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我在上海排队坐地铁，队分两列，我排在左边第三位的时候，已经上不去了，需要继续等待下一列。此时，一位没有排队的姑娘急匆匆从中间挤了上去，人上去了，背包却有一半被门夹住，进退不得。这时，在我前面有4位排队者，都只是眼睁睁看着不动，我急忙上前两步，用力把她的背包塞进去，刚把手抽出来，列车倏然开动。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怎么想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社会学科尤其是哲学，思想家喜欢假设一些场景做“思想实验”，其实生活中处处是“思想实验”，只是情境上可能没有那么极端。
　　这一次长达10天的外出采访，就让我见识了两个真实版“思想实验”。
　　

私车的暴跳如雷

　　先去的北京，2015年12月29日晚上8点钟抵达。
　　城市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雾霾中，空气里飘着一股烧焦的味道—这在我生活的地方，这是附近某大型工厂着火才有的气味。德外大街的交通显示屏上写着：今日限号1和6。
　　0～9有10个数字，加上一些尾号为字母的车牌，从概率上讲，每天停驶的汽车比例约为20%左右，具体到个人，就是每周有一个工作日不能开车。因为不算苛刻，这样的限行措施执行得很顺利，但对排放量的削减成效有限，专家说过，即便单双号限行，即把停驶车辆的比例提高到50%左右，雾霾大约只能减轻14%。
　　14%的削减也已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没有实行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我心想，一定有情绪反弹的因素。
　　想在网络上搜索一些资料，却一无所获，我便放弃了进一步的思考。
　　1月7日，我已身在上海，这时一个微信群却突然“爆炸”了，原因便是有消息传出，说北京市正在研究未来数月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而且今后每年的取暖季都照此执行。北京的朋友们顿时愤怒了，各种“京骂”横飞。
　　愤怒的理由不外有三。
　　1、 雾霾是综合性原因的结果，如周边河北省的产业结构、華北烧煤取暖以及煤的标准造假等，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2、 机动车排放不是主因，只不过在对其他污染源缺乏有效限制措施的时候，机动车限行是一个更容易操作的办法。
　　3、 所以这是政府“懒政”的体现。
　　从这3个理由，得出两个推论：
　　1、 我没有责任。
　　2、 凭什么他人生病我来吃药？
　　逻辑上似无问题，体现着大众化的理性，但这不是良善的理性。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的愤怒，是不是意味着在“出行比往常不便”和“呼吸更浓重的雾霾”之间，我们更喜欢后者？如果是，那么当雾霾蔓延的时候，我们又是在骂谁？
　　继续问下去：没有车的人为什么对机动车更大面积的限行没有反弹情绪？如果说机动车对雾霾的“贡献”比较微小，车主便是无辜的，那么这些没有车的人没有享受私车的便利却呼吸着和车主们同样“浓度”的空气，难道不是更无辜？如果从同一种“理性”出发考虑问题，他们简直有权上街砸车。
　　所以我感觉，对于单双号限行的愤怒不是一种公意，而是一种阶层性的私利，而且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私利。
　　治霾，每一个人都是赞成的，但具体到手段上，最好不要对我有所限制，不仅私家车主这么想，周边的钢铁企业、洗煤企业也这么想。

尿骚味和随地小便的“合法性”

　　1月2日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某某国际酒店”。酒店名听上去很高大上，内部陈设也相当不错，但价格和一般的连锁商务酒店相当，这让我很纳闷。
　　晚上下楼去找饭吃，纳闷就解除了：一出酒店，门口一段路，处处飘溢着浓郁的尿骚味。酒店的围墙根上，一条条蜿蜒的尿渍在人行道上“作画”。倘在北京，严寒之下结了冰，黄澄澄的尿溜子一定十分“赏心悦目”。
　　这段路连着上海火车站南广场，是很多大型客车和货车的停靠点。一见那些大型车辆，我便知道这尿骚味必有内急司机们的一份，果然，我很快看到司机们从车里下来，对着酒店围墙当街小解。
　　如果这附近300米内没有厕所，那我就能理解他们，并且一定会腹诽政府的选择性失明。
　　不幸的是，100多米开外的火车站南广场就有两个公共厕所，而且挂着大大的招牌。
　　那么，这就一定是公德问题了。
　　同类身份或者有相似利益诉求的人群集合在一起，他们在行为上往往会趋于一致，因为情绪和行为都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一个地方是某一类人的长期固定的聚集地，这种共同行为也会固化下来，形成一种“传统”。老手随地小便，新手也会坦然效仿。这个区域里弥漫的尿骚味本身，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随地小便的“合法性”提示。
　　随地小便可说是文明人的“返祖现象”—野蛮时代每一个人都是随地小便的，这是一种最自然的行为，所以这种不文明不是中国人独有。印度更加严重，美国一名脱口秀主持人用一句话概括印度：这是一个一下飞机就能闻到一股便溺的味道的国度。
　　但美国人也不要矫情，他们的主要祖宗—英国人，在18世纪也是随处小便，或将便溺物往街道中间倾倒。1731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骑士风度的伦理学》，就讲到走在街上不应该和随地小便的熟人打招呼，因为有悖礼貌。不打招呼，意味着人们知道随地小便是不对的，而“绅士风度”，则要求不予制止，以避免尴尬。
　　不应该假设在上海站旁边随地小解的人们不知道这一行为的非道德性，否则一切问题都没有了讨论基础。我相信，是少走几步路的个人“理性”，让他们有意在心理上忽视道德的价值。

私德甚好而公德不修

　　如果我们是前面两个案例的当事人，那么就可以把它当作“思想实验”，因为这面临“如何选择”的困境，而这种选择行为，与文化有关。 　　我们在2000多年前错过了墨子，这是很可惜的。他说，兼爱，非攻，泛爱众，是要我们对每一个都怀揣同样的善意，而不以血缘、伦理关系的远近画出差别性的范围。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状态，但你把理想定得高一点，即便永远不能达致，却保持靠近的冲动。
　　但是儒家赢了，它主张爱有差等，由亲而疏逐次铺开—不是说依次削弱，而是做好身边事，同等力度推向更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结果上看，人们的观念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光线所及的范围。
　　墨子在儒生们看来，不对最亲的人施以更多的爱，是“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其实墨子和儒生，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交流。两个层次：墨子谈的是公德，儒家谈的是私德。
　　私德，简单点讲大概就是“熟人伦理”，时尚点讲叫“朋友圈关系”，就是处理熟悉的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个人准则。我们发现，中国人在熟人伦理上做得相当到位，彬彬有礼，互相关怀。儒家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呈涟漪式扩大，推己及人，无远弗届，如果达到这一效果，那么跟“泛愛众”也就不存在“意识形态”对立了，墨和儒可以惺惺相惜。
　　问题在于，这种无限推论的链条走两步就断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部人还算有作为的人，到了“齐家”就死火了。“爱”的扩散也是同样，“老”完“吾老”就告成功，最后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
　　人们私德甚好但公德欠缺，这是一种历史基因。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一开篇就一直在讲马路中间的一个大水坑的故事，经常有人掉进去，一身污泥狼狈挣扎，也常有小孩掉进去，淹死其中，人们会小心翼翼，但从来不会想到去把它填平。因为“理性”：“这是公家的事—我没有责任—凭什么是我支付成本？”
　　这次在北京见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他说20世纪50年代清理故宫的时候，从里面清出来几十万吨垃圾，用来作原料，从北京可以修一条路通达天津。
　　能想象否？一座辉煌皇城，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最高权力象征，甚至带着浓重的神性的地方，一旦没有了主人，马上沦为大众的垃圾场。
　　在这样的传统中，一旦个人处于匿名状态，就什么事都敢干，包括当街排泄。今天网络上许多情绪与咒骂，本质上也就是当街排泄，原因一样是“个人匿名”，如果回归现实场合，真名实姓起来，看到他人利益在自己眼前受损，一样沉默无声。
　　道德其实算是一种自然秩序，是造物者给人类制定的共存规律，不尊重它，最终谁也活不好。
　　公德意识欠缺有历史因素，但不能把责任推给历史。可不可以自己做一点事情，让它至少比现在好一点？从“大数据”角度看，有人积极地做一点，总体状况一定会好一点。
　　就此而言，儒家一样属于私德范畴的“内省”是个好东西，但好归好，可惜“传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