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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的一篇文章《一个“专家型”干部的陨落》引发公众热议。
文章报道了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的腐败案件——又一个“专家型”干部落马了。
从张曙光到何家成，从武长顺到衣俊卿……不断冒出的“专家型”干部贪腐，引起了社会的关切与思考。
“一个‘专家型’的干部是不会腐败的。”很多人都这样想，觉得成为专家的人，具有天然的防腐免疫力。
其实，一个人腐败不腐败，与他是不是专家没有必然关联，只关乎其权力运用是否规范，是否受到了有效制约。
以专业“调规牟利”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
资历：高校学者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副局长等要职
专业腐败：调整规划方案、容积率等
结局：被判处死缓
【案情回顾】
2008年，梁晓琦的落马一度让人唏嘘不已。
梁晓琦的经历，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从农村荒野到大学讲堂，求的是一展才华；从设计探索到部门官员，求的是施展专业。”
本该在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梁晓琦，却倒在借专业为一己之私买单的路上。
2004年的一天，某开发商找到梁晓琦。
“能不能在这个区域建房？”开发商指着规划方案试探性地询问。
梁晓琦一看，立即明白了——开发商是想在禁建区域内建房。
“不行。”梁晓琦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碰壁的开发商并未死心，他们决定拿钱开路。
于是，开发商怀揣6万元现金再次找到梁晓琦。
这一次，见钱眼开的梁晓琦答应了，开发商顺利达到目的。
“每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调规’，一些开发商就会送上一笔‘感谢费’。”梁晓琦在忏悔录中交代。
就这样，梁晓琦利用自己“专业判断”而索取贿赂的行为日渐增多——88次收受他人钱财1589万元。
2006年，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托梁晓琦调整项目规划后，不仅向梁晓琦行贿20余万元，还“卖”给梁晓琦住房一套，成交价比市场价低100万元左右。
2007年以后，梁晓琦在担任江北嘴某公司董事长期间，一些公司先后向其行贿700余万元。
…………
作为一名规划领域的专家，梁晓琦深知自己为开发商“调规”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批高容积率楼盘不断推出，严重损害了城市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
然而，梁晓琦无力抵挡金钱美色的诱惑，逐渐沦为开发商的逐利工具，学术人格和政治人格双双堕落。
“梁晓琦的专业腐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帮开发商调整容积率，二是帮开发商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三是帮开发商疏通关系。”检察机关负责人说。
2008年，梁晓琦被提起公诉。
以专业“签字生财”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南岸区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冯大刚
资历：历任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工程部部长、总工程师、管委会副主任
专业腐败：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
结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案情回顾】
2010年9月，关押室里的冯大刚悔恨交加，一口气写了两份材料交给相关部门。
一份是《关于如何预防建筑行业腐败问题的若干意见》，另一份是《如何扼制建筑行业招投标领域潜规则的建议》。
“这是他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为蓝本，结合建筑行业的种种潜规则而写出的。”审讯人员说。
冯大刚是一名“专家型”干部，从一名业务能手起步，通过艰辛努力，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2000年到2010年，冯大刚历任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工程部部长、总工程师、管委会副主任。
冯大刚担任要职后，其主要职责大多与工程有关，他经手的工程标的多达30亿元。
于是，一些建筑公司、监理公司的人盯上了冯大刚手里“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
“冯大刚走上犯罪道路是从2001年开始的。”办案检察官介绍。
2001年，一家建筑公司为尽快获得工程质量签字，送给冯大刚一个“红包”，到2006年，这家公司已向他行贿近20万元。
在随后的时间里，胆子越来越大的冯大刚欣然接受了来自各个公司的“好处费”。
2008年下半年，冯大刚收受一家隧道公司30万元贿赂。
2009年上半年，冯大刚收受一家建筑公司20万元贿赂。
“这些单位就是看中他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和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以便能尽早完工。”办案检察官说。
2009年底，冯大刚在最后收受一家建筑公司15万元贿赂后被举报。
冯大刚受贿时间跨度将近10年，基本上贯穿了茶园新区的10年发展史，他利用分管茶园新区工程建设、慈母山隧道工程建设等职务便利，16次受贿166万元。
以专业“照顾面子”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黔江区交通局（现黔江区交委）原副局长肖永平
资历：历任黔江区交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和高级工程师
专业腐败：对工程质量管理进行评判
结局：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案情回顾】
2001年11月，作为黔江区交通局总工程師的肖永平，兼任黔彭二级公路黔江段改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这一工程被主管部门评为优良工程，让原本交通落后的黔江成为渝东南交通枢纽。
对此，肖永平功不可没，这也为他赢得了中国交通领域“百名优秀工程师”的荣誉。 在交通领域工作30余年，肖永平从一名普通业务能手成长为黔江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和高级工程师。
多年来，肖永平一直被认为是交通领域的技术专家。
“他主建和负责过的多项工程建设都顺利通过了主管部门验收。”同事介绍说。
然而，2006年，55岁的肖永平因受贿被起诉。
随之，肖永平的贪腐事实浮出水面。
第一次收受承建方一万美元之前，肖永平心里防线是非常牢固的。
“工程依法承包承建，这钱我不能收。”肖永平说。
承建方非常难堪地走了。
但是，作为总工程师、指挥长的肖永平，其对工程质量管理的评判是承建方的一大“命脉”。
于是，每隔几天，承建方就会找他：“我们保证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后，肖永平出于“照顾面子”将钱收了下来。
“以后我會把钱如数归还。”肖永平说。
然而，到手的钱，肖永平再也没有归还过。
有了第一次，就顺顺当当地有了日后的七次。
2000年12月至2004年2月，肖永平共收受承建单位贿赂140765元。
归案后，两鬓斑白的肖永平为自己辩解：“尽管收受了他人贿金，但在工程质量上决没有含糊，要求与别人没有两样……”
正是这条理由，成为肖永平自缚的绳索。
【案件警示】“专家型”干部腐败特点
“专家型”干部，主要是指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高职称，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虽不具备高学历，但由于多年从业而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资深人士。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位高权重型，即在单位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人；另一类是位不高但权重型，即在单位虽然职位不高，但享受一定的职级待遇，负责具体办事的人。
“专家型”干部因在某一行业、领域有决定权或建议权，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某些项目最终的结果，而极易成为行贿的目标。
重其才更要重其德
“专家型”干部腐败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重知识轻道德”的教育机制；
二是“重业务轻政治”的用人机制；
三是“重结果轻过程”的工作机制；
四是“重人情轻法纪”的社会环境。
预防“专家型”干部腐败可采取以下对策——
完善教育机制，坚持道德教育和能力培养并重。增强“专家型”干部在复杂环境中抵御不良风气侵蚀的能力。
完善用人机制，坚持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并重。在选拔人才时，不仅要关注其业务素质，还要关注其政治素质。
完善监督机制，压缩犯罪的空间。要对“专家型”干部的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对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查漏补缺，使他们“无法为、不能为”。
建立“专家型”干部职务犯罪预测预警机制。收集分析“专家型”干部腐败的案发特点和规律，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提醒、教育和防范，举一反三做好系统预防工作。
文章报道了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的腐败案件——又一个“专家型”干部落马了。
从张曙光到何家成，从武长顺到衣俊卿……不断冒出的“专家型”干部贪腐，引起了社会的关切与思考。
“一个‘专家型’的干部是不会腐败的。”很多人都这样想，觉得成为专家的人，具有天然的防腐免疫力。
其实，一个人腐败不腐败，与他是不是专家没有必然关联，只关乎其权力运用是否规范，是否受到了有效制约。
以专业“调规牟利”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
资历：高校学者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副局长等要职
专业腐败：调整规划方案、容积率等
结局：被判处死缓
【案情回顾】
2008年，梁晓琦的落马一度让人唏嘘不已。
梁晓琦的经历，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从农村荒野到大学讲堂，求的是一展才华；从设计探索到部门官员，求的是施展专业。”
本该在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梁晓琦，却倒在借专业为一己之私买单的路上。
2004年的一天，某开发商找到梁晓琦。
“能不能在这个区域建房？”开发商指着规划方案试探性地询问。
梁晓琦一看，立即明白了——开发商是想在禁建区域内建房。
“不行。”梁晓琦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碰壁的开发商并未死心，他们决定拿钱开路。
于是，开发商怀揣6万元现金再次找到梁晓琦。
这一次，见钱眼开的梁晓琦答应了，开发商顺利达到目的。
“每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调规’，一些开发商就会送上一笔‘感谢费’。”梁晓琦在忏悔录中交代。
就这样，梁晓琦利用自己“专业判断”而索取贿赂的行为日渐增多——88次收受他人钱财1589万元。
2006年，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托梁晓琦调整项目规划后，不仅向梁晓琦行贿20余万元，还“卖”给梁晓琦住房一套，成交价比市场价低100万元左右。
2007年以后，梁晓琦在担任江北嘴某公司董事长期间，一些公司先后向其行贿700余万元。
…………
作为一名规划领域的专家，梁晓琦深知自己为开发商“调规”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批高容积率楼盘不断推出，严重损害了城市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
然而，梁晓琦无力抵挡金钱美色的诱惑，逐渐沦为开发商的逐利工具，学术人格和政治人格双双堕落。
“梁晓琦的专业腐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帮开发商调整容积率，二是帮开发商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三是帮开发商疏通关系。”检察机关负责人说。
2008年，梁晓琦被提起公诉。
以专业“签字生财”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南岸区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冯大刚
资历：历任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工程部部长、总工程师、管委会副主任
专业腐败：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
结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案情回顾】
2010年9月，关押室里的冯大刚悔恨交加，一口气写了两份材料交给相关部门。
一份是《关于如何预防建筑行业腐败问题的若干意见》，另一份是《如何扼制建筑行业招投标领域潜规则的建议》。
“这是他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为蓝本，结合建筑行业的种种潜规则而写出的。”审讯人员说。
冯大刚是一名“专家型”干部，从一名业务能手起步，通过艰辛努力，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2000年到2010年，冯大刚历任茶园新区管委会原工程部部长、总工程师、管委会副主任。
冯大刚担任要职后，其主要职责大多与工程有关，他经手的工程标的多达30亿元。
于是，一些建筑公司、监理公司的人盯上了冯大刚手里“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
“冯大刚走上犯罪道路是从2001年开始的。”办案检察官介绍。
2001年，一家建筑公司为尽快获得工程质量签字，送给冯大刚一个“红包”，到2006年，这家公司已向他行贿近20万元。
在随后的时间里，胆子越来越大的冯大刚欣然接受了来自各个公司的“好处费”。
2008年下半年，冯大刚收受一家隧道公司30万元贿赂。
2009年上半年，冯大刚收受一家建筑公司20万元贿赂。
“这些单位就是看中他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和对工程质量认可的签字权，以便能尽早完工。”办案检察官说。
2009年底，冯大刚在最后收受一家建筑公司15万元贿赂后被举报。
冯大刚受贿时间跨度将近10年，基本上贯穿了茶园新区的10年发展史，他利用分管茶园新区工程建设、慈母山隧道工程建设等职务便利，16次受贿166万元。
以专业“照顾面子”
【罪案档案】
“专家型”干部：黔江区交通局（现黔江区交委）原副局长肖永平
资历：历任黔江区交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和高级工程师
专业腐败：对工程质量管理进行评判
结局：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案情回顾】
2001年11月，作为黔江区交通局总工程師的肖永平，兼任黔彭二级公路黔江段改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
这一工程被主管部门评为优良工程，让原本交通落后的黔江成为渝东南交通枢纽。
对此，肖永平功不可没，这也为他赢得了中国交通领域“百名优秀工程师”的荣誉。 在交通领域工作30余年，肖永平从一名普通业务能手成长为黔江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和高级工程师。
多年来，肖永平一直被认为是交通领域的技术专家。
“他主建和负责过的多项工程建设都顺利通过了主管部门验收。”同事介绍说。
然而，2006年，55岁的肖永平因受贿被起诉。
随之，肖永平的贪腐事实浮出水面。
第一次收受承建方一万美元之前，肖永平心里防线是非常牢固的。
“工程依法承包承建，这钱我不能收。”肖永平说。
承建方非常难堪地走了。
但是，作为总工程师、指挥长的肖永平，其对工程质量管理的评判是承建方的一大“命脉”。
于是，每隔几天，承建方就会找他：“我们保证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后，肖永平出于“照顾面子”将钱收了下来。
“以后我會把钱如数归还。”肖永平说。
然而，到手的钱，肖永平再也没有归还过。
有了第一次，就顺顺当当地有了日后的七次。
2000年12月至2004年2月，肖永平共收受承建单位贿赂140765元。
归案后，两鬓斑白的肖永平为自己辩解：“尽管收受了他人贿金，但在工程质量上决没有含糊，要求与别人没有两样……”
正是这条理由，成为肖永平自缚的绳索。
【案件警示】“专家型”干部腐败特点
“专家型”干部，主要是指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高职称，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虽不具备高学历，但由于多年从业而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资深人士。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位高权重型，即在单位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人；另一类是位不高但权重型，即在单位虽然职位不高，但享受一定的职级待遇，负责具体办事的人。
“专家型”干部因在某一行业、领域有决定权或建议权，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某些项目最终的结果，而极易成为行贿的目标。
重其才更要重其德
“专家型”干部腐败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重知识轻道德”的教育机制；
二是“重业务轻政治”的用人机制；
三是“重结果轻过程”的工作机制；
四是“重人情轻法纪”的社会环境。
预防“专家型”干部腐败可采取以下对策——
完善教育机制，坚持道德教育和能力培养并重。增强“专家型”干部在复杂环境中抵御不良风气侵蚀的能力。
完善用人机制，坚持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并重。在选拔人才时，不仅要关注其业务素质，还要关注其政治素质。
完善监督机制，压缩犯罪的空间。要对“专家型”干部的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对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查漏补缺，使他们“无法为、不能为”。
建立“专家型”干部职务犯罪预测预警机制。收集分析“专家型”干部腐败的案发特点和规律，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提醒、教育和防范，举一反三做好系统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