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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发展面临着不同的时间性问题,这种时间性可以分为生活的与事物的。“大栅栏更新计划”主要关注在当地居民及其文化与需求,因此该项目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有机过程,体现了社会节奏及其异质性。此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相关方面的新认识,与文物的时间性以及对传统的坚守之间有着紧密的结合。其核心包含不同的历史模式,对文化更新的理解影响重大。本文把不同的时间性问题整合在一起,指出“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历史更新过程中,对传统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话题进行全新尝试,并思考其带来的哲学影响。
关键词:城市化;时代;节奏;速度;历史
“大栅栏更新计划”(Dashilar Project),代表了中国的新型可持续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总体规划下的城市化建设往往会摧毁整片区域,重新建立起新的基础设施,或者由于先前的破坏重建一些老建筑及其文化特征。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传统通常是在当代的理解中得以更新的。如今,到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护现有的基础设施,促进社会生活,更新文化身份。其核心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社会多样性。
大栅栏地区就是这种新型城市发展的案例。它隶属于北京的历史中心地带,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更新进程中,这片区域并不在总体规划范围内,这片区域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小型、单层的胡同住宅组成,这些住宅排列在极为狭窄的街道上,形成一种网状的、共享式的庭院结构。在主干道上,有很多店铺以及类似寺庙和小型剧院这样的历史性设施,这些设施都体现出大栅栏地区古老、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传统。因此,“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关键部分就在于,在三维的视角下呈现一张全新的城市地图,并且这张地图能够涵盖大栅栏地区所有的建筑,从而为这一区域提供一个新的视觉形象。上述的这一设计构想来自北京城市规划相关部门,我们可以将这一构想理解为一项半主规划或是一个视觉框架,因此,大栅栏计划不仅是着眼于城市发展,还致力于更新文化身份。但这其中也存在挑战,即这是否是真实的身份,抑或包含了虚假的方面。
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大栅栏东部已经完成整改。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延伸,大栅栏商业街以及周边街道随着诸多国际品牌门店的入驻逐渐被中产阶级化。在规模更大的西部区域,一种不同的更新模式——节点式发展已经展开。为了促进经济基础设施和以店铺为形式的社区重建,革新和实验性的建筑概念已经在大栅栏的试点阶段开展,这种及时性和独立性也为整个计划的实施增添了一种修辞学上的“自然增长”。在这里,试验计划代表了对大栅栏区域的主要部分所进行的一种“针灸”。这种方式的介入可以促进大栅栏地区进行自我更新——类似一个器官的修复和生长过程,即所谓的“自然增长”。“从规划到落实”是一句强有力的口号,体现出从一个固定的总体规划落实到具体的不同层面,还包括各类利益相关者,比如当地居民、小型社区和单位、公司、政府主动行为,以及城市规划者、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
随着话语平台的建立,“大栅栏更新计划”在最初阶段就考虑到并且指出在中国城市化中,尤其是胡同地区,城市更新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重要的基本准则,比如如何去处理建筑风格的复杂多样性。
这项计划引起了对生活层面的强烈关注以及对文化保护的全新意识,催生出对城市发展时间性问题的思考。作为一种古老传统和身份的标志,文化遗产自身就与时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节奏随着城市发展的速度而变化,比如“深圳速度”这个说法。这些不同形式的时间性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们又如何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中并存?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一项有组织的行为能够同时反映由不同时间性组成的单元以及社会单元提出质疑。在卢曼看来,几个行为与过程的并行通常意味着一种风险,而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同步调控得到修复,或者至少可以得到缓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同步调控是对变化与风险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卢曼的社会学系统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社会生活的适宜时期。事实上,卢曼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有机过程的植物学隐喻之上,而没有考虑到生活的不同节奏。然而,“大栅栏更新计划”呈现了一种具有有机增长概念的生动形式,这种形式意味着一个复杂且适宜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不同的时间性所构建的体系。上述特点可以结合亨利·列菲弗尔(Hanri Lefebvre)的节奏分析理论进行阐述,因为它融合了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单元和异质性。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将“均匀发育”定义为有机复合节奏达成统一的结果。在这个概念里,“无节律”是导致“同步调控解体”的第一步。为了避免节奏被打破,应该进行干预,这样它们就不会变得剧烈和过于强迫性。这也正是大栅栏计划的核心:发展不能仅适用于这一地区,同时也需要当地市民一起来落实,这是当地居民应该能够融入自己节奏的地方。那么,如何在具体的事例中来实践这种理论呢?
维多利亚·尤彦(Viktoria Nguyen)认为,要求同化的命令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这将导致某个适宜时期的丢失,通过一种名为“减速”的策略,尤彦描述了一种可能性,即让大栅栏地区的老年人群根据其自身的适宜时期来抵制城市发展速度。在尤彦的案例研究中,老年人群以一种故意“延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需决策的内容,从而减慢城市发展的速度。这样一来,老年市民的节奏就变成了“无节律”,有机发展中健康的“均匀发育”就会转变成不健康的“复合节奏”。但是在城市重建过程中,如何从相反的角度运用列菲弗尔的理论将当地市民的不同节奏整合在一起?尤彦制定了一种“‘缓慢构建’的需求,来重新调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多种节奏和时间性。”
“大栅栏更新计划”与《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2014-2020)被视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新形式的尝试。在社会适宜时期和城市化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的对抗,也就是在生存阶段和深圳速度之间的对抗,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又提出挑战。比如,智能手机的GPS功能可以让所有市民追踪到大栅栏的动态。城市大数据研究协会可以估算出新增的信息并将它们提供给参与到大栅栏计划平台中的不同群体。同时大数据还提供了从高到底的活跃度分布情况。这种信息追踪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老年市民的活动,一个是儿童的活动。这样的区分可以将注意力分布在人口的不同节奏中。研究协会非常重视这些信息,因此,共享的大数据由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了一种选择。在大栅栏工作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可以利用这一社会和文化动态的大数据,尝试新的创造性介入概念。當然,这种分析大栅栏社会生活的方法首先是定量进行的,对于大数据追踪功能的使用和分析则必须采取定性的方法。 从运动数据中获益的一种方法是将它用于城市绿地的新概念。Bo Kyeong Lee、So Young Sohn和Seunghee Yang指出,用户对公共区域的偏好和当地生活质量有关。从事实来看,当地人私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空间,大栅栏的绿地对于人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用来会面的地方,市民会使用部分的公共区域种植植物,对大数据的追踪可以被用来提供更多关于这一特殊运动类型的频率和范围的信息。三人指出这种城市宣传的重要性,并且大力倡导袖珍型开放式绿地模式。
那么公共艺术对大栅栏的日常生活将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呢?或者至少能以怎样的方式让人们关注社会节奏的重要方面?在“大栅栏更新计划”中,艺术和设计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政府也在文化发展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从计划开展后,当地市民也对重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地区的必要的微型发展和可见的典型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住宅的不良状况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利问题,应转变为文化经济实力的突出体现;此外,作为首都的城市也是建筑项目的重要展示场所,是创造性身份的标志。另一方面,当地市民的生活质量也需要改善。需要有新型的个人发展模式来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需求和节奏。“大栅栏更新计划”的节点式发展以及大数据的提供是这个发展方向的重要步骤。
前文已经提到,像大栅栏这样有胡同住宅的地区,想要清晰地划分出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在共享的庭院还有街道上发生。对于大栅栏而言,公共与私有区域不可分割则成为了研究的中心。艺术家王懿泉已经通过作品着手处理日常生活中公共与私有这两种空间形式的转换。一方面,王懿泉意识到可以通过建筑的形式来介入大栅栏地区的狭窄街道,这种多功能的金属管构造有能够折叠的座位以及足够的空间来晾晒衣物,可以满足当地市民利用公共空间晾晒衣物或者平时坐下来休息,以及其他社会交流活动的需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不同节奏。另一方面,王懿泉与当地的合唱团组织了一次快闪表演,艺术家本人和当地的老年婦女一同漫步在大栅栏的街道上演唱歌曲。这样的表演尤其能够说明诸如GPS追踪等技术在运行过程中对文化内容的接触是存在局限性的。类似这样的事件就不能够通过定量的计算方式来确定其定性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此相关的不仅仅是这项事件开展的过程、事件的内容还有合适的时间,同时还有其自身在美学层面的表现,这种表现也正表达了一种特殊的节奏。
上面的论述已经是在尤彦所提出的“缓慢构建”的观点之外来思考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公共艺术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同时也需反映这种时间性,以此来表现它们所具有的定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恰恰是无法通过经济研究方法中使用的参数来掌握的。由于自身的时间性,这种公共艺术会与某种偶然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形式。帕特丽夏·C·菲利普斯(PatriciaC.Phillips)将此描述为“临时性的公共艺术”,这种艺术具有这样的潜能:“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生活,不确定性、变化和暂时性的现象学维度都需要积极的同化,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无情的、不可避免的力量,还因为它们提出了潜在的想法和自由。”由于公共艺术是被临时架构起来的,因此公共艺术可以面向公共生活的不同节奏,并且在一个研究性和实验性的环境中来缓解这种强制性的同化。临时性公共艺术“可以提供一种视觉语言,以此来表达并探索集体所具有的动态的、临时性的一些情况。”在菲利普斯看来,公共艺术在时间上的临时性是一种能够丰富并增强公共概念的方式,它“提供一种灵活的、可调节的,并且具有批评性的载体来探索持久的价值和当前事件,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起关于共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王懿泉在大栅栏的街道上进行的快闪表演激发了公众对日常生活和城市化的新认识。
除了社会的不同节奏之外,城市化的时间性和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老旧建筑与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大栅栏的重建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借助亨利·列菲弗尔的划分,不仅“社会”有它自身的节奏,“事物”也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同时包含不同的历史风格,并且体现时间的节点,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它们也可能是不具有连续性的一个过程。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过程,通常是具有连续性的,并且和生活的适宜阶段紧密联系。
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艺术史,通常部可被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艺术史家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概括了理解历史的生物学和物理隐喻。与先前这种对历史发展的传统理解相反,库布勒提出了一个“事物的历史”,把视觉形式视作从时间序列中发展起来的关联思想。库布勒试图放弃历史进步的一个有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预见到一种新的思想:历史古物原本的时期及其与历史的线性理解之间的关系。库布勒的这种批判性思维重点关注我们所处的生活对年代倒错(Anachronism)的定义。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年代倒错只是一个类似错误的时间分类和对不同时期的混淆这样的问题;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年代倒错可以被当作为了实现新的时间关联而与时代决裂的一种方式。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提倡这种积极的解读。在朗西埃看来,一种年代倒错尤其可以指代某种政治观念和行为。朗西埃对作为突破固有制度的革新举措进行了阐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它正被用来加强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
大栅栏地区的重建是在2009年,北京奥运会后开始展开的。根据民国早期北京的历史照片,首先对前门大道进行了重建。正如任雪飞所提出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期标志着北京开始从帝王时代向现代化和西化过渡。但是,由于其象征意义,悠久的历史传统被缩短到了一个时间点。因此,从核心层面来看,这种重建是一个年代倒错,因为它用现代性取代了北京的古老传统。这种情况要求一种关于历史、艺术史以及文化模式的论述,从而能够反映出城市化是文化重建的一种形式一一具体地说,需要一个基本的关于文化及其理论的学术性论述,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实际操作,对具体的历史遗迹,比如一栋建筑或一整条街道的重新阐述,可以变成某种年代倒错或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继续促进这段历史。 在中国,关于重建已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哪一种重建都是虚假的。在大栅栏,的确有一些虚假的痕迹,比如在小街道上的一些壁画,上面描绘着传统北京的某个图景,然而这种描绘却并没有遵守过去的传统。在重现老建筑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错误,但是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更正。在这种整改和修复中,大栅栏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典型。然而,由于建筑材料的混杂,也使这样的整改面临很多困难。眼前所面临的是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构造——有时甚至是在同一栋建筑中就可以看到多种构造。大栅栏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有时文化遗产甚至仅仅是窗户或门把手的构造。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指导方针非常笼统,此外,文化传统也只是被当作“传统风格”。由于新建建筑的类型比较庞杂,而哪些建筑需要被保存下来,这种分类取舍就成为需要被考虑和阐释的部分。由于能够促进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公众的参与也包含在这项计划中。
然而,意识到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同样也需有一个巨大的经济背景来支撑。从大栅栏东部对前门大道周边的革新到“大栅栏更新计划”,这一过程越来越趋向于让当地社区也参与到这项计划的实施环节,以及对整改计划的决策制定中。
任雪飞指出,在北京奥运会的时期,城市发展对于文化保护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有很多区域被设定为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原始的历史建筑被错误地取代。“奥运会对北京的历史遗址地区的保护和消耗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它能够提升保护历史建筑的意识,但也使房地产市场过热,导致了文化遗产的商品化。”但是法律法规的强制不能够持续吻合城市化的速度以及经济预期的力量。作为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时髦的胡同生活出现了,胡同传递了“真正的北京体验”,任雪飞强调了这种现象潜在的問题:“虽然对胡同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历史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意识,胡同住宅区的快速中产化也重新定义了胡同生活,将其从一个固有概念中的老北京居住形式转变成一种品位、精致和炫耀性消费的象征。”这就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重要背景,即在一方面达到经济利益和旅游业之间的平衡,并在另一方面也在当地居民的需求和上述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项计划至少是在胡同重建和城市发展中建立这种平衡的首选。
综上所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够触及这种城市化和文化保护的关键核心是什么——不仅只是需要保护、更新甚至重构的传统?同时还需考虑这项传统源自何时?它是在对某一特定时期或朝代的参照,还是在为整个中国传统提供一个当代的视角?后者所需考虑的是,这种在过去的基础上重塑的新形象所改变的历史是否应归咎于当代信仰或意识形态?前者则需考虑对于某段将要被更新的特定历史而言,是否已经像前门大道重建那样成为一种“年代倒错”?两种视角都体现出需要考虑的传统不仅只是一段可以被均衡看待的历史:它不只是简单地从过去延伸至现在,而是非连续性的,正如库布勒关于历史古物提出的“事物的历史”那样。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问题,也因此提供了能够对过去的历史形成某个特定视角的年代倒错。
总之,“大栅栏更新计划”需要面对如何保护历史以及当地传统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性问题。除了公共艺术项目,还有其他几种尝试来解决这些时间性问题。一种是由学生参与录制完成的口述历史,通过采访来让当地居民诉说他们的生活以及大栅栏的文化。这些材料汇集了许多的个人故事,从而形成了一个不以日常事物和平常生活为基础的历史。通常,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形式,不容易体验;而学生参与的这个项目却能从中获得一份永久的、可存取的档案。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将社会的时间性转变成一个具体的存在物,口述历史的不断变化被捕捉为某一时间点。
另一种是在公共生活中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示当地历史,如位于杨梅竹斜街路上的独奏者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内的装饰都是从大栅栏收集而来的各种旧物,它们代表着沉淀在工业产品和工具中的工人阶级历史。旧家具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也都结合在咖啡馆的设计中。因此,独奏者咖啡馆将大栅栏的历史与进入这片地区的创意产业所形成的新文化结合了起来。这一文化发展的另一方面,是结合它的高昂价格来建立起一个国际化风格,最初,独奏者咖啡馆与纽约的Williamsburg,以及柏林的Kreuzberg这类具有典型的国际化风格的咖啡馆没有区别。它们将当地工人历史的可视化和全球的怀旧情结融合在了一起。然而,两种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属于自下而上的历史模式,并且与作为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后历史”相吻合。宏大的叙事已不再考虑历史的多样性。在大栅栏开展的这两个项目代表了一种以分散的视角来看待碎片化的历史的方式。相反地,基于对历史过去的某一观念进行的更新则再现了宏大的叙事。这样一来,“大栅栏更新计划”从某种程度上对北京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观看视角。
“大栅栏更新计划”是了解该地区社会和历史的特性以及当地居民的一个重要尝试。有必要把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看作是城市化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可视化体现。在此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关于社会和文化重建所具有的不同时间性的讨论,已经通过“大栅栏更新计划”体现出了这一有机过程的异质性,此外,也在北京城市重建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核心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性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时代;节奏;速度;历史
“大栅栏更新计划”(Dashilar Project),代表了中国的新型可持续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总体规划下的城市化建设往往会摧毁整片区域,重新建立起新的基础设施,或者由于先前的破坏重建一些老建筑及其文化特征。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传统通常是在当代的理解中得以更新的。如今,到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护现有的基础设施,促进社会生活,更新文化身份。其核心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社会多样性。
大栅栏地区就是这种新型城市发展的案例。它隶属于北京的历史中心地带,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更新进程中,这片区域并不在总体规划范围内,这片区域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小型、单层的胡同住宅组成,这些住宅排列在极为狭窄的街道上,形成一种网状的、共享式的庭院结构。在主干道上,有很多店铺以及类似寺庙和小型剧院这样的历史性设施,这些设施都体现出大栅栏地区古老、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传统。因此,“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关键部分就在于,在三维的视角下呈现一张全新的城市地图,并且这张地图能够涵盖大栅栏地区所有的建筑,从而为这一区域提供一个新的视觉形象。上述的这一设计构想来自北京城市规划相关部门,我们可以将这一构想理解为一项半主规划或是一个视觉框架,因此,大栅栏计划不仅是着眼于城市发展,还致力于更新文化身份。但这其中也存在挑战,即这是否是真实的身份,抑或包含了虚假的方面。
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大栅栏东部已经完成整改。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延伸,大栅栏商业街以及周边街道随着诸多国际品牌门店的入驻逐渐被中产阶级化。在规模更大的西部区域,一种不同的更新模式——节点式发展已经展开。为了促进经济基础设施和以店铺为形式的社区重建,革新和实验性的建筑概念已经在大栅栏的试点阶段开展,这种及时性和独立性也为整个计划的实施增添了一种修辞学上的“自然增长”。在这里,试验计划代表了对大栅栏区域的主要部分所进行的一种“针灸”。这种方式的介入可以促进大栅栏地区进行自我更新——类似一个器官的修复和生长过程,即所谓的“自然增长”。“从规划到落实”是一句强有力的口号,体现出从一个固定的总体规划落实到具体的不同层面,还包括各类利益相关者,比如当地居民、小型社区和单位、公司、政府主动行为,以及城市规划者、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
随着话语平台的建立,“大栅栏更新计划”在最初阶段就考虑到并且指出在中国城市化中,尤其是胡同地区,城市更新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重要的基本准则,比如如何去处理建筑风格的复杂多样性。
这项计划引起了对生活层面的强烈关注以及对文化保护的全新意识,催生出对城市发展时间性问题的思考。作为一种古老传统和身份的标志,文化遗产自身就与时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节奏随着城市发展的速度而变化,比如“深圳速度”这个说法。这些不同形式的时间性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们又如何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中并存?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一项有组织的行为能够同时反映由不同时间性组成的单元以及社会单元提出质疑。在卢曼看来,几个行为与过程的并行通常意味着一种风险,而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同步调控得到修复,或者至少可以得到缓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同步调控是对变化与风险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卢曼的社会学系统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社会生活的适宜时期。事实上,卢曼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有机过程的植物学隐喻之上,而没有考虑到生活的不同节奏。然而,“大栅栏更新计划”呈现了一种具有有机增长概念的生动形式,这种形式意味着一个复杂且适宜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不同的时间性所构建的体系。上述特点可以结合亨利·列菲弗尔(Hanri Lefebvre)的节奏分析理论进行阐述,因为它融合了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单元和异质性。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将“均匀发育”定义为有机复合节奏达成统一的结果。在这个概念里,“无节律”是导致“同步调控解体”的第一步。为了避免节奏被打破,应该进行干预,这样它们就不会变得剧烈和过于强迫性。这也正是大栅栏计划的核心:发展不能仅适用于这一地区,同时也需要当地市民一起来落实,这是当地居民应该能够融入自己节奏的地方。那么,如何在具体的事例中来实践这种理论呢?
维多利亚·尤彦(Viktoria Nguyen)认为,要求同化的命令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这将导致某个适宜时期的丢失,通过一种名为“减速”的策略,尤彦描述了一种可能性,即让大栅栏地区的老年人群根据其自身的适宜时期来抵制城市发展速度。在尤彦的案例研究中,老年人群以一种故意“延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需决策的内容,从而减慢城市发展的速度。这样一来,老年市民的节奏就变成了“无节律”,有机发展中健康的“均匀发育”就会转变成不健康的“复合节奏”。但是在城市重建过程中,如何从相反的角度运用列菲弗尔的理论将当地市民的不同节奏整合在一起?尤彦制定了一种“‘缓慢构建’的需求,来重新调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多种节奏和时间性。”
“大栅栏更新计划”与《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2014-2020)被视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新形式的尝试。在社会适宜时期和城市化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的对抗,也就是在生存阶段和深圳速度之间的对抗,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又提出挑战。比如,智能手机的GPS功能可以让所有市民追踪到大栅栏的动态。城市大数据研究协会可以估算出新增的信息并将它们提供给参与到大栅栏计划平台中的不同群体。同时大数据还提供了从高到底的活跃度分布情况。这种信息追踪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老年市民的活动,一个是儿童的活动。这样的区分可以将注意力分布在人口的不同节奏中。研究协会非常重视这些信息,因此,共享的大数据由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了一种选择。在大栅栏工作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可以利用这一社会和文化动态的大数据,尝试新的创造性介入概念。當然,这种分析大栅栏社会生活的方法首先是定量进行的,对于大数据追踪功能的使用和分析则必须采取定性的方法。 从运动数据中获益的一种方法是将它用于城市绿地的新概念。Bo Kyeong Lee、So Young Sohn和Seunghee Yang指出,用户对公共区域的偏好和当地生活质量有关。从事实来看,当地人私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空间,大栅栏的绿地对于人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用来会面的地方,市民会使用部分的公共区域种植植物,对大数据的追踪可以被用来提供更多关于这一特殊运动类型的频率和范围的信息。三人指出这种城市宣传的重要性,并且大力倡导袖珍型开放式绿地模式。
那么公共艺术对大栅栏的日常生活将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呢?或者至少能以怎样的方式让人们关注社会节奏的重要方面?在“大栅栏更新计划”中,艺术和设计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政府也在文化发展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从计划开展后,当地市民也对重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地区的必要的微型发展和可见的典型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住宅的不良状况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利问题,应转变为文化经济实力的突出体现;此外,作为首都的城市也是建筑项目的重要展示场所,是创造性身份的标志。另一方面,当地市民的生活质量也需要改善。需要有新型的个人发展模式来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需求和节奏。“大栅栏更新计划”的节点式发展以及大数据的提供是这个发展方向的重要步骤。
前文已经提到,像大栅栏这样有胡同住宅的地区,想要清晰地划分出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在共享的庭院还有街道上发生。对于大栅栏而言,公共与私有区域不可分割则成为了研究的中心。艺术家王懿泉已经通过作品着手处理日常生活中公共与私有这两种空间形式的转换。一方面,王懿泉意识到可以通过建筑的形式来介入大栅栏地区的狭窄街道,这种多功能的金属管构造有能够折叠的座位以及足够的空间来晾晒衣物,可以满足当地市民利用公共空间晾晒衣物或者平时坐下来休息,以及其他社会交流活动的需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不同节奏。另一方面,王懿泉与当地的合唱团组织了一次快闪表演,艺术家本人和当地的老年婦女一同漫步在大栅栏的街道上演唱歌曲。这样的表演尤其能够说明诸如GPS追踪等技术在运行过程中对文化内容的接触是存在局限性的。类似这样的事件就不能够通过定量的计算方式来确定其定性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此相关的不仅仅是这项事件开展的过程、事件的内容还有合适的时间,同时还有其自身在美学层面的表现,这种表现也正表达了一种特殊的节奏。
上面的论述已经是在尤彦所提出的“缓慢构建”的观点之外来思考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公共艺术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同时也需反映这种时间性,以此来表现它们所具有的定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恰恰是无法通过经济研究方法中使用的参数来掌握的。由于自身的时间性,这种公共艺术会与某种偶然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形式。帕特丽夏·C·菲利普斯(PatriciaC.Phillips)将此描述为“临时性的公共艺术”,这种艺术具有这样的潜能:“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生活,不确定性、变化和暂时性的现象学维度都需要积极的同化,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无情的、不可避免的力量,还因为它们提出了潜在的想法和自由。”由于公共艺术是被临时架构起来的,因此公共艺术可以面向公共生活的不同节奏,并且在一个研究性和实验性的环境中来缓解这种强制性的同化。临时性公共艺术“可以提供一种视觉语言,以此来表达并探索集体所具有的动态的、临时性的一些情况。”在菲利普斯看来,公共艺术在时间上的临时性是一种能够丰富并增强公共概念的方式,它“提供一种灵活的、可调节的,并且具有批评性的载体来探索持久的价值和当前事件,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起关于共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王懿泉在大栅栏的街道上进行的快闪表演激发了公众对日常生活和城市化的新认识。
除了社会的不同节奏之外,城市化的时间性和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老旧建筑与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大栅栏的重建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借助亨利·列菲弗尔的划分,不仅“社会”有它自身的节奏,“事物”也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同时包含不同的历史风格,并且体现时间的节点,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它们也可能是不具有连续性的一个过程。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过程,通常是具有连续性的,并且和生活的适宜阶段紧密联系。
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艺术史,通常部可被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艺术史家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概括了理解历史的生物学和物理隐喻。与先前这种对历史发展的传统理解相反,库布勒提出了一个“事物的历史”,把视觉形式视作从时间序列中发展起来的关联思想。库布勒试图放弃历史进步的一个有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预见到一种新的思想:历史古物原本的时期及其与历史的线性理解之间的关系。库布勒的这种批判性思维重点关注我们所处的生活对年代倒错(Anachronism)的定义。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年代倒错只是一个类似错误的时间分类和对不同时期的混淆这样的问题;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年代倒错可以被当作为了实现新的时间关联而与时代决裂的一种方式。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提倡这种积极的解读。在朗西埃看来,一种年代倒错尤其可以指代某种政治观念和行为。朗西埃对作为突破固有制度的革新举措进行了阐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它正被用来加强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
大栅栏地区的重建是在2009年,北京奥运会后开始展开的。根据民国早期北京的历史照片,首先对前门大道进行了重建。正如任雪飞所提出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期标志着北京开始从帝王时代向现代化和西化过渡。但是,由于其象征意义,悠久的历史传统被缩短到了一个时间点。因此,从核心层面来看,这种重建是一个年代倒错,因为它用现代性取代了北京的古老传统。这种情况要求一种关于历史、艺术史以及文化模式的论述,从而能够反映出城市化是文化重建的一种形式一一具体地说,需要一个基本的关于文化及其理论的学术性论述,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实际操作,对具体的历史遗迹,比如一栋建筑或一整条街道的重新阐述,可以变成某种年代倒错或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继续促进这段历史。 在中国,关于重建已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哪一种重建都是虚假的。在大栅栏,的确有一些虚假的痕迹,比如在小街道上的一些壁画,上面描绘着传统北京的某个图景,然而这种描绘却并没有遵守过去的传统。在重现老建筑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错误,但是政府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更正。在这种整改和修复中,大栅栏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典型。然而,由于建筑材料的混杂,也使这样的整改面临很多困难。眼前所面临的是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构造——有时甚至是在同一栋建筑中就可以看到多种构造。大栅栏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有时文化遗产甚至仅仅是窗户或门把手的构造。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指导方针非常笼统,此外,文化传统也只是被当作“传统风格”。由于新建建筑的类型比较庞杂,而哪些建筑需要被保存下来,这种分类取舍就成为需要被考虑和阐释的部分。由于能够促进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公众的参与也包含在这项计划中。
然而,意识到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同样也需有一个巨大的经济背景来支撑。从大栅栏东部对前门大道周边的革新到“大栅栏更新计划”,这一过程越来越趋向于让当地社区也参与到这项计划的实施环节,以及对整改计划的决策制定中。
任雪飞指出,在北京奥运会的时期,城市发展对于文化保护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有很多区域被设定为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原始的历史建筑被错误地取代。“奥运会对北京的历史遗址地区的保护和消耗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它能够提升保护历史建筑的意识,但也使房地产市场过热,导致了文化遗产的商品化。”但是法律法规的强制不能够持续吻合城市化的速度以及经济预期的力量。作为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时髦的胡同生活出现了,胡同传递了“真正的北京体验”,任雪飞强调了这种现象潜在的問题:“虽然对胡同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历史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意识,胡同住宅区的快速中产化也重新定义了胡同生活,将其从一个固有概念中的老北京居住形式转变成一种品位、精致和炫耀性消费的象征。”这就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重要背景,即在一方面达到经济利益和旅游业之间的平衡,并在另一方面也在当地居民的需求和上述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项计划至少是在胡同重建和城市发展中建立这种平衡的首选。
综上所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够触及这种城市化和文化保护的关键核心是什么——不仅只是需要保护、更新甚至重构的传统?同时还需考虑这项传统源自何时?它是在对某一特定时期或朝代的参照,还是在为整个中国传统提供一个当代的视角?后者所需考虑的是,这种在过去的基础上重塑的新形象所改变的历史是否应归咎于当代信仰或意识形态?前者则需考虑对于某段将要被更新的特定历史而言,是否已经像前门大道重建那样成为一种“年代倒错”?两种视角都体现出需要考虑的传统不仅只是一段可以被均衡看待的历史:它不只是简单地从过去延伸至现在,而是非连续性的,正如库布勒关于历史古物提出的“事物的历史”那样。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问题,也因此提供了能够对过去的历史形成某个特定视角的年代倒错。
总之,“大栅栏更新计划”需要面对如何保护历史以及当地传统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性问题。除了公共艺术项目,还有其他几种尝试来解决这些时间性问题。一种是由学生参与录制完成的口述历史,通过采访来让当地居民诉说他们的生活以及大栅栏的文化。这些材料汇集了许多的个人故事,从而形成了一个不以日常事物和平常生活为基础的历史。通常,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形式,不容易体验;而学生参与的这个项目却能从中获得一份永久的、可存取的档案。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将社会的时间性转变成一个具体的存在物,口述历史的不断变化被捕捉为某一时间点。
另一种是在公共生活中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示当地历史,如位于杨梅竹斜街路上的独奏者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内的装饰都是从大栅栏收集而来的各种旧物,它们代表着沉淀在工业产品和工具中的工人阶级历史。旧家具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也都结合在咖啡馆的设计中。因此,独奏者咖啡馆将大栅栏的历史与进入这片地区的创意产业所形成的新文化结合了起来。这一文化发展的另一方面,是结合它的高昂价格来建立起一个国际化风格,最初,独奏者咖啡馆与纽约的Williamsburg,以及柏林的Kreuzberg这类具有典型的国际化风格的咖啡馆没有区别。它们将当地工人历史的可视化和全球的怀旧情结融合在了一起。然而,两种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属于自下而上的历史模式,并且与作为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后历史”相吻合。宏大的叙事已不再考虑历史的多样性。在大栅栏开展的这两个项目代表了一种以分散的视角来看待碎片化的历史的方式。相反地,基于对历史过去的某一观念进行的更新则再现了宏大的叙事。这样一来,“大栅栏更新计划”从某种程度上对北京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观看视角。
“大栅栏更新计划”是了解该地区社会和历史的特性以及当地居民的一个重要尝试。有必要把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看作是城市化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可视化体现。在此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关于社会和文化重建所具有的不同时间性的讨论,已经通过“大栅栏更新计划”体现出了这一有机过程的异质性,此外,也在北京城市重建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核心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