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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四年《发现李庄》问世以来,作者陈岱峻为人们拉开一道历史的帷幕,重新登台的李庄是长江边上的千年古镇——抗战期间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重镇。书中回忆了“李庄的书案”,作为中国文化抗战的鲜明象征,李庄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文化,也接纳了像傅斯年、梁思成、陈寅恪、童第周、李济、陶孟和、董作宾在内的一大批现代精英。“李庄的发现,我窥见了民国人文学术史上的一段不寻常时期,找到了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关注李庄,我开始追寻发生在那段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探寻故事梗概背后的细枝末节。执著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就像一把重续时光的梭子。”(《发现李庄》自序,岱峻著,四川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作家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湮灭的重要史事中,恢复从一九四九年之后就一直沉寂的、那些受到压抑的人文学科和学者的原初风貌。
如果说李庄的发现是作者对中国文化薪传和发展的当代罄书,其中更多的还是在历史年轮中勾勒烽火年代的生活故事,写照学者笔耕不辍的景况,属于拓片式“发现”,那么相隔五年后推出的《消失的学术城》(岱峻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九年版)则聚焦于知识本体,在村庄和学人之间的考证更具备穿透性,理解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在知识谱系中重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担当与顽强坚守。不同于这两本专著立足于整体性的、群像般的描述和刻画,作者同年出版的《李济传》将笔致着力于历史沉积岩层的某一页,从个案的角度对李庄“学术城”这个消失的共同体做出窥豹一斑的诠释,尤其是对李济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的深度拓展和推演,可谓是从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生命的辉映,展示了一代学人无数个不平凡联结起来的平凡一生。
李济是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学生,在清华学堂结束七年留洋培训后于一九一八年到达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由心理学转社会学,并完成了题为《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的硕士论文,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那是搭建起个人知识结构的人生阶段,哈佛更是积淀李济一生精神信仰的文化圣殿。关于人类共同性问题的研究思路,同他内在的传统文化素养碰撞,激发出他用严密方法手段考求“中国民族形成”的问题意识。博士生在读期间,李济发表《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所涉及的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等角度的议案受到哲学家罗素的肯定,并在其著作《中国问题》(Problem of China)中引用。李济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那本博士论文也成为中国人撰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回国之后的李济目睹贫愚的国民,深感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的紧迫性,任教于清华后,他打破先例,开设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完备了国内学科体系,他的实际研究(特别是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深化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整个时代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现代中国战乱连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自觉行动,沉醉于学术的李济面临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的选择。一方面是山河沦陷、百姓涂炭;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奔赴战场杀敌的冲动情绪应该服从理性调遣,“现在既然我们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此间他不曾中断科学研究,对文物的转移保护及博物院的筹建也一直在继续。李济认为博物馆的建立可以推进科学的普及,对传播知识、保存珍品、实施教育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九四○年,日本侵华战火燃到中国中原地区,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再次“衣冠南渡”,大规模地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蛰居李庄六年,李济在研究安阳陶器的典型标本和田野记录后,整体分析并重新设计了新的陶器器型分类法,为后来青铜器直至古器物的分类做了有益的尝试,为建立科学的器物形态学打下了基础。李济主持了西南民族调查、民间工艺调查、川滇考古(包括彭山汉墓的考察、王建墓的解谜、西北敦煌的再发掘等多项学术活动),培养起一支优秀的学术团队——包括有“东巴文化之父”称誉的李霖灿,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谭旦,以及新中国一代考古掌门人夏、南京国家博物馆馆长曾昭等。如火如荼的民族战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场文化的殊死较量。
作为文化人类学开辟新研究疆域的第一人,一个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新中国的历史书写中被无声地抹去,甚至偶尔的出现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这只能归结于这位学者政治阵营的选择。一九四八年秋冬之交,战争焦点逼近长江,南京国民政府的部分机关、学校决定南迁,文物精品经决议被安排运往台湾——这就是后来李济去台的根本动机——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和博物馆专家,李济行动的依据首先是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的去留,在他心目中文物的完整重于一切,“只要是战火,文物都要受损失,牵涉不到爱护哪个政权”,只要可以保护文物,个人的政治立场并无值得攻击的理由,“文物都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将国宝运到台湾并不是卖国,台湾也是中国的领土啊”。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避免不了非此即彼的命运,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在李济心中是一种生活态度——“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既是其人生信条,也是其田野工作的比照。在“无何有之乡”,“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旷达一世,放弃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为了保护文物而离开大陆;为了开科学研究风气之先河,拒绝海外名校聘请,甘于留居台湾。一九六四年,李济写过一篇题为《谈勇于责任》的文章,讲述自己坚守的原因:那种深厚的民族感情,不是实用政治的附属品,更不是狭隘的本土观念。“他强调学术应该超越政治,即使二者无法完全分离,学者的义务仍在信守和发扬学术的独立性”,这就是一名纯正的学者,仅仅是一名纯粹学者的自白。
“作为一个学者,爱国也需要遵循普世的价值标准”,不仅在民族精神上有着开阔的胸襟,在科学精神上也要有广阔的视野。李济任何的考古研究结论,都放弃以民族本位情绪为主导的臆测,不拘泥于民族的自负甚至矫枉过正的自大情绪中,他认为早期的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文化的交往和移植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严密的逻辑推断,来自于“以全人类为研究背景,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因此,世界公民的开放心态,考古学家的爱国情怀,与特殊时空的制约条件紧紧交织在一起,诠释着李济“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孤独与永恒。
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两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那批出走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去国离乡,留守者也如秋蝉一般,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长久地缄默着。李济自然也逃脱不了被历史障蔽的厄运,只能在海峡的另一边,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台北尽管不如大陆资源丰富,但并未减弱李济对考古学的热情,反之,他兴趣盎然。一九四九年,李济在台大创办了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一方面继续开展殷墟考古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立足本土,促成史语所与台大的合作,培养了张光直、宋文薰、李亦园等杰出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对大马台地的考古发现将台湾考古带入一个新时代。郭沫若曾将安阳殷墟的发现称为“新史学的开端”,播迁台湾之后,田野考古只能在台岛或东南亚局部地区进行,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李济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重视文物的科学数据与史实的辨析廓清,通过地表以下考古资源的开发还原为地表以上史学材料的判断,是他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李济传》中,作者从学术理论思考出发揭开传主的身份,以现实的人文关怀为传主作评,指出考古的实绩不在于文物本身的单独价值,而应着力于重新建立文物代系关联;科研的方针是不断地向上出土,科研的精神则应该是永远地向下扎根。
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他的学术思想在这门学问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同时,他一生也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人才。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一直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不但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且是他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李济不仅是科学家、考古学家、学者,更是一个思想家。李济的性格和他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职业,以及所倡导的风气,使他对传统社会的“人情风”、“面子心”异常反感,历来主张特立独行,而他一辈子却无力摆脱亲情的羁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亲情成为倾斜天平的砝码,将他这个现代知识分子还原为最本色的人。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而现代科学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并非传统固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西方的知识、技术在不断的时间过程中获得修正和突破,中国学者却较多地拒绝了实验室和具体的工具,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最终阻碍了知识的发展”。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的场域是不可能有科学扎根的,因此,李济一生都在为如何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而钻研。他认为“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精神:像一棵树扎根一样,要不断地、努力地,把求知的渴望延伸到更深更远的地层。
“科学”的推进既是李济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李济传》作者为本书拟定的基本写作准则。有人将“五四”比作二十世纪不落的太阳,耀眼光芒下面真正散发出热能与亮度的是“科学精神”,李济便是“科学救国”的倡导者和施行者,在科学被遮蔽在政治阴影下的漫长年月中,李济从未侧身庙堂,他始终不渝地坚守在田野、案头与讲台。在《李济传》中,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展开对传主一生乃至他影响到的时代与人事的研究,这无疑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作者对考古行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爬梳及其具备专业水准的理解,包括历史研究成果和现有研究状况的分析都言之有据。作为人物传记,《李济传》从多个侧面雕塑了李济的一生,包括学术建树、亲众关系、民族主义、科学意识等一系列非主流评判标准,帮人们发现了一个完全的、实在的、作为“人”而不是符号的李济。正如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在序中所言的“追求真理,不媚俗,不追捧”,这样的书写态度是值得信任,并能付之阅读的。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则是摒弃了传统传记的“故事体例”,选取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编排为“档案样式”,即依据基本史料行文,包括口述史料、传主文稿、当事人的笔记回忆、照片、书信、地方文献等,在一个巨大的人事结构树形图里面有条理、有逻辑地做出客观评价,评价的公允取决于所引材料的确凿和详实,也涵括作者对历史的再思考。一切都建立在个人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上,“走向田野”不仅仅是传主的科研准则,也成为本书作者写书立传的基本守则。李济生前曾指出:“当下的学术书籍很难有详细的资料描述,都是些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且学人常更换方向,较少对某一问题作长期的整体性的探讨。”但科学的严密性已植入阅读李济的前提,体现了传主身教与言教对后学者大音希声的影响。
当然,正如岱峻本人所言,对李济进行总体性的学术评论是无比艰巨的工程,但岱峻先生十年如一日的调查、思考与写作,笔之所触,无不动容;虽自谦为“只是些详细的资料描述”,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珍贵的历史实证和“抢救性发掘”的文物。在一个遗忘速度超过记忆速度的时代,岱峻秉承公正、善良、仁义的情感基调,以及积极的历史观和价值尺度,力排众议,跳出现有窠臼,为“科学”理念做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演习。立传,不容许生平事迹的断裂,也不容许回避史实和随意想象,至高的境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传主的神韵,而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对象,可能更多的是依靠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心灵对话,那种沟通就来自于拂开历史的尘垢,既要融入现场、感同身受,又要保持距离、旁观清醒。事实上,这种学术研究的虔诚得以施行,也倚靠现行社会的“行情”,在学术文化领域内,“行情”实在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东西,就像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评价陈独秀研究状况时说过:“我们近三十年(指解放后至新时期,笔者加),凡事一边倒的方法,人的历史位置若长远跟着当前形势走,尽说‘实事求是’……必有‘早晚市价不同’的情形,无从着笔。”阻隔李济和真实历史的围墙,除了那一道长长的海峡,更多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岱峻先生在穿越人为封锁的迷径中寻找那页被撕去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触摸历史的曙光;而那些在意识形态掩埋下更多的沉默着的人,他们等待着后来者的发现。这不仅是一个作传性质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排他性和包容性的倾斜状态议题,是多种因素的叠加。的确,《李济传》已经先走了一步,为后世研究做出表率,如同文物的“出土”具备界碑意义,浮出历史地表,这是第一步;对历史的研究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李济传》,岱峻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九年版,32.00元)
如果说李庄的发现是作者对中国文化薪传和发展的当代罄书,其中更多的还是在历史年轮中勾勒烽火年代的生活故事,写照学者笔耕不辍的景况,属于拓片式“发现”,那么相隔五年后推出的《消失的学术城》(岱峻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九年版)则聚焦于知识本体,在村庄和学人之间的考证更具备穿透性,理解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在知识谱系中重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担当与顽强坚守。不同于这两本专著立足于整体性的、群像般的描述和刻画,作者同年出版的《李济传》将笔致着力于历史沉积岩层的某一页,从个案的角度对李庄“学术城”这个消失的共同体做出窥豹一斑的诠释,尤其是对李济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的深度拓展和推演,可谓是从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生命的辉映,展示了一代学人无数个不平凡联结起来的平凡一生。
李济是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学生,在清华学堂结束七年留洋培训后于一九一八年到达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由心理学转社会学,并完成了题为《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的硕士论文,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那是搭建起个人知识结构的人生阶段,哈佛更是积淀李济一生精神信仰的文化圣殿。关于人类共同性问题的研究思路,同他内在的传统文化素养碰撞,激发出他用严密方法手段考求“中国民族形成”的问题意识。博士生在读期间,李济发表《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所涉及的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等角度的议案受到哲学家罗素的肯定,并在其著作《中国问题》(Problem of China)中引用。李济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那本博士论文也成为中国人撰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回国之后的李济目睹贫愚的国民,深感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的紧迫性,任教于清华后,他打破先例,开设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完备了国内学科体系,他的实际研究(特别是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深化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整个时代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现代中国战乱连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自觉行动,沉醉于学术的李济面临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的选择。一方面是山河沦陷、百姓涂炭;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奔赴战场杀敌的冲动情绪应该服从理性调遣,“现在既然我们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此间他不曾中断科学研究,对文物的转移保护及博物院的筹建也一直在继续。李济认为博物馆的建立可以推进科学的普及,对传播知识、保存珍品、实施教育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九四○年,日本侵华战火燃到中国中原地区,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再次“衣冠南渡”,大规模地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蛰居李庄六年,李济在研究安阳陶器的典型标本和田野记录后,整体分析并重新设计了新的陶器器型分类法,为后来青铜器直至古器物的分类做了有益的尝试,为建立科学的器物形态学打下了基础。李济主持了西南民族调查、民间工艺调查、川滇考古(包括彭山汉墓的考察、王建墓的解谜、西北敦煌的再发掘等多项学术活动),培养起一支优秀的学术团队——包括有“东巴文化之父”称誉的李霖灿,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谭旦,以及新中国一代考古掌门人夏、南京国家博物馆馆长曾昭等。如火如荼的民族战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场文化的殊死较量。
作为文化人类学开辟新研究疆域的第一人,一个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新中国的历史书写中被无声地抹去,甚至偶尔的出现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这只能归结于这位学者政治阵营的选择。一九四八年秋冬之交,战争焦点逼近长江,南京国民政府的部分机关、学校决定南迁,文物精品经决议被安排运往台湾——这就是后来李济去台的根本动机——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和博物馆专家,李济行动的依据首先是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的去留,在他心目中文物的完整重于一切,“只要是战火,文物都要受损失,牵涉不到爱护哪个政权”,只要可以保护文物,个人的政治立场并无值得攻击的理由,“文物都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将国宝运到台湾并不是卖国,台湾也是中国的领土啊”。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避免不了非此即彼的命运,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在李济心中是一种生活态度——“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既是其人生信条,也是其田野工作的比照。在“无何有之乡”,“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旷达一世,放弃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为了保护文物而离开大陆;为了开科学研究风气之先河,拒绝海外名校聘请,甘于留居台湾。一九六四年,李济写过一篇题为《谈勇于责任》的文章,讲述自己坚守的原因:那种深厚的民族感情,不是实用政治的附属品,更不是狭隘的本土观念。“他强调学术应该超越政治,即使二者无法完全分离,学者的义务仍在信守和发扬学术的独立性”,这就是一名纯正的学者,仅仅是一名纯粹学者的自白。
“作为一个学者,爱国也需要遵循普世的价值标准”,不仅在民族精神上有着开阔的胸襟,在科学精神上也要有广阔的视野。李济任何的考古研究结论,都放弃以民族本位情绪为主导的臆测,不拘泥于民族的自负甚至矫枉过正的自大情绪中,他认为早期的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文化的交往和移植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严密的逻辑推断,来自于“以全人类为研究背景,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因此,世界公民的开放心态,考古学家的爱国情怀,与特殊时空的制约条件紧紧交织在一起,诠释着李济“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孤独与永恒。
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两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那批出走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去国离乡,留守者也如秋蝉一般,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长久地缄默着。李济自然也逃脱不了被历史障蔽的厄运,只能在海峡的另一边,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台北尽管不如大陆资源丰富,但并未减弱李济对考古学的热情,反之,他兴趣盎然。一九四九年,李济在台大创办了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一方面继续开展殷墟考古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立足本土,促成史语所与台大的合作,培养了张光直、宋文薰、李亦园等杰出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对大马台地的考古发现将台湾考古带入一个新时代。郭沫若曾将安阳殷墟的发现称为“新史学的开端”,播迁台湾之后,田野考古只能在台岛或东南亚局部地区进行,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李济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重视文物的科学数据与史实的辨析廓清,通过地表以下考古资源的开发还原为地表以上史学材料的判断,是他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李济传》中,作者从学术理论思考出发揭开传主的身份,以现实的人文关怀为传主作评,指出考古的实绩不在于文物本身的单独价值,而应着力于重新建立文物代系关联;科研的方针是不断地向上出土,科研的精神则应该是永远地向下扎根。
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他的学术思想在这门学问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同时,他一生也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人才。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一直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不但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且是他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李济不仅是科学家、考古学家、学者,更是一个思想家。李济的性格和他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职业,以及所倡导的风气,使他对传统社会的“人情风”、“面子心”异常反感,历来主张特立独行,而他一辈子却无力摆脱亲情的羁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亲情成为倾斜天平的砝码,将他这个现代知识分子还原为最本色的人。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而现代科学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并非传统固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西方的知识、技术在不断的时间过程中获得修正和突破,中国学者却较多地拒绝了实验室和具体的工具,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最终阻碍了知识的发展”。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的场域是不可能有科学扎根的,因此,李济一生都在为如何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而钻研。他认为“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精神:像一棵树扎根一样,要不断地、努力地,把求知的渴望延伸到更深更远的地层。
“科学”的推进既是李济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李济传》作者为本书拟定的基本写作准则。有人将“五四”比作二十世纪不落的太阳,耀眼光芒下面真正散发出热能与亮度的是“科学精神”,李济便是“科学救国”的倡导者和施行者,在科学被遮蔽在政治阴影下的漫长年月中,李济从未侧身庙堂,他始终不渝地坚守在田野、案头与讲台。在《李济传》中,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展开对传主一生乃至他影响到的时代与人事的研究,这无疑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作者对考古行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爬梳及其具备专业水准的理解,包括历史研究成果和现有研究状况的分析都言之有据。作为人物传记,《李济传》从多个侧面雕塑了李济的一生,包括学术建树、亲众关系、民族主义、科学意识等一系列非主流评判标准,帮人们发现了一个完全的、实在的、作为“人”而不是符号的李济。正如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在序中所言的“追求真理,不媚俗,不追捧”,这样的书写态度是值得信任,并能付之阅读的。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则是摒弃了传统传记的“故事体例”,选取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编排为“档案样式”,即依据基本史料行文,包括口述史料、传主文稿、当事人的笔记回忆、照片、书信、地方文献等,在一个巨大的人事结构树形图里面有条理、有逻辑地做出客观评价,评价的公允取决于所引材料的确凿和详实,也涵括作者对历史的再思考。一切都建立在个人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上,“走向田野”不仅仅是传主的科研准则,也成为本书作者写书立传的基本守则。李济生前曾指出:“当下的学术书籍很难有详细的资料描述,都是些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且学人常更换方向,较少对某一问题作长期的整体性的探讨。”但科学的严密性已植入阅读李济的前提,体现了传主身教与言教对后学者大音希声的影响。
当然,正如岱峻本人所言,对李济进行总体性的学术评论是无比艰巨的工程,但岱峻先生十年如一日的调查、思考与写作,笔之所触,无不动容;虽自谦为“只是些详细的资料描述”,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珍贵的历史实证和“抢救性发掘”的文物。在一个遗忘速度超过记忆速度的时代,岱峻秉承公正、善良、仁义的情感基调,以及积极的历史观和价值尺度,力排众议,跳出现有窠臼,为“科学”理念做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演习。立传,不容许生平事迹的断裂,也不容许回避史实和随意想象,至高的境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传主的神韵,而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对象,可能更多的是依靠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心灵对话,那种沟通就来自于拂开历史的尘垢,既要融入现场、感同身受,又要保持距离、旁观清醒。事实上,这种学术研究的虔诚得以施行,也倚靠现行社会的“行情”,在学术文化领域内,“行情”实在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东西,就像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评价陈独秀研究状况时说过:“我们近三十年(指解放后至新时期,笔者加),凡事一边倒的方法,人的历史位置若长远跟着当前形势走,尽说‘实事求是’……必有‘早晚市价不同’的情形,无从着笔。”阻隔李济和真实历史的围墙,除了那一道长长的海峡,更多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岱峻先生在穿越人为封锁的迷径中寻找那页被撕去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触摸历史的曙光;而那些在意识形态掩埋下更多的沉默着的人,他们等待着后来者的发现。这不仅是一个作传性质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排他性和包容性的倾斜状态议题,是多种因素的叠加。的确,《李济传》已经先走了一步,为后世研究做出表率,如同文物的“出土”具备界碑意义,浮出历史地表,这是第一步;对历史的研究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李济传》,岱峻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九年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