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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在美国丹佛的首映现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24岁的詹姆斯·赫尔姆斯(James Holmes)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电影院内,开枪打死12名、打伤59名无辜观众。随后被捕。目前案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调查之中。嫌犯赫尔姆斯8月9日第三次出庭受审,态度消极。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称,霍姆斯患有“精神病”,在制造枪击案前曾试图获得帮助。目前,很多公众和专业人士也都推测这一切与赫尔姆斯的精神状态有关,基于他罪恶行径的性质,首次庭审的表现,在案件发生两周前他在图形笔记本中描述自己的杀人意图,并将其交给了自己的心理医生,而这一点被他的辩护律师证实,他正在接受治疗,另据未证实报道,由于赫尔姆斯频繁向警卫吐痰,因此他不得不被迫带上口罩,而通过言谈可以看出他有健忘症,完全忘记了自己受指控的罪行。虽然我们不知道后两者的报道是否属实,但其真实性在最近一直饱受争议,一般来说,随地吐痰(以及使用其它体液和分泌物进行自我表现)的行为有时候会出现在最愤怒和不安的囚犯身上,在某些被告身上也比较常见,他们常常在做出十分奇怪和野蛮的犯罪行径之后体验到(或声称体验到)一种事后失忆。
许多观察家,包括那些从第一天开始就将赫尔姆斯视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人,都相信假装患有精神疾病可以明显获得对该案件所负刑事责任的二次减轻。装病,不管是伪恶,还是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此人是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往学校和航空部门寄了无数炸弹,导致多人死亡和受伤。而且FBI始终抓不住他。)案中的伪善,都经常发生在法医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实践中,这就是为什么训练有素的法医评估员都十分敏锐,并不断观察任何这类假装的蛛丝马迹。并不是所有的健康专家都能避免受到技法纯熟、聪明坚定的被告的愚弄,但这也正如常人所认为的,要想假装患有精神疾病,并表演得足以欺骗精明老练的法医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医的鉴定评估就是一场发生在装病被告和检查医生之间斗智斗勇的战斗。
不管赫尔姆斯被发现是受人指使假装有精神疾病,还是真的患病,抑或受到其它医学、神经或精神状态的影响,一切都还有待观察。我们无法在这里做出任何诊断,但这个案件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是,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界定“精神病”这一术语的性质和定义,并区分它和“精神变态”的不同。这个时机非常有趣,因为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修订的备受争议的DSM(诊断统计手册)第5版定于明年出版,新修订版本中提出了一个点,包括一种原名为精神病危险综合症的新的精神障碍,但最近又将其名称修订成了减毒精神病综合症。如果事实证明,詹姆斯·赫尔姆斯在枪击案发生的前几个月,精神病全面发作,且其中一种一直持续到今天,可能症状不像此前那么严重,那么他会成为减毒精神病综合症的患者之一吗?如果他被确诊为患有减毒精神病综合症,那么有可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赫尔姆斯是否在某个时间向他的精神病医生口头讲述了他的杀人意图,如果说了,为什么他没能立即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为何没有通知警方?为何潜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事先的警告?)
“精神病”一词是一个通用术语,多是指一些更加具体严重、衰弱的精神障碍,而精神分裂症是其中最衰弱的一种,全世界不同文化地区约有0.5%至1.5%的人口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但修订的DSM第4版收录了目前其它几种精神障碍,包括类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分裂症、短期性精神失常、妄想症、共有型精神病、物质诱发精神失调症以及因通用医疗条件引发的精神障碍。此外,精神病患者可能经历严重的抑郁症、狂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以及分裂型人格障碍。虽然,大多数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毁灭性的衰弱,但有些精神疾病,如妄想症、共有型精神疾病,则远远不至于影响身体的日常机能,包括根据时间进行计划和组织的能力,如像发生在奥罗拉、亚利桑那州和挪威那样的恐怖袭击。
当下,大多数主流的心理健康专家对精神疾病都几乎持有同一种生物学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打碎大脑”的疾病,是一种遗传性的神经生物学异常,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但这仅仅是一个精神病医疗化理论。事实上,不同的精神疾病可能有不同的病因。另一种在心理上概念化精神病的方法涉及到一种严重的现实扭曲,这往往是因为发现现实令人难以接受。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看,当无意识主宰或淹没自我时,精神疾病就产生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明确提出,精神病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病态的内向,身在其中,人无法完全从压力和创伤中解脱出来,并努力拒绝或已经拒绝外部世界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分不清幻想和现实。
当然,时至今日,一个人如何给精神病或其它任何精神障碍下概念,取决于他如何去尝试治疗这种疾病。(300年前,精神病、疯狂或神经错乱被普遍认为是恶魔附身的结果,其中驱魔被认为是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今天的一些文化圈和神学界,人们依然用这种办法来治疗精神疾病),这也影响了他们对精神病人,尤其是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脆弱的认识和理解,而他们往往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易患上精神疾病,而个中原因至今知之甚少,他们更容易成为精神病人,也更容易隐藏或潜藏精神病,一旦受到强压或创伤就会一触即发。
精神病可以被预测出来吗?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像自杀的风险(或更准确的说是暴力),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来。谁最有患上精神病的风险预兆?首先,那些之前有精神疾病史(以及那些先前有过自杀行为或严重抑郁症病史)的个人最有可能承担疾病反复发作的风险。还有些人,从未有精神病发作,过去称之为“隐形精神病人”:人性中潜在的一种生物学或心理学脆弱,也称之为“精神病倾向”,一旦受到强压,就会从隐性变成显性。这些人通常能很好地弥补这种潜在的精神病,能比较好地生活,但一旦置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或心理压力之下,就会有失调的倾向。
举例来说,如果有人被确诊患有边缘、偏执或分裂型人格障碍,这就使得他们在压力之下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被确诊为躁郁症的患者在一个完整的躁狂发作期间,会经历精神病的各种症状,因而总是面临着的极大危险。滥用神经活性物质,如脱氧麻黄碱、可卡因和致幻剂,也极易诱发精神病症状。一些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也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医生称之为“精神病性抑郁症”。 基于一致几率和其它的风险,如有人提出有一个甚至两个患有精神病的家长,精神病无法用统计的方法进行预测。尽管如此,来自家族强大的基因或心理影响,可以决定精神病的发作阶段。根据DSM第4版修订版,“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生物学亲属患上同种精神疾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10倍”。同时,DSM承认“环境因素”对此类精神疾病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不仅有害,而且完全无视内心的力量。
尽管,精神分裂症在儿童时期十分罕见,在男性中往往要到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才会第一次出现,而女性则是25~35岁期间。精神病的发作通常是缓慢和不引人注意的,有时似乎是陡然就发生了,但与所有的精神障碍一样,当一个人正滑向精神病的深渊时,也总是有警示迹象可循的,如不合群、减少工作或学习活动、行为怪异、缺乏感情、不讲个人卫生、言语混乱、异乎寻常的愤怒、冲动、睡眠障碍、醉心于宗教、偏执、指令性幻觉,且时常有自杀或杀人的幻想。
在精神病患病过程中,早期的积极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必须重视这些早期的征兆,并作出回应。一旦症状出现,就必须尽快进行适当的预防性治疗,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如此便会在这种灾难性的精神疾病发作期间产生极大地不同,这也是这类诊断的潜在价值。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病人,即使我们能准确地预测精神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它呢?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可能的答案是立即使用某些抗精神病药物进行预防,这基本上是赫尔姆斯的心理医生在治疗他的过程中肯定能做一部分,也可能是可以做的全部。但使用这种药物是有风险的,并有严重的副作用,包括而又不仅仅限于过度镇静、显著的体重增加以及临时或永久性的神经症状。此外,正是由于这类药物仅仅只是治疗症状,而不是根除精神病的病原,因此疗效十分有限,如果长期(关于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也遭到怀疑)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甚至可能让病人更容易产生慢性衰弱。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辨识个人处于精神病的早期阶段,则建议包括将密集的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无论是基于住院还是门诊。深感不安和脆弱的病人需要这样一种心理治疗形式,医生能仔细并时常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并能帮助他们解决其潜在的心理创伤和无意识的情绪“恶魔”,尤其是他们长期分离的怨气和愤怒。短期的治疗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援助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减毒精神病综合症的问题已经超越了DSM第5版中的诊断标准,它更深深植根于医学上对精神病的误解,并成为我们当前的精神卫生系统中潜在的缺陷。尽管,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可能是必要的,但却远远不够,患有早期或慢性精神病的患者需要的和应该得到的不只是精神病的药物治疗,还有基于更好和更深入了解的密集的心理干预治疗。不只是着眼于生物学,更要着眼于精神病的心理。
自远古时代开始,精神病就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然而,至今学界仍对精神病的基本性质和意义存在大量的分歧。对一些人来说,如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生物精神病通常是一个“神话”。精神病并非一直只是一个破碎的大脑产生的无意义的症状,正如莎士比亚关于哈姆雷特精神状态的恰当描述“虽然这是疯狂的,但也有方法可循”。疯狂之中总是有法可循,精神疾病也有它的意义。对于R.D莱恩(R.D. Laing)来说,精神病是一种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双重束缚”的病理产物。有些人天真地将精神病视为一种良性的积极超越和革命性的精神体验。而其他人则认为精神病是极其危险的,是人么的心里是去了正常的意识或是恶魔性的表现。心理被恶魔占据是一种十分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状态,它拥有邪恶和感染两面。地狱之旅大都是一去不复返,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事实是,精神病现象仍然是一个谜,它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普遍存在的真实现象,也无疑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精神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证明是这个特殊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项可怕的罪行没有产生其它积极的影响,那么它倒是在心理疾病公共领域,尤其是精神病领域,推动了一场更加复杂、全面和富有启示意义的大讨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急需的东西正姗姗来迟。(编辑:杨磊)
许多观察家,包括那些从第一天开始就将赫尔姆斯视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人,都相信假装患有精神疾病可以明显获得对该案件所负刑事责任的二次减轻。装病,不管是伪恶,还是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此人是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往学校和航空部门寄了无数炸弹,导致多人死亡和受伤。而且FBI始终抓不住他。)案中的伪善,都经常发生在法医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实践中,这就是为什么训练有素的法医评估员都十分敏锐,并不断观察任何这类假装的蛛丝马迹。并不是所有的健康专家都能避免受到技法纯熟、聪明坚定的被告的愚弄,但这也正如常人所认为的,要想假装患有精神疾病,并表演得足以欺骗精明老练的法医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医的鉴定评估就是一场发生在装病被告和检查医生之间斗智斗勇的战斗。
不管赫尔姆斯被发现是受人指使假装有精神疾病,还是真的患病,抑或受到其它医学、神经或精神状态的影响,一切都还有待观察。我们无法在这里做出任何诊断,但这个案件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是,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界定“精神病”这一术语的性质和定义,并区分它和“精神变态”的不同。这个时机非常有趣,因为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修订的备受争议的DSM(诊断统计手册)第5版定于明年出版,新修订版本中提出了一个点,包括一种原名为精神病危险综合症的新的精神障碍,但最近又将其名称修订成了减毒精神病综合症。如果事实证明,詹姆斯·赫尔姆斯在枪击案发生的前几个月,精神病全面发作,且其中一种一直持续到今天,可能症状不像此前那么严重,那么他会成为减毒精神病综合症的患者之一吗?如果他被确诊为患有减毒精神病综合症,那么有可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赫尔姆斯是否在某个时间向他的精神病医生口头讲述了他的杀人意图,如果说了,为什么他没能立即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为何没有通知警方?为何潜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事先的警告?)
“精神病”一词是一个通用术语,多是指一些更加具体严重、衰弱的精神障碍,而精神分裂症是其中最衰弱的一种,全世界不同文化地区约有0.5%至1.5%的人口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但修订的DSM第4版收录了目前其它几种精神障碍,包括类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分裂症、短期性精神失常、妄想症、共有型精神病、物质诱发精神失调症以及因通用医疗条件引发的精神障碍。此外,精神病患者可能经历严重的抑郁症、狂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以及分裂型人格障碍。虽然,大多数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毁灭性的衰弱,但有些精神疾病,如妄想症、共有型精神疾病,则远远不至于影响身体的日常机能,包括根据时间进行计划和组织的能力,如像发生在奥罗拉、亚利桑那州和挪威那样的恐怖袭击。
当下,大多数主流的心理健康专家对精神疾病都几乎持有同一种生物学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打碎大脑”的疾病,是一种遗传性的神经生物学异常,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但这仅仅是一个精神病医疗化理论。事实上,不同的精神疾病可能有不同的病因。另一种在心理上概念化精神病的方法涉及到一种严重的现实扭曲,这往往是因为发现现实令人难以接受。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看,当无意识主宰或淹没自我时,精神疾病就产生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明确提出,精神病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病态的内向,身在其中,人无法完全从压力和创伤中解脱出来,并努力拒绝或已经拒绝外部世界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分不清幻想和现实。
当然,时至今日,一个人如何给精神病或其它任何精神障碍下概念,取决于他如何去尝试治疗这种疾病。(300年前,精神病、疯狂或神经错乱被普遍认为是恶魔附身的结果,其中驱魔被认为是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今天的一些文化圈和神学界,人们依然用这种办法来治疗精神疾病),这也影响了他们对精神病人,尤其是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脆弱的认识和理解,而他们往往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易患上精神疾病,而个中原因至今知之甚少,他们更容易成为精神病人,也更容易隐藏或潜藏精神病,一旦受到强压或创伤就会一触即发。
精神病可以被预测出来吗?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像自杀的风险(或更准确的说是暴力),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来。谁最有患上精神病的风险预兆?首先,那些之前有精神疾病史(以及那些先前有过自杀行为或严重抑郁症病史)的个人最有可能承担疾病反复发作的风险。还有些人,从未有精神病发作,过去称之为“隐形精神病人”:人性中潜在的一种生物学或心理学脆弱,也称之为“精神病倾向”,一旦受到强压,就会从隐性变成显性。这些人通常能很好地弥补这种潜在的精神病,能比较好地生活,但一旦置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或心理压力之下,就会有失调的倾向。
举例来说,如果有人被确诊患有边缘、偏执或分裂型人格障碍,这就使得他们在压力之下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被确诊为躁郁症的患者在一个完整的躁狂发作期间,会经历精神病的各种症状,因而总是面临着的极大危险。滥用神经活性物质,如脱氧麻黄碱、可卡因和致幻剂,也极易诱发精神病症状。一些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也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医生称之为“精神病性抑郁症”。 基于一致几率和其它的风险,如有人提出有一个甚至两个患有精神病的家长,精神病无法用统计的方法进行预测。尽管如此,来自家族强大的基因或心理影响,可以决定精神病的发作阶段。根据DSM第4版修订版,“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生物学亲属患上同种精神疾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10倍”。同时,DSM承认“环境因素”对此类精神疾病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不仅有害,而且完全无视内心的力量。
尽管,精神分裂症在儿童时期十分罕见,在男性中往往要到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才会第一次出现,而女性则是25~35岁期间。精神病的发作通常是缓慢和不引人注意的,有时似乎是陡然就发生了,但与所有的精神障碍一样,当一个人正滑向精神病的深渊时,也总是有警示迹象可循的,如不合群、减少工作或学习活动、行为怪异、缺乏感情、不讲个人卫生、言语混乱、异乎寻常的愤怒、冲动、睡眠障碍、醉心于宗教、偏执、指令性幻觉,且时常有自杀或杀人的幻想。
在精神病患病过程中,早期的积极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必须重视这些早期的征兆,并作出回应。一旦症状出现,就必须尽快进行适当的预防性治疗,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如此便会在这种灾难性的精神疾病发作期间产生极大地不同,这也是这类诊断的潜在价值。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病人,即使我们能准确地预测精神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它呢?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可能的答案是立即使用某些抗精神病药物进行预防,这基本上是赫尔姆斯的心理医生在治疗他的过程中肯定能做一部分,也可能是可以做的全部。但使用这种药物是有风险的,并有严重的副作用,包括而又不仅仅限于过度镇静、显著的体重增加以及临时或永久性的神经症状。此外,正是由于这类药物仅仅只是治疗症状,而不是根除精神病的病原,因此疗效十分有限,如果长期(关于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也遭到怀疑)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甚至可能让病人更容易产生慢性衰弱。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辨识个人处于精神病的早期阶段,则建议包括将密集的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无论是基于住院还是门诊。深感不安和脆弱的病人需要这样一种心理治疗形式,医生能仔细并时常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并能帮助他们解决其潜在的心理创伤和无意识的情绪“恶魔”,尤其是他们长期分离的怨气和愤怒。短期的治疗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援助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减毒精神病综合症的问题已经超越了DSM第5版中的诊断标准,它更深深植根于医学上对精神病的误解,并成为我们当前的精神卫生系统中潜在的缺陷。尽管,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可能是必要的,但却远远不够,患有早期或慢性精神病的患者需要的和应该得到的不只是精神病的药物治疗,还有基于更好和更深入了解的密集的心理干预治疗。不只是着眼于生物学,更要着眼于精神病的心理。
自远古时代开始,精神病就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然而,至今学界仍对精神病的基本性质和意义存在大量的分歧。对一些人来说,如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生物精神病通常是一个“神话”。精神病并非一直只是一个破碎的大脑产生的无意义的症状,正如莎士比亚关于哈姆雷特精神状态的恰当描述“虽然这是疯狂的,但也有方法可循”。疯狂之中总是有法可循,精神疾病也有它的意义。对于R.D莱恩(R.D. Laing)来说,精神病是一种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双重束缚”的病理产物。有些人天真地将精神病视为一种良性的积极超越和革命性的精神体验。而其他人则认为精神病是极其危险的,是人么的心里是去了正常的意识或是恶魔性的表现。心理被恶魔占据是一种十分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状态,它拥有邪恶和感染两面。地狱之旅大都是一去不复返,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但事实是,精神病现象仍然是一个谜,它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普遍存在的真实现象,也无疑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精神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证明是这个特殊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项可怕的罪行没有产生其它积极的影响,那么它倒是在心理疾病公共领域,尤其是精神病领域,推动了一场更加复杂、全面和富有启示意义的大讨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急需的东西正姗姗来迟。(编辑: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