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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革命”一词是列宁在晚年提出的，在中国的实践可以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文化革命”在中国的实践不仅没能达到其原本的目标，反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吸收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现代文化，同时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
关键词：文化革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0）04-0077-04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AO Yuan-hao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 Lenin put forward in his old age, was first practiced in China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Its practice in China not only failed to reach its former goal, but also brought about catastrophe to the whole society. It is an improvement to transform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 socialist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stage, we should absorbe and inheir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develop and innovate contemporary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from outstanding culture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1]在文化发展和弘扬的过程中，与“文化建设”相对的，还有“文化革命”的形式。“文化革命”有其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经历，然而在中国的实践却被证明是失败的。文化革命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经验教训，为何在现阶段我们应当采用文化建设的方式来替代文化革命，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等，这些都值得审视和思考。
一、“文化革命”的理论来源
“文化革命”这一术语是由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是列宁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本人未对文化革命下过准确定义，根据1985年苏联全国通用的历史教材中的定义：“文化革命是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的精神生活进行最深刻的改造。”[2]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后，列宁就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和《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文化及其根本任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为了这个文化任务，“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好笑的。”[3]586在阐述苏联面临三大敌人之一的文盲问题时他认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3]586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所讲的文化的任务，实际上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紧密相连的。
列宁在晚年对“文化革命”进行了深入阐述。列宁认为，在夺取革命政权后，苏联的工作重心应当有所转移，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文化革命的概念，他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3]773列宁首先指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应当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但是这个文化组织具体是什么呢？列宁随之做出了更明确的回答：“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3]773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等人继续执行列宁“文化革命”的思想，积极推动文化革命实践，发布了著名的联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政策的决议》等文件，使得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现文化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科学、文学等文化领域发展繁荣一时。但斯大林上台执政后，逐渐丢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理论，主张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全盘集体化，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行政化、一元化、集中化和一刀切。
二、中国文化革命的表现和特点
这里所讲的“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指我们所熟知的1966年开始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而是一个更长历史时期的范畴。事实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用过“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4]699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表示，“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700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国共合作时期，文化革命得以广泛宣传。第三个阶段是国共对峙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和白区进行了有力的文化宣传。第四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定性，他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4]706
建国初期，我国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十分低下，文盲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根据列宁“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这一论断，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1960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祝词时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5]这一论断突出强调文化革命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是不完全相符的。此后，一直到1966年，关于“文化革命”主要还是讨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斗垮资产阶级当权派，“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6]此时，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为了肃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升级，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大破大立”的理想，反而使思想文化领域没有任何活力。原本是一场计划发展和弘扬无产阶级文化的运动，被无限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并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
从“文化革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尽管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实行到最后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我们可以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差异中做出分析。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根本性变革到渐进性改革。革命和改革都是对现存秩序的改变，但是革命带有根本性、暴力性，是对现存秩序的完全推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改革是渐进的，是对现存秩序进行良性改造，通过温和的手段进行建设性改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革命都是疾风暴雨式的，都试图通过大破大立的手段，推翻一个现存文化和意识形态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革命也都是对前一次文化秩序的全盘否定，以取得其文化革命的合法性地位。而文化建设并不是对原有文化内容的全面清理，而是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渐进性变革。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革命是不讲法律的，革命的目的便在于推翻现有秩序，而法律正是现有秩序的保护着，所以，现存秩序的法律只会压制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法律是相互对立的。而建设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发展、完善，是在现行社会和法律框架内的活动。从近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年的文革是人治的十年，毫无法治可言，甚至肉体消灭某个人，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需经过领导人开会讨论甚至权威决断；而文化建设必须在法治社会中展开，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才能实现。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文化的异化到文化的本源回归。无论是苏联的文化革命实践，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起初确实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为目的的，都是试图能够取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往往会导致文化革命偏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本身，进而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尖锐化，斯大林在文化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口号表明，文化革命实践到后期都是偏离了原有的文化革命的目的。而文化建设只是在文化领域内开展，都是以提升文化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出发点，都是围绕新时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来开展，做到了真正的回归文化的自身建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这在文化上就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的文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既受到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又受到国内和国外文化的碰撞，呈现分散多元化的状态。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遵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地域较大差异的存在，文化具体体现也呈现着某种差异，但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无疑是确定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吸收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化，同时发展创新现代的文化。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是理论建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孕育在理论建设之中的，而同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坚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要代表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这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评价标准。文化建设得好不好，效果如何，正是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评判，来指导。
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才能走出正确的道路；只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一定能走出光明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新时期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文化才不会偏离方向，才会有主心骨，才会在遇到困难问题时毫不动摇、勇往直前。
（二）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文化都是有其历史传承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于当前的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当然，传统文化有着精髓、积极的一面，也有着糟粕、消极的一面。其精髓和糟粕的两面对当前的文化都有着很大影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当前行政管理活动存在的种种弊端, 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病源，“例如, 传统的宗法人伦观念是造成中国社会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官相护、人情大于王法的原因等级观念和权力至上观念养成了一部分行政人员的官僚作风，不随民意，或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者对放权给下级单位持反感态度，中庸思想和保守观念则培养了一部分行政人员安于现状的非竞争意识和拘谨心理，处处谨小慎微，求稳怕乱，不思改革，行动迟缓，行政效率极低，如此等等。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因素，必然会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和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表现出来, 并成为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阻滞力量”。[8]因此，对于这些糟粕、消极的一面，应坚决予以丢弃，而对于其精髓部分和积极的一面，应予以继承和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批判性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创新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在中华博大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可借鉴部分，不断丰富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发展创新现代文化
文化具有时代性特点，文化建设随着时代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性。我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正面临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处于这样一个现代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要紧紧围绕我国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实际来展开。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人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应该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做出调整和发展。
（四）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
在对待国外经验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长期以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待西方文明从来都是拒绝、批判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一大批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和论断。如何对待国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于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近代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文明，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只要是优秀的、对我们自身建设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都应该学习、借鉴。反映在文化上的，西方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开放意识和理性精神等优秀的文化，都是经过上百年的西方实践检验的，也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值得学习借鉴。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吸收其精髓的理念，其具体形式、作用方式、制度模式等都应该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应予以批判性吸收、创造性吸收。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6.
[2]尤•斯•库库什金.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M].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5:128.
[3]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陆定一.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中央和国务院祝词[N].人民日报，1960-06-02.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N].人民日报.1966-08-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8]徐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初探[J].嘉应大学学报，1995，（3）：64-67.
（责任编辑胡传山）
关键词：文化革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0）04-0077-04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AO Yuan-hao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 Lenin put forward in his old age, was first practiced in China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Its practice in China not only failed to reach its former goal, but also brought about catastrophe to the whole society. It is an improvement to transform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 socialist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stage, we should absorbe and inheir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develop and innovate contemporary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from outstanding culture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1]在文化发展和弘扬的过程中，与“文化建设”相对的，还有“文化革命”的形式。“文化革命”有其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经历，然而在中国的实践却被证明是失败的。文化革命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经验教训，为何在现阶段我们应当采用文化建设的方式来替代文化革命，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等，这些都值得审视和思考。
一、“文化革命”的理论来源
“文化革命”这一术语是由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是列宁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本人未对文化革命下过准确定义，根据1985年苏联全国通用的历史教材中的定义：“文化革命是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的精神生活进行最深刻的改造。”[2]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后，列宁就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和《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文化及其根本任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为了这个文化任务，“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好笑的。”[3]586在阐述苏联面临三大敌人之一的文盲问题时他认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3]586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所讲的文化的任务，实际上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紧密相连的。
列宁在晚年对“文化革命”进行了深入阐述。列宁认为，在夺取革命政权后，苏联的工作重心应当有所转移，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文化革命的概念，他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3]773列宁首先指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应当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但是这个文化组织具体是什么呢？列宁随之做出了更明确的回答：“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3]773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等人继续执行列宁“文化革命”的思想，积极推动文化革命实践，发布了著名的联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政策的决议》等文件，使得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现文化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科学、文学等文化领域发展繁荣一时。但斯大林上台执政后，逐渐丢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理论，主张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全盘集体化，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行政化、一元化、集中化和一刀切。
二、中国文化革命的表现和特点
这里所讲的“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指我们所熟知的1966年开始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而是一个更长历史时期的范畴。事实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用过“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4]699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表示，“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700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国共合作时期，文化革命得以广泛宣传。第三个阶段是国共对峙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和白区进行了有力的文化宣传。第四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定性，他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4]706
建国初期，我国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十分低下，文盲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根据列宁“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这一论断，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1960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祝词时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5]这一论断突出强调文化革命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是不完全相符的。此后，一直到1966年，关于“文化革命”主要还是讨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斗垮资产阶级当权派，“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6]此时，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为了肃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升级，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大破大立”的理想，反而使思想文化领域没有任何活力。原本是一场计划发展和弘扬无产阶级文化的运动，被无限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并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
从“文化革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尽管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实行到最后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我们可以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差异中做出分析。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根本性变革到渐进性改革。革命和改革都是对现存秩序的改变，但是革命带有根本性、暴力性，是对现存秩序的完全推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改革是渐进的，是对现存秩序进行良性改造，通过温和的手段进行建设性改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革命都是疾风暴雨式的，都试图通过大破大立的手段，推翻一个现存文化和意识形态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革命也都是对前一次文化秩序的全盘否定，以取得其文化革命的合法性地位。而文化建设并不是对原有文化内容的全面清理，而是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渐进性变革。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革命是不讲法律的，革命的目的便在于推翻现有秩序，而法律正是现有秩序的保护着，所以，现存秩序的法律只会压制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法律是相互对立的。而建设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发展、完善，是在现行社会和法律框架内的活动。从近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年的文革是人治的十年，毫无法治可言，甚至肉体消灭某个人，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需经过领导人开会讨论甚至权威决断；而文化建设必须在法治社会中展开，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才能实现。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是从文化的异化到文化的本源回归。无论是苏联的文化革命实践，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起初确实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为目的的，都是试图能够取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往往会导致文化革命偏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本身，进而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尖锐化，斯大林在文化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口号表明，文化革命实践到后期都是偏离了原有的文化革命的目的。而文化建设只是在文化领域内开展，都是以提升文化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出发点，都是围绕新时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来开展，做到了真正的回归文化的自身建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这在文化上就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的文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既受到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又受到国内和国外文化的碰撞，呈现分散多元化的状态。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遵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地域较大差异的存在，文化具体体现也呈现着某种差异，但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无疑是确定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吸收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化，同时发展创新现代的文化。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是理论建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孕育在理论建设之中的，而同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坚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要代表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这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评价标准。文化建设得好不好，效果如何，正是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评判，来指导。
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才能走出正确的道路；只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一定能走出光明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新时期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文化才不会偏离方向，才会有主心骨，才会在遇到困难问题时毫不动摇、勇往直前。
（二）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文化都是有其历史传承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于当前的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当然，传统文化有着精髓、积极的一面，也有着糟粕、消极的一面。其精髓和糟粕的两面对当前的文化都有着很大影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当前行政管理活动存在的种种弊端, 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病源，“例如, 传统的宗法人伦观念是造成中国社会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官相护、人情大于王法的原因等级观念和权力至上观念养成了一部分行政人员的官僚作风，不随民意，或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者对放权给下级单位持反感态度，中庸思想和保守观念则培养了一部分行政人员安于现状的非竞争意识和拘谨心理，处处谨小慎微，求稳怕乱，不思改革，行动迟缓，行政效率极低，如此等等。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因素，必然会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和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表现出来, 并成为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阻滞力量”。[8]因此，对于这些糟粕、消极的一面，应坚决予以丢弃，而对于其精髓部分和积极的一面，应予以继承和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批判性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创新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在中华博大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可借鉴部分，不断丰富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发展创新现代文化
文化具有时代性特点，文化建设随着时代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性。我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正面临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处于这样一个现代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要紧紧围绕我国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实际来展开。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人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应该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做出调整和发展。
（四）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
在对待国外经验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长期以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待西方文明从来都是拒绝、批判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一大批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和论断。如何对待国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于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近代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文明，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只要是优秀的、对我们自身建设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都应该学习、借鉴。反映在文化上的，西方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开放意识和理性精神等优秀的文化，都是经过上百年的西方实践检验的，也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值得学习借鉴。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吸收其精髓的理念，其具体形式、作用方式、制度模式等都应该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应予以批判性吸收、创造性吸收。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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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