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空仍然晦暗。清晨4点一过，悠扬辽远的唱经声从老城中上百个清真寺里一齐涌出，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这便是有“小麦加”之称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民族，总人口19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6．41％，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而当地还有另一个关于人口的比例。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占到全省人口的比例为1．6‰，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临夏的吸毒人口超过20‰，局部地区还远高于此。
“谁都知道临夏是全中国毒情最严重的地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具体情况，因为牵扯到民族和宗教等‘敏感’问题。”一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知情人说。
恐怖分子以毒养战
让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张立峰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历史上从甘肃临夏迁往新疆的回族中，有一部分与新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联系紧密，这些人经常来往临夏和新疆之间。
在200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次禁毒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声涛确认，“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利用贩卖毒品获取的暴利筹集活动经费。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
“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石刚告坼《瞭望东方周刊》，虽然“金新月”的毒品种植发展迅猛，但由于很难从中阿边境走私入境，“东突”分子往往不惜长途跋涉从云南或“金三角”一带走私毒品。
他说：“在中国的毒品走私中，‘金三角’的毒品占了80％，其中大约有10％到20％走西线运到了新疆。”
在云南，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昆明、玉溪、大理、曲靖等州市，而这又多是毒情严重的地区。张立峰说，“我以前在云南搞缉毒工作时，就曾发现来自新疆‘东突’组织的毒贩。”
“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种力量开始参与贩毒活动，对中国构成了新的威胁。”《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的执笔者李波阳指出。
毒贩渗入政治结构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张立峰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
“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张立峰说。
临夏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毒贩政经勾结的苗头已经出现，“1999年，我们曾破获一起3公斤的大案，幕后主使竟然是康乐县信用社的主任。”更令人不解的是，该案犯竟然至今没有被枪决。“有时候，感觉组织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兰州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吴锦林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兰州某著名手抓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要高度重视穷人吸毒现象
“以前，我们认为在一些富裕的地方或圈子，吸毒现象才比较严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兰州大学法律系俞树屹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记者在兰州接触到的吸毒者多为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还有很多是社会闲散青年、下岗工人、小商贩乃至大学生。俞教授说，正是由于兰州穷人吸毒者众多，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贩毒网。
“在安宁和西固的一些厂区，很多工厂效益不好或是倒闭，不少下岗工人和家属吸上了毒。这里有深刻的社会问题。”俞树屹说，当社会成员面临挫折、贫穷，又受到诱惑时，吸毒、贩毒往往在所难免。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艮告称，由于毒品价格昂贵，吸毒者不胜负担，极易造成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也诱发了盗窃、贪污、抢劫、诈骗、绑架、盗窃枪支弹药等大量刑事犯罪活动。
据有关部门统计，大凡吸毒者，男的80％靠偷、抢、骗，女的80％靠卖淫。
报告还称，临夏回族自治州8县市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有些人只是大毒贩的马仔，他们真的不想去贩毒，但他们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一般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人家里只有一张凉席，连被子都没有!去年我们枪毙了一个马仔，他贩毒是为了给家里瞎媳妇看病，我们看了都不忍心!”张立峰说。
危及全面小康的政治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逐步解决中国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毒害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对此，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利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美国等国签署的一系列禁毒备忘录、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推动东南亚次区域禁毒凉解备忘录、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努力减少“金三角”毒品的威胁。
同时，中国在国内采取“四禁开举”、“标本兼治”、“堵源截流”、“严格执法”的措施，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坚持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方针，以村组街道社区为重点，创造了不少新的禁毒经验。
然而，毒品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利：会问题，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地理、生理和心理因素。“速胜论”已经被实践否定。
从中国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分析，仍没有越过扩展蔓延的最高峰，在2003年至2006年还可能有一段继续膨胀期，在2010年前后增势有可能减缓，但不会是直线式的回落，很可能是曲折反复。
中国的目标是，以“持久战”的思想开展禁毒工作，以创建“无毒住宅小区”、“无毒社区”、“无毒村镇”、“无毒市(县)”为载体，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十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力争将中国的毒品问题解决在最低限度内。
这便是有“小麦加”之称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民族，总人口19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6．41％，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而当地还有另一个关于人口的比例。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占到全省人口的比例为1．6‰，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临夏的吸毒人口超过20‰，局部地区还远高于此。
“谁都知道临夏是全中国毒情最严重的地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具体情况，因为牵扯到民族和宗教等‘敏感’问题。”一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知情人说。
恐怖分子以毒养战
让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张立峰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历史上从甘肃临夏迁往新疆的回族中，有一部分与新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联系紧密，这些人经常来往临夏和新疆之间。
在200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次禁毒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周声涛确认，“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利用贩卖毒品获取的暴利筹集活动经费。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山。
“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石刚告坼《瞭望东方周刊》，虽然“金新月”的毒品种植发展迅猛，但由于很难从中阿边境走私入境，“东突”分子往往不惜长途跋涉从云南或“金三角”一带走私毒品。
他说：“在中国的毒品走私中，‘金三角’的毒品占了80％，其中大约有10％到20％走西线运到了新疆。”
在云南，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昆明、玉溪、大理、曲靖等州市，而这又多是毒情严重的地区。张立峰说，“我以前在云南搞缉毒工作时，就曾发现来自新疆‘东突’组织的毒贩。”
“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种力量开始参与贩毒活动，对中国构成了新的威胁。”《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的执笔者李波阳指出。
毒贩渗入政治结构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张立峰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这些人就危险了。”
“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张立峰说。
临夏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说，毒贩政经勾结的苗头已经出现，“1999年，我们曾破获一起3公斤的大案，幕后主使竟然是康乐县信用社的主任。”更令人不解的是，该案犯竟然至今没有被枪决。“有时候，感觉组织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兰州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吴锦林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兰州某著名手抓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要高度重视穷人吸毒现象
“以前，我们认为在一些富裕的地方或圈子，吸毒现象才比较严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兰州大学法律系俞树屹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记者在兰州接触到的吸毒者多为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还有很多是社会闲散青年、下岗工人、小商贩乃至大学生。俞教授说，正是由于兰州穷人吸毒者众多，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贩毒网。
“在安宁和西固的一些厂区，很多工厂效益不好或是倒闭，不少下岗工人和家属吸上了毒。这里有深刻的社会问题。”俞树屹说，当社会成员面临挫折、贫穷，又受到诱惑时，吸毒、贩毒往往在所难免。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艮告称，由于毒品价格昂贵，吸毒者不胜负担，极易造成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也诱发了盗窃、贪污、抢劫、诈骗、绑架、盗窃枪支弹药等大量刑事犯罪活动。
据有关部门统计，大凡吸毒者，男的80％靠偷、抢、骗，女的80％靠卖淫。
报告还称，临夏回族自治州8县市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形成了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有些人只是大毒贩的马仔，他们真的不想去贩毒，但他们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一般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人家里只有一张凉席，连被子都没有!去年我们枪毙了一个马仔，他贩毒是为了给家里瞎媳妇看病，我们看了都不忍心!”张立峰说。
危及全面小康的政治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逐步解决中国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毒害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对此，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利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美国等国签署的一系列禁毒备忘录、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推动东南亚次区域禁毒凉解备忘录、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努力减少“金三角”毒品的威胁。
同时，中国在国内采取“四禁开举”、“标本兼治”、“堵源截流”、“严格执法”的措施，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坚持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方针，以村组街道社区为重点，创造了不少新的禁毒经验。
然而，毒品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利：会问题，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地理、生理和心理因素。“速胜论”已经被实践否定。
从中国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分析，仍没有越过扩展蔓延的最高峰，在2003年至2006年还可能有一段继续膨胀期，在2010年前后增势有可能减缓，但不会是直线式的回落，很可能是曲折反复。
中国的目标是，以“持久战”的思想开展禁毒工作，以创建“无毒住宅小区”、“无毒社区”、“无毒村镇”、“无毒市(县)”为载体，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十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力争将中国的毒品问题解决在最低限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