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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从战犯到公民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回国。当他走出机舱时，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等100多人。李宗仁百感交集，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上前来与他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等。
被俘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1950年春，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向他们宣布了对待战犯的政策：“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原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改造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人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伐。
张治中来到功德林，见到旧日的学生和部属，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他这一说，几个学生流下眼泪。张治中继续说：“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澤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特赦令。
1959年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等，法官一一授予他们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向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
当法官宣布完名单，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绝不反顾！”
自1959年至1975年，共有7批战犯、共计589人获得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过半。本专题选取13名国民党中将军衔以上的被俘将领，讲述他们如何从战犯到公民、涅槃重生的故事。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回国。当他走出机舱时，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等100多人。李宗仁百感交集，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上前来与他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等。
被俘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1950年春，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向他们宣布了对待战犯的政策：“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原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改造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人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伐。
张治中来到功德林，见到旧日的学生和部属，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他这一说，几个学生流下眼泪。张治中继续说：“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澤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特赦令。
1959年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等，法官一一授予他们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向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
当法官宣布完名单，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绝不反顾！”
自1959年至1975年，共有7批战犯、共计589人获得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过半。本专题选取13名国民党中将军衔以上的被俘将领，讲述他们如何从战犯到公民、涅槃重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