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篇评论。对于老一辈学人，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只有仰视加敬服的份儿，哪里还敢说短道长，评头论足。况且他们的人和事都盛放在历史时间的某一个鲜活的区域，我们既无缘亲历，也无法调动自己的经验去施加想象。——因为想象一旦介入，势必会毀坏事物的原貌。如此一来，文字和文字垒砌出来的书面叙事，便成为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材料。
　　黄树芳先生的《书人书事》是史，或许不那么准确、坚硬，却携带着血液和体温;它是文，虽然任何文类学的标准都很难直截了当地界定它，但它确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载道之文。书情、书事、书味，从这样的标题中，我们已经大略勾勒出作者引以自况的品格。那是古老的“有感而发”和“不得不说”。那就说吧，说出来是浇心中块垒，也是文章为时为事而作。这种指向性十分明确的言说，拒绝暧昧，拒绝弯弯绕，有一说一是它持守的基本法度。
　　比如第一辑“书情”篇中的《周宗奇和朔州的朋友》。之所以关注这一篇，无他，主要是我认识周宗奇先生，并自以为对周宗奇先生的为人为学还算了解。读此篇多少带有一点恶意的揣测：作者笔下的周宗奇能否与我心目中的周公重合？换句话说就是，我想以文章来印证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很简单：周公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刚正耿介之人，他的文字忠实于他的为人，所以你往往能在他的著作中看到一种无情的直率。敢言人所不能言或不愿言，却言得有理，言得确凿，言得不容置疑。这是需要极强的意志和勇气的，当然也需要对自己所认准的价值观的信念。对此，作者黄树芳表示“同意”，他说：“对那些不公正的应该反对的，他（周宗奇）都能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地扶正祛邪。”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作者为这句话安了个前缀：“其实，周宗奇更感人的地方，是把他那个情字，融在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既然敢于扶正祛邪，又怎么会是“情”的贯彻呢？难道不是“无情”才对？铁面才能无私嘛。
　　事实证明，我是误解了他的意思。黄树芳先生所谓的“情”落实到二人的交往中，原来是周公作为一个人的真性情，是从不站在某某高地上俯视众生的平等相待，是卸掉社会身份和位置的赤子真心。所以这样的交往就舒服、洒脱，就能深入而终成知音。一句话，不累。所谓“道是无晴却有晴”，无晴（无情）的对象是假恶丑，有晴（有情）的对面则站着与自己相投契的同好。我想，这便是周公的可爱之处了。他的风趣，他的高洁，他的君子古风，在一个情字上得到了充足的映照。文章结尾引了一篇周公的短文，名曰《朔州那些朋友》，其中有言：“这里是尉迟敬德的故乡，此公的历史形象就叫‘豪爽忠义勇’，敢情是这一方北土的造化？我这一批朔州新老朋友都带点尉迟恭的劲头儿。”朔州人是否都带点尉迟恭的劲头儿，这个很难说。但至少我在黄树芳先生的文章中见到了一个现代版的“豪爽忠义勇”的老前辈。下回见了周宗奇先生，我定要向他请教一个课题，就叫《“豪爽忠义勇”的现代性实践》吧。哈哈。
　　书情，就是书人。有人才会呈露出人的感情。葛剑雄、刘庆邦、李国涛、韦君宜……这些我得见或未见乃至永不可能见到的先生，虽各有其情，却也殊“情”同归，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气，浩然正气也罢，谦和之气也罢，总归是作为人的本色之气。而现在的实情是：本色最难保持。我想这大概也是黄树芳先生心灵内部对自己的要求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要不，他怎么会念念不忘这些良师益友呢？
　　恰在此时，我翻到了他那篇《写在后面的话》。我把这篇文字看成是黄树芳先生的自传简史。宁在扫盲班教书，不愿去煤矿上的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好说歹说调到宣传部，又不愿喝茶看报纸混日子，非要勤奋读书，业余还搞点创作;因文凭低没进入领导班子，却无丝毫怨言;即使退休后因企业改革工资减半，也能想得开。为啥？因为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书拯救了他。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不断追求做人本色的结果。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但人也要培育和塑造自我意识，抵抗或平衡来自生活的种种未知的境遇。听从内心便是“本色”二字的应有之义。黄树芳先生始终在用他的行动向本色靠近。
　　其实这是一种最简单最纯粹的人生智慧，但很可惜，我们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复杂，以致积重难返，不得不把它作为稀有品质搜捡出来渲染之，正名之，颂扬之，以期像快餐一样尽快吞食、消化。但速成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猪八戒吞人参果——全不知滋味。因此，黄树芳立志用一生的时间来品咂个中滋味，也算是难得的了。
　　这就说到“书味”。第三辑中的几篇文章大略是围绕这个“味”来写的。读书读味，读不出味道，就少了读书的一大乐趣。我想，但凡是自许为读书人的诸君定不愿如此。你看《我读〈红楼梦〉》这篇，单题目就带有鲜明的个体印记。再看内容，作者果真还是做了一番思考的。关于怎么读，作者说：“我慢慢悟出来一个道理：阅读《红楼梦》，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自己只是个一般读者，对那些红学家的各种论点也没有什么联系和对接，联系到自己创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那才是必需的。”这话说得实在。为什么实在？因为黄树芳先生意识到了自己的限度，不可能一读就读成个红学家，也不可能一读就把里面的“秘密”全部分析出来。而且自己本就是个“爱好文学和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读者，何必要苛求自己和红学家比个高下呢？这里虽有自谦的成分，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黄树芳读书治学的坦荡磊落：不自以为是，也不故弄玄虚，一切从自己真实的阅读体验出发。而激发他思考的动因，也仅仅是酒桌上两个青年的“小三”之争这么一件小事。不过别人可能放过，黄树芳却没有。他由“小三”之争延伸开去，将自己在读《红楼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深不深刻先不论，至少他品出了《红楼梦》的滋味，也有效地实践了他的读书美学。
　　黄树芳先生不仅读书，还读人。上文中提到的《周宗奇和他的朔州朋友》即是一例。在第二辑“书事”中还有一篇也非常引人注目，篇名叫《读哈默》。据作者说，读的是两本哈默传记，还有哈默本人。也就是说，作者是结合哈默传记和他对哈默的个人印象来“读哈默”的。作者之所以敢如此“读”，是因为他有天然的优势，即他曾经作为平朔安太堡煤矿接待组人员数次接待“外方老板”哈默（当时，哈默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与中方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煤矿），与哈默有实质性的接触。于是，读哈默的传记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读书行为，而可以将印象中的哈默本人与传记中的哈默对读。这样一来，对哈默的读，维度就高了，也更可信了。
　　整整23页，15000余字，从哈默第一次来平朔考察开始讲起，一位被誉为“世界石油巨擘”的当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美国老人，慢慢进入我们的视野。作者没有把文章写成典型事迹汇报，而是极其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其中哈默传记中的叙述成为补充材料，适时穿插在文字的推进中。哈默的意志、信心和务实，以及他的精神旨趣和人格锻造，在疾徐有致的叙事中自然显现。一个具体而真实的哈默因《读哈默》而鲜活生动起来。哈默的传记我曾读过，但时间久了，竟忘记读的是哪个版本。不过，就我粗浅的记忆，有关哈默与中国的部分，似乎并没有写得如此详细，尤其是平朔之行，黄树芳先生的这篇文章或可以作为哈默传记的“附记”如何？这尽管是臆想，但我以为此文是完全够资格的。
　　读书这事儿，千百年来人们生发总结了很多道理。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必备技能，它的精神属性和功能已然是共识。黄树芳先生的读书自然也不例外。我注意到他出生于1938年，至2020年，已经是82岁了。82岁人称耄耋，但如果看这本《书人书事》，你却怎么也看不到“耋”的迹象。所谓“老至”即是耋。看不到耋，说明黄树芳先生并不以自己“老至”为念，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依然年轻。《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自况：“其（指孔子自己）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此寄语黄树芳先生，愿他的读书之路永不止歇，也愿他写出更多读书读人读自己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