西部小说选[M].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6]古马.西风古马[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7]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華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河西地区;本土文化资源;当代作家;作品创作
一、大漠中的悲歌与反思
河西地区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狭长分布，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河西境内中部及西部分别分布着腾格里沙漠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本土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大漠的广袤、戈壁的雄奇早已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作家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素材。河西本土作家在创作中多描写广袤雄奇的大漠戈壁景观，视野开阔，荡气回肠。与大漠人民的性格朴实真诚一般，作者创作的风格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兼有对奇异神秘事物的浪漫主义的诗意描绘。然而广袤的大漠中，干旱的气候与无情的风沙使得这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自然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大漠中农民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本土作家在书写大漠景观之下更多表露出的是对人与自然以及在大漠中农民生存现状的反思。
雪漠和唐达天便是书写大漠并进行反思的代表作家。雪漠花费了12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关》以及《猎原》[1]。他自是河西大漠中的一份子，对于这片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在作品中，雪漠以一种乡土情怀来体察、书写生活在西部大漠中生活的农民，无不为他们感叹与唏嘘。其大漠三部曲以凉州农村为历史大背景，描写了以老顺家为代表的几家农村人民在大漠里驯鹰、猎兔、捉狐、劳作、偷情、缴粮等日常发生的各种纠葛和事件展开的故事，反映出西北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劣，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处不可调和的矛盾。唐达天的《沙尘暴》[2]讲述的是发生在西北甘肃凉州市镇番县一个名叫红沙窝村子的故事。由于地处西北，植被稀少，每年春天沙尘飞扬，暴风四起，且常年干旱少雨。在村支书老奎的带领下，红沙窝村的乡亲们开始打地井、栽树苗、保卫庄稼地。作者唐达天以苍茫诡奇的独特西北沙漠气象为背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打破自然平衡受到惩罚，醒悟后忏悔补过，重获新生，描绘出当地百姓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展现出风情浓郁的地域特色。
荒漠戈壁的贫瘠，物质生活的贫困，作者笔尖触及此处进行描写剖析，究其深层，是对农民精神匮乏、思想保守落后的反思与书写。《大漠祭》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百姓是如何生存的。婚嫁丧事、传宗接代、生老病死，当地人恪守着这片黄土地麻木而艰苦的生存下去。由于封建迷信，兰兰的男人一定要生儿子，认为女儿是白狐狸精而将其领进沙漠活活冻死，因为愚昧无知，当地人身体不适首先想到的是求神拜佛而不是寻医问药。在书写中作者的情感是深沉的，传统习俗与人性弱点的袒露，生命力量与客观世界的激荡，城市文化对河西农村传统的冲击，传统道德在新时代中的冲突，这些问题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情感真挚而沉重，引发人们深思。
二、草原上的行吟与寻根
提到河西，首先映入读者脑海的必定是漫天的黄沙、荒芜的土地。但溯其根源，早期匈奴、羌、月氏等民族生长并扎根于河西走廊，他们驰骋骏马，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战乱的频繁，游牧文化逐渐削弱，发展至今，走廊中部的冲积平原上分布着无数大小不一的绿洲草原，游牧文化沿着祁连山麓呈线性散播。草原情愫深埋于河西人胸中，是河西人民无法割舍的情怀，回响在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中。
王新军在《大草滩》[3]中告别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用其生機盎然的写作把我们的视域引向广阔开放的大草滩，成群的牛羊，浮动的白云，这一切都令读者思绪放飞。王新军以纯粹的方式审视西部独特的生存环境，笔调清新，为世人展现位于河西走廊独特的草原风貌。由于他常年扎根在西部大地上，家乡的呼吸状貌都浸润着他，正是有着细心的观察和感受，他不仅仅是描绘西部的自然环境，更是以批判与沉思的态度，审视着家乡延续多年的存在。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环境的退化，人心的嬗变，这一切都过于纷扰，诗意的生活已成为现代人地奢望，王新军对大草滩的描写是一个回溯、寻根的过程，他在寻找逝去的田园牧歌，寻找心灵栖息的家园。多年生活在牧区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他的创作是在恢复关于草原的记忆。裕固族文化与游牧文化紧密相连，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会融入这个族群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一个民族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它流淌在血液里，日夜呼吸浸润。毋庸置疑，当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交流碰撞时，会擦出别样的火花，铁穆尔作品的美学价值就体现在本民族情节与汉族文化交流融汇而形成的独特之处。在散文集《北方女王》[4]中，他多以祁连山腹地的肃南草原为创作背景，描写牧区人民的生活状貌。《北方女王》是一首尧熬尔的古谣的名称，铁穆尔以其作为自己散文集的书名，体现出他对其家园之根的追寻，隐藏着族人的灵魂。牧人善良纯朴，情感纯粹，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却对大自然开始无节制的索取，于是沉淀于其灵魂深处最本质的情感井涌而出，他用笔记录下这种原于内心深处的追寻和思考。
永昌籍作家张弛在作品中多描绘草原上雄姿英发的骏马。驰骋的骏马斗志昂扬，充满战斗力，善战、英勇亦是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对于草原，他们有着浓的化不开的情结，但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河西走廊上的先民与寒冷、饥饿顽强斗争，生生不息。因此，在张弛的诸多作品，如《汗血马》、《驽马》[5]中，作者描写了大量神勇坚忍的马，臧甲山不断追寻的天马，彪壮雄健的黄骟马已不仅仅是骁勇驰骋的骏马，更是不屈不挠、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活生生的人。马儿在荒原上追逐厮杀，牧马人作者借马这一意象来塑造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表达对先民的崇敬。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从地域上看，河西走廊处于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地形环境复杂，境内有绵延起伏的山脉，积雪终年不化的祁连山雪峰，有雄奇广袤的戈壁荒漠，一望无垠的辽阔草原，有蜿蜒九曲的黄河，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南北过渡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有着游牧草原文化的热情奔放，西衔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有着大漠戈壁的粗犷豪迈，东部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有着黄土地农耕文化的质朴细腻。在这样一个贯穿南北，衔接东西的要塞，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此碰撞，儒释道精神和外传宗教文化于此交流，秦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河西发展。河西走廊汇聚并兼容着如此多元的文化，赋予此地更加神秘复杂的色彩，体现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闪现着别致而又独特的火花。这丰富多样且独具特色的地域环境影响着本土作家的创作。
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这里繁衍生息着回、族、蒙、裕固、东乡等多个民族，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多民族作家，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回望自己的民族，书写民族信仰，保存民族记忆，传递并呼唤民族精神。河西走廊诗人群体中一批优秀的民族诗人为河西地区诗歌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如裕固族的贺中、妥清德、贺继新，藏族的仁谦才华、旺秀才丹，才旺瑙乳等，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展现了河西地区少数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特征。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笔下美丽安谧的草原是世人心中一尘不染的故土，诗人常在诗歌中以写实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景象，缅怀裕固传统。《大风吹着故乡》、《裕固民族：蓝天上白云》等作品中风吹草原、牛羊漫步的画面都凝聚着诗人心中对故乡深深的爱。印度佛教沿着河西走廊东传，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区传播较广，底蕴深厚，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便是位于河西走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诗人才旺瑙乳的诗歌中，有着大量具有藏族特色的意象，雪山、朝圣者、莲花宝座、佛祖等意象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民族色彩浓郁。《七朵莲花盛开》中透露出诗人对于人生无常、一切皆空的感悟，“从莲花到根，一颗露珠滚过了天空，那碧波荡漾中盛开的：无生与无痕”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
从时间上看，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在此汇集。河西作家回眸历史，以古观今;或寄托遥思，沉淀深厚的历史变迁感，或凸显理性诉求，展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在古马诗集《西风古马》中，常有“匈奴”、“单于”、“西夏”、“西凉”[6]等语汇映入读者眼帘，在西域民族的怀古语境中回望那段战场风云，感怀历史。贺晓钟、贺文龙父子创作的《敦煌颂》，以清代末年敦煌历史为背景，以敦煌本地的真实社会历史事件为依托，并采用口传演绎的生动方式，叙事铺陈相结合，既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又运用多种写作技巧渲染氛围，生动地再现敦煌那个特定年代的情形，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反思相互碰撞交织，作者一步步为我们揭开历史神秘而厚重的面纱。
四、结语
“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7]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深受河西土壤的浸润与培育，将自己创作深深植根于河西这片土地，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多是与作家接触最深最久的地域文化相关。河西地区本土文化资源不仅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型和素材，而且影响了作家具体创作的写作风格、思想文化特征、审美精神和语言形式。可以说，没有独特的河西文化就没有河西作家这些优秀的作品创作，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还是地域的、自然的特征方面都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尤其在作品中这些文化得到了印证与说明，是不同于西北地域的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于此同时，作家创作对本土资源文化的补充也是不容忽视的。河西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所接受的文化多元融合，零散复杂，更有许多不为大家所知的边缘文化，发掘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贤孝这种凉州小调似乎并不为众所熟知，《大漠祭》、《莹儿的轮回》等作品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描写，这种粗笔勾勒为我们展示了自由平直曲调叙述“国书”、“家书”的民间口头艺术，让我们了解到这种西北小调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而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对文化的反映，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放大与传播，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地域特色，让不同地域的读者能够了解河西，了解西北，同时将独特的西北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这既是对当地文化的弘扬，同时也丰富了多元融合的中华文化宝库。这种文化的叙述和挖掘，整理和传承，唯河西作家不可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先天条件，为本土文化资源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作家创作与本土文化资源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作家一方面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整理和丰富了本土文化资源，他们本身便作为一种宝贵的“本土文化”而存在着，为这片土地添砖加瓦，滋养万物。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也只有两者和谐共生，才能更全面的挖掘探讨本土资源，使本土资源焕发新的色泽，使得创作与资源达到最佳水平，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雪漠.大漠三部曲[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唐达天.沙尘暴[M].现代出版社，2010.
[3]王新军.大草滩——王新军短篇小说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4]铁穆尔.北方女王[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5]张弛.张弛西部小说选[M].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6]古马.西风古马[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7]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華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