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七六)，早年在弗莱堡大学研读神学和哲学，一九二三年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一九二八年，接替他的老师、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
　　海德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一九二七)，由于此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三十年代，海德格尔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公开拥护希特勒。战后受到审查，并一度被禁止在大学授课。一九五九年退休，隐居家乡黑森林山间别墅，潜心著述，偶尔在朋友圈子内探讨哲学问题。
　　海德格尔是伽达默尔的老师。
　　一九二三年，伽达默尔在马堡大学参加了海德格尔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班。此后，他们终生保持着师生之谊。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基础。
　　有一次，伽达默尔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定期在他家里举行的小型哲学讨论会，主持人是他的私人朋友海德格尔教授。
　　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海德格尔的名字，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而他本人，则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退隐多年了。他的尽人皆知的“历史问题”，使我在对这位大哲学家的景仰之余，更平添了几分好奇。在那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之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探讨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关系。作者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其所作的分析和结论，在欧洲知识界、包括在年轻的文科大学生中间引起了讨论。我的意见，较多地倾向于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中寻找根源，而较少地追究个人道德责任。——这个题目至今还有人研究、不断有新书出版。
　　年愈古稀的海德格尔出现在伽达默尔家里的时候，仍然精力旺盛、思路清晰。
　　除了我以外，被邀请的其他十几位年轻的参加者，或是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哲学系研究生，或是正在撰写教授论文的哲学博士。
　　这样的讨论会，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辅导课。每一次，海德格尔先对他已经看过的一篇博士论文或教授论文——它的作者就是在座的某一位——进行评论，然后是所有参加者之间的自由讨论。每次的讨论会从下午五点开始，到晚上八、九点结束。
　　海德格尔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
　　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
　　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海德格尔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
　　所有坐在海德格尔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海德格尔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已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我相信，除了海德格尔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讨论会，大约每一、两个月举行一次，一共持续了一年多。
　　我必须承认，我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会上所学到的东西，远没有在伽达默尔的讨论课上所学到的多。那些关于极为专门、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探讨，经常使我头晕目眩。但是作为讨论会的一员，我置身于一个世纪哲学泰斗的身边，不时地觉察到那些学兄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意识到他们的论文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等等，还是油然而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充实和激动。
　　伽达默尔的住宅，坐落在俯视内卡河的圣灵山上——大约二千年之前，古罗马的军团曾经在西面的山脚下驻扎过。我住的地方，与伽达默尔的家隔河相望。薄暮时分，我从桥上走过，内卡河水缓缓流向远方。夜色之中，我又从桥上走过，内卡河水在黑暗中潺潺低语。此时此刻，那位爱菲斯的晦涩哲人的格言，总是在我的耳边回响：
　　
　　你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流向你的永远是不同的水。(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五四O——四七O〕，出生于小亚细亚爱菲斯城的贵族家庭。由于思想的独特和深刻，他被称为“晦涩哲人”。所引格言，出自他的仅存于世的著作残篇《论自然》。)
　　
　　海德格尔的风格，与伽达默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伽达默尔具有绅士风度。他深思熟虑、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是一个极有教养的现代学者。
　　海德格尔则像粗鲁的农民，——一个天赋超人、然而极其自负的农民。
　　伽达默尔是学生的“启明星”。他知道自己应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隐退。
　　海德格尔是传统的旧式德国教授。他在学生面前，更像一位普鲁士的将军。
　　我并不怀疑海德格尔的意图。他从黑森林的山间别墅驱车而来，并不是为了惩罚某一个他的学生的学生。对于他在学术上的严厉乃至苛求，我并无异议。但是我不敢苟同他的方式，不欣赏他给年轻人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他对科学的热爱，那么，别人难道就没有同样的、应当得到尊重的权利吗？
　　那一次的经历，也使我在心里对自己默默立下誓言：如果我今后成为教授，将绝不是海德格尔式的。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生，性格迥然而异，彼此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是一段佳话，也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它再次证实了我已经说过的想法：
　　知识是可以学到的，做人的风格则与生俱来。
　　正如培根(Francis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所说：
　　
　　风格就是人本身。
　　
　　然而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或者说，不是全知全能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都不例外。
　　如果海德格尔见到一篇见解独到、论证周密的论文，他在评论时并不吝啬赞许的言辞。
　　伽达默尔也有过使我失望的时候。
　　我每次和他谈及古代的中国哲学，他总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哲学系的研究领域应当限于欧洲哲学，语言前提是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中国哲学之类不属于哲学系，它们被分别归于研究欧洲以外各地区文化的学科，如汉学、日本学，等等。总之，东亚地区的哲学，从未进入过他的研究视野。虽然他有不少的日本学生和日本同行。
　　既然如此，伽达默尔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并非主修欧洲哲学的学生参加海德格尔主持的哲学讨论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海德堡担任汉学教授，又有机会经常与伽达默尔见面了。
　　如果在座的客人之中有不认识我的人，伽达默尔总是这样介绍我：“这是我过去的‘中国学生’。”
　　这就是伽达默尔之为伽达默尔。
　　一九九五年，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度过他的九十五岁生日。海德堡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向伟大的哲学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