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收容最早出于决策者的善意，但必须检讨的是，经过时间的侵蚀和难以厘清的政策演变，以及自上而下的层层变异，它已经以善之种开出了恶之花。这是整个社会之痛。因为我们之中最值得同情最需要扶助的弱者，却再度成为被侵害被欺凌的对象
　　2003年6月12日下午，在位于大山深处的湖南隆回县金石桥镇前华村，村民罗治联、罗治福、唐少爱一起，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在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的遭遇。
　　1999年7月，按照隆回县一带的习俗，罗治联父子、罗治福父子和唐少爱五人结伴去湘潭，帮人收割早稻赚些钱以补贴家用。他们顶着炎炎烈日劳作了七八天，每人挣得250元钱，兴冲冲地往家里赶。
　　“在火车站，一辆拉煤的货车停在站台上，我们就爬了上去。从湘潭到新化（他们需要从新化转道回家）每人要车费14元，我们舍不得花。”
　　列车经过涟源火车站时，停了下来。五个人被涟源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了个正着。
　　“当时，车站上的人要罚我们每人100元钱，我们舍不得，想只给80元，但他们不开罚款收据，我们不愿意，于是就被送到了涟源市收容站。”罗治联回忆说。
　　一进收容站，他们鞋里、袜子里、衣领里、挽起的裤腿里，甚至内裤里……都被搜了一遍，身上的钱全部被搜走。罗治联的儿子罗兵新买的一双皮鞋也被没收。
　　罗治联回忆，当时他们都带着身份证。但自始至终，收容站无人查验他们是否带有证件。
　　
　　收容站的“红色7月”
　　
　　56岁的郭先礼，1983年开始在涟源市收容站工作，1997年任收容站党支部书记，至今卸任已有两年。他对收容站里点点滴滴的工作都做有记录，因此仍然记得罗治联的事：
　　“我们抓到罗治联他们，是1999年7月24日。那天共抓了41个人，在他们身上共搜到4453.2元钱。”
　　据郭先礼说,从1996年以来,每年的7月份,都是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开展工作的“重要时期”——此时，涟源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很多农民都会像罗治联一样，出外帮人割稻插秧——与此同时，收容站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作战计划”。
　　站里召开动员会，目标就是：将帮人割谷的农民捉来。
　　据郭先礼回忆，1996年的那个七月，收容站“大获全胜”，抓获农民200余人。除了搜走这些人身上全部的钱以外，收容站还会派他们中的一人回家去取赎金，余者需赎金到了才能放。
　　据郭先礼说，按照涟源市收容站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被捉，其家属需拿出800元才会放人，但在每年七月，由于抓人太多，收容站“监房”（被收容者均这样称）有限，关不了那么多人，便会“薄利多销”，只要收300元钱就可以放人。
　　“‘重点作战’每年都是从七月份的7、8号开始，到20多号结束。”该收容站的另一位知情人透露说，“每年都可以在这些农民身上得到10～20万元的‘赎金’，另外，还可以搜得4000～8000元钱。”
　　收容站一内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七月战役”，收容站的“作战策略”是：农民们从贵州和湖南怀化等地赶来涟源，或经过涟源去帮人割谷时，收容站并不抓人，而要放他们过去，等他们一旦返乡，再过涟源，这时农民们身上已经有钱了，再去捉。
　　“每年的七月，是收容站的‘红七月’、‘丰收月’，”郭先礼说，“而对那些顶着烈日出外帮人割谷插秧的农民来说，则是他们的‘黑七月’。”
　　
　　捉人卖人一条龙
　　
　　郭先礼认为，当地收容站实际上已经在做一种“人口生意”，而且这种生意权钱合流，形成了“捉人卖人一条龙”的链条操作模式。
　　这个生意链条上的操作人员是：涟源市收容站和涟源市及周围其他一些地区的派出所。
　　记者在收容站的一本现金帐本上看到，仅仅在1996年11月8日～18日，10天时间内，收容站便根据协议，支付给火车站派出所现金3300元。
　　记者得到的另外一份制作于1999年1月1日，题为“最低收费标准”的表格清楚地展示了：收容站从派出所“买”来被收容人员后，再“卖”出（指亲友来赎取）的“价钱”。
　　


　　这张表格先是把各种被捉人分为A、B、C三类，然后又在各类别内分为省外、省内、市内等三个级别。
　　这张“价格表”规定：对于各种收费，收容站主管领导有150元的减免权限，小组组长有100元的减免权限，若一旦遇到超过减免权限的特殊情况，必须由收容站站长亲自审批。
　　它还写道：遣返人员待遣的天数由站长批准，最少不能少于7天；而所有被捉人在收容所关押期间，每天要按30元的标准收费。
　　据一位亲历了整个收容过程的人介绍，收容站去派出所接被捉人时，通常会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们走，有饭给你们吃，有车子送你们回家。”被捉者到收容所后，随即被搜身。当时搜到的钱，如果可以抵了他的“卖价”，那么上午被捉进来，下午就可以放出去。如果没钱，收容站会登记他们的住址，然后拍电报或打电话通知其家属来赎人。这时收容站惯用的一句非常简洁的表述是：“速带××元来领人。”
　　这家收容站的一位工作人员举例说，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坎村13组村民，张勇，18岁，家中独子，1999年在涟源被捉。其母黄仲芬收到要求赎人的电报后，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法，于是慌不迭地将家中的耕牛、谷子全部卖掉，并借了部分高利贷，才凑够800元钱，把自己的儿子领回了家。
　　
　　另一种“人的生意”
　　
　　2003年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涟源市收容站。
　　这家收容站位于涟源市区东南约五公里远的一隅，据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地下，收容站有五个“监房”，地面平房里，则有六个“监房”。
　　收容站站长肖笑华告诉记者，现在收容站里已经没有“三无”人员，自2003年4月19日起，就没有再收容人，而已经被收容的，也已经全部被“遣送”回去了。
　　“这出于两方面考虑：一、全国闹“非典”；二、我们通过人了解到，上级将出台一个文件，对收容遣送站进行规范，我们须谨慎。”肖说。
　　而以往，这些监房里都关满了被捉的人，大的监房最多关40多人，一般的监房则关20多人。
　　据当地媒体披露，收遣站内还设有2间禁闭室，用来体罚没钱的被收容人员。
　　2002年年底，在离涟源市收容站约一、二十公里处，还修建了一个“四边农场”。知情人说，在农场里劳动的人，全部都是涟源市收容站的被收容人员。每天，都会有二三十个被收容人员在这里劳动，这些劳动全部是无偿的。
　　有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外边有人需要劳力，就到收容所来买，给收容站每天每人20元的劳务费，让被收容人员为他劳动。一些美容店的老板，还跑到收容所去买小工。
　　一位内部工作人员说：还有一些“服务行业”的老板亲自找过他，让他帮忙去找一些漂亮的女人去店子里“做事”。
　　涟源市收容站除了有“红色7月”计划以外，还有每年度的目标责任书。
　　记者拿到一份《涟源市收容遣送站1999年的目标责任书》，上面写明，当年收容站的任务是：全年完成收容对象教育改造1400人次……完成财政收入××万元。
　　“这方面的规矩很严格，如果一个工作人员没有收够钱就把人放了，要在其工资里扣出。” 郭先礼说。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涟源市收容站的“生意”越做越大，因为涟源是县级市，资源有限，收容站就提高自己的级别，成为地级中转站，把怀化收容站收到的人“买”到涟源来“卖”。
　　这项“业务”的操作方法是：当本地收容站的生意“不济”时，涟源市收容站便派人派车到周边地区联系“业务”，把他们拉到涟源来。
　　到2002年以后，涟源市收容站这项“业务”的触角已经远及广东。收容站一内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涟源市收容站在广东一些收容站“买”人到这里来罚款，其中被买者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湖南籍。
　　郭本人从1997年就向各级部门反映收容站的情况，但均无结果。
　　记者在涟源采访时，适逢湖南一家媒体刚对收容站内幕作了部分披露。6月16日上午，涟源的上级市娄底市政府办公室一郭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涟源市收容站的事情，去年媒体也有报道，市领导曾对此事做了批示。
　　涟源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涟源市政府对收容站的批示是，由民政局来调查处理。
　　记者采访到涟源市副市长李和平，他说，现在正在调查处理收容站的事情，一旦调查清楚，若存在问题，就要依法、依规对责任人进行处理。
　　而涟源市民政局副局长周建元告诉记者，娄底市与涟源市两级政府已经组织了联合调查组。“一个单位工作上有缺点是难免的。每个单位都不可能保证100%没有问题。”周建元说。
　　记者了解到的另一个细节是：那些被收容站捉住的人，有相当部份的人是有证件的，即使没有身份证，也带了“三级（村、派出所、乡政府）证明”。
　　而收容站内部则开会强调：凡是进站的人，即使有证件，也都要写成是“三无”。这样，即使上面来检查，也查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