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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启圣祠;崇圣祠;文庙;朝鲜;中朝关系
明正德帝死时无子，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由外藩入继大统，是为嘉靖帝。嘉靖帝在位期间多次变革国家祭礼制度，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诏命厘清孔子祭礼典制，阁臣张璁上疏言：
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晢、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孔子于庙庭，而叔梁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于是？所当亟正。臣请于大成殿后另立一堂祀叔梁纥，而以颜路、曾晢、孔鲤配之。请行礼部改正，纂入祀典。引文中的核心问题为：颜渊、曾参、孔伋（子思）三人配享于文庙大成殿内，而三人的父亲却从祀于文庙两庑中，就祭礼的等级来看，显然子高于父，张璁认为应当改正这一问题。2嘉靖帝很快就同意了张璁的建议。嘉靖十年（1531年），在文庙大成殿后建成“一堂”，定名为“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将大成殿“四配”之父皆配享于启圣祠正殿，又将宋儒程颐、程颢之父、朱熹之父、蔡沉之父分别从祀于启圣祠东、西两庑。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帝下令将宋儒周敦颐之父入祀启圣祠东庑。至此，入祀启圣祠的人物直到明朝末年再无增加，启圣祠制度的出现构成明朝文庙祭礼的一项重要变革。
在明朝建成启圣祠之后的数年内，这一消息就传入朝鲜，据《朝鲜中宗实录》记载，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十一月八日，中宗引见钦问使李清于思政殿，李清曰：
谒圣时，见孔子位牌，以“先师”为号。臣问之，则皇帝以为文宣王则“王号”，卑于天子，“先师”则可在天子之上，故如此为之云。又有启圣祠，叔梁纥坐北壁，孟子、颜渊之父为陪位，宋儒之父程珦、朱松在东、西庑，此前所无之制作也。
自李清把亲见启圣祠这一消息传入朝鲜后，是否要效仿明朝在朝鲜文庙内引入启圣祠这一新的祭祀系统，就成为朝鲜君臣在随后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话题，这种讨论甚至没有随明亡而止息。本文梳理朝鲜君臣的讨论脉络与制定本国启圣祠祭礼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明朝、清朝与朝鲜三方隐喻在启圣祠（崇圣祠）背后的差异化诉求。这项研究以文庙祭礼变动为视角，观察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在礼制层面的互动关系，由此深入认识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纹理。
自朝鲜得知明朝修建启圣祠的消息后，是否要效仿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修建启圣祠成为朝鲜君臣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此中又以宣祖、宪宗与肃宗三朝的讨论最为活跃。
（一）宣祖朝讨论
宣祖七年（1574年）十一月，使臣赵宪在向宣祖报告北京见闻时，提到启圣祠一事，赵宪言：
臣又见圣庙西北又有启圣庙，启圣公孔氏在北，启贤颜无繇、孔鲤在东，曾晳、孟孙在西，东庑有先儒程珦、蔡元定，西庑止有朱松。盖学宫，所以明人伦也。颜子、曾子、子思在于庙内，偃然先享，而颜路、曾点、伯鱼杳然居下，于常人亦有所不安，况圣贤乎？故熊禾、洪迈曾有别设一庙之议，而弘治中程敏政又尝建白。至于世宗，乃作别庙，春秋释奠同时行事，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至是无遗憾矣。臣愚窃念，我国文庙之西有地闲敞，若议立庙，而春秋同祀，则庶乎伦全乂安，而一国之为父子者定矣。
相對此前使臣李清的汇报而言，赵宪明确建议宣祖在本国建立启圣祠，此为朝鲜士人倡议修建启圣祠之始。
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朝鲜出现了一次讨论启圣祠的高潮，是因为在这一年，朝鲜国王收到一份来自明朝蓟辽总督万世德的正式咨文，4明确要求朝鲜效仿明朝礼制在朝鲜修建启圣祠。万世德咨文曰：
査得国家有建启圣公祠，盖推其所出，两庑七十二贤，因师及弟，祀典斯周……第启圣公祠与七十二贤，并后之从祀者，俱未建付，均属缺典。伏乞并咨该国一体遵行。5
此时，壬辰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万世德身为蓟辽总督，是明朝派驻辽东地区的高阶官员，且以正式咨文，而非私信的形式与朝鲜谈及此事，这显然对朝鲜君臣构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朝鲜议政府右赞成沈喜寿言：“启圣庙之设，虽非古制，而求之神道，不远人情，后贤起议，可以通行万世。我国虽因时屈，未遑速举，而其回答之辞，岂宜有迟疑之色也？
壬辰战争中，朝鲜文庙内的多处建筑被烧毁，朝鲜君臣遂商定在修缮文庙后再修建启圣祠。宣祖三十七年（1604年）八月，朝鲜文庙修缮完毕。九月十五日，礼曹官员重提修建启圣祠之事，疏言：“启圣庙，则天理人伦之所不可废者，事在不疑，其制度、仪节俱在《会典》，可考而仿也”。2十月十七日，朝鲜就是否修建启圣祠一事，形成一次众臣参与的廷议，当时如议政府领议政尹承勋、左议政柳永庆、右议政奇自献等人皆支持这一建议。但是，宣祖回答：“姑待后日， 更议处之”。对于宣祖的做法，《宣祖实录》的修纂官亦流露出失望之情，评论云：“可胜惜哉”。
（二）显宗朝讨论
朝鲜显宗（1659—1674年）在位时，明朝已经灭亡。显宗九年（1668年），朝鲜又发生了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大规模讨论。成均馆儒生申应澄上疏建议：“请依中国嘉靖已行之制，别立启圣庙”，领议政郑太和、判府事宋时烈、赞善宋浚吉等人随即表示支持，但是诸臣也对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赞善宋浚吉言：“中朝启圣庙，周濂溪与张横渠之父亦果得列于程、朱之父耶？其两人事行与中朝己行之典，当更详考以处之也”
相对于宋浚吉质疑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意见，掌令许穆做《启圣祠说》，明确反对修建启圣祠，核心观点为：“鲁有孔子庙，叔梁氏设有祠，虽非礼之祠，祠于鲁则犹可言，祀于学则不可”。5从宣祖朝推演至显宗朝，此时的朝鲜君臣已经没有来自明朝官员咨文催促的外部压力，讨论逐渐深入到讨论启圣祠的具体制度，乃至启圣祠之建否合理这一层面。
显宗九年（1668年）十二月，在朝臣意见并不统一的情况下，显宗下令：“启圣庙一事，姑先举行”。6这是朝鲜国王明确下令兴建启圣祠之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终显宗一朝也没有实际动工修建启圣祠。《朝鲜显宗实录》将此中原因归结于“以时屈止”。7经查，当时朝鲜确实屡经灾荒。如显宗八年（1667年），朝鲜大旱，灾情严重;显宗九年，朝鲜又经历了一场强烈的地震。8但是，自显宗九年下达兴建启圣祠这一命令，直至显宗十五年（1674年）去世，间隔6年之久，所谓“以时屈止”确有其灾情因素，但更应考虑显宗在位时期清鲜关系正处于较为敏感的阶段。显宗八年，朝鲜将95位身穿故明服饰的漂流人送往清朝，这些人随即被清朝处死，此事显然极大地震慑了朝鲜君臣。显宗九年，朝鲜不得不将漂流人遗留的两门红衣大炮送往清朝辽东。9此外，在显宗九年至显宗十五年间，暨显宗下达修建启圣祠命令后的数年内，清朝发生“三藩之乱”，当时清朝格外注意朝鲜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背景下，显宗朝君臣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格外谨慎，仿照明朝礼制修建启圣祠一事随之变得敏感，并最终没能在显宗朝实现。 夫子，万世之师也，普天之下所共尊，且追为文宣王。夫子，时王者之称，即天子也固当行四拜礼。而至于启圣庙，则四拜极为无义矣。道之所存，师之而已，推而上之，尊其所生，固无如许义理。7
行副护军郑齐斗言：
臣伏见国家之礼凡载祀典者，虽在诸小祀之类，皆用四拜礼，原无再拜礼。盖以神道尊礼，其仪节一皆如是也，《五礼仪》“吉礼”可考。今此启圣庙即为邦家祀典，非如乡院、乡社私祀之类，则所当以邦礼行之矣。且凡所以尊圣人者，非谓其爵位也，乃尊道也。虽未有王号之前，其礼数岂当在诸小祀之下乎？今此祠之立，亦以其尊圣人而及其先尊，则其尊之当如圣人，爵位非所论也。8
李光佐主张，孔子位同天子，当用四拜礼。而启圣祠所祀之人地位不及孔子，其礼自当降杀。郑齐斗则认为，凡列入国家祀典之祭祀，即使是小祀也用四拜礼，且祭祀孔父之礼当从“尊道”角度出发，而不能只论爵位之事。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英祖没有做出倾向任何一方的决断，此事被长时间搁置。直至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七月，英祖亲至启圣祠祭祀，行再拜礼。9行礼完毕后，英祖与大司成徐命膺就拜礼问题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命膺曰：“今此启圣祠亲临拜礼，即以再拜停当。而至于诸臣拜礼，前此未有一定之数，大司成、诸生之祗谒启圣祠者，临时创行，特以大成殿之四拜，亦行四拜于启圣祠。今后则宜有恒定之仪节，使人人按而行之，故敢达”。上曰：“亦当一体再拜矣”。命膺曰：“然矣，文宣王有王号，故四拜，非有王号，则皆当再拜矣”。上曰：“依此定式，可也”。命膺曰：“然则令礼官编入于《续五礼仪》，何如”？上曰：“依为之”。1
至此，肃宗朝确定的启圣祠行四拜礼这一规定被正式改为再拜礼，并被记载入朝鲜的国家礼典，一直延续到朝鲜末年。
通过梳理朝鲜启圣祠祭礼制定及其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暨朝鲜虽然仿照明朝礼制建立启圣祠，但是又在很多层面突破了明朝礼制的设计。就称号而言，不用明朝所定先贤、先儒之号;就从祀人物而言，取消明朝启圣祠的从祀系统;就祭器品类而言，修改明朝启圣祠正祀用八笾八豆的制度，改为正祀与配享皆只用二笾二豆，明显降杀于大成殿正祀十笾十豆的规格，这实际上改变了明朝启圣祠祭礼等级逼近大成殿的制度设计;就拜礼而言，以再拜礼取代四拜礼，这种改变与减少启圣祠祭器之举其实理路相通，皆强调了启圣祠在文庙祭祀系统中显著低于大成殿的等级定位。
综上所述，朝鲜在启圣祠祭礼层面的具体规定迥异于明朝礼制，这反映出朝鲜对已经故去的明朝，其实怀有非常复杂的政治情感。如果说朝鲜启圣祠的最终建成，反映出明朝礼乐文化依然对朝鲜具有主导性影响，那么朝鲜修改一应祭礼的制度举措，则又表现出其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意识。因此而论，16至17世纪那种以明朝为主导的中朝礼制互动关系，随着明朝转成“故明”，而事实上趋于松动。
明清易代后，明朝的启圣祠制度在清朝前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为了表达推崇孔子的态度，下令礼部官员会议追封孔子五代的事宜，诏曰：
孔子之父叔梁公于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烝尝。
礼部官员随后上疏，建议追封孔子五代俱为公爵。雍正帝提出了反对意见，谕曰：“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3两个月后，雍正帝正式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木金父公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4并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雍正帝至崇圣祠行告祭礼。
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做法，在当年就被朝鲜使臣获悉，并记载于供朝鲜国王参阅的“别单”。景宗三年（1723年），使臣徐命均记载了清朝追封孔子五代为王的经过，云：
礼部为钦奉上谕事，奉上谕：“追奉孔子五代典礼已极优隆，犹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复降谕旨：“广赐咨询”。臣等承命之下，深服圣裁允当，臣等请自叔梁公以上木金父公，凡五代并追封王爵……雍正元年。
可以说朝鲜在第一时间就获悉了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消息，但是此事却没有引发朝鲜君臣是否要效仿为之的讨论。在《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与《备边司誊录》这三大官方史书中，仅存有一条记载与清朝崇圣祠有关。《承政院日记》载：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四月十八日，英祖召见冬至使臣郑亨复、书状官李彝章等人，君臣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上曰：“太学制度何如”？（李）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而大抵与我国规模无异矣。上曰：“位版与我国同乎”？彝章曰：“然矣”。上曰：“何以书之耶”？ 彝章曰：“书以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矣”。上曰：“得见儒生乎”？彝章曰：“其來见者，则不过欲得清心丸辈矣”。上曰：“乾隆所作篆文怪异，非僧非俗，而即有华夷之分，大禹篆字，安能效得乎”？（郑）亨复曰：“依古法作之云，而彼亦有歉然清书之心，故然矣。且孔子五代，雍正追配于启圣祠，以昭穆奉安矣”。上曰：“四圣之父不入其中乎”？彝章曰：“皆入矣”
在上述史料中，郑亨复、李彝章向英祖报告了关于清朝崇圣祠的见闻，但是二人皆未向英祖建议修改启圣祠之制。确切地说，自雍正元年始，直至朝鲜王朝末年，朝鲜官方史书有关清朝崇圣祠的记载都甚少出现，这与此前百余年间朝鲜君臣反复讨论明朝启圣祠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玩味的是，《承政院日记》所记载之英祖与郑亨复、李彝章的这段对话，也出现于《朝鲜英祖实录》中，细读文本，两者却存在显著差异。英祖二十五年四月：
上问：“太学制度如何”？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与我国规模无异。位版漆以朱，以金书曰：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十哲亦讳名称子，升配朱子于殿内矣”。
明正德帝死时无子，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由外藩入继大统，是为嘉靖帝。嘉靖帝在位期间多次变革国家祭礼制度，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诏命厘清孔子祭礼典制，阁臣张璁上疏言：
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晢、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孔子于庙庭，而叔梁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于是？所当亟正。臣请于大成殿后另立一堂祀叔梁纥，而以颜路、曾晢、孔鲤配之。请行礼部改正，纂入祀典。引文中的核心问题为：颜渊、曾参、孔伋（子思）三人配享于文庙大成殿内，而三人的父亲却从祀于文庙两庑中，就祭礼的等级来看，显然子高于父，张璁认为应当改正这一问题。2嘉靖帝很快就同意了张璁的建议。嘉靖十年（1531年），在文庙大成殿后建成“一堂”，定名为“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将大成殿“四配”之父皆配享于启圣祠正殿，又将宋儒程颐、程颢之父、朱熹之父、蔡沉之父分别从祀于启圣祠东、西两庑。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帝下令将宋儒周敦颐之父入祀启圣祠东庑。至此，入祀启圣祠的人物直到明朝末年再无增加，启圣祠制度的出现构成明朝文庙祭礼的一项重要变革。
在明朝建成启圣祠之后的数年内，这一消息就传入朝鲜，据《朝鲜中宗实录》记载，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十一月八日，中宗引见钦问使李清于思政殿，李清曰：
谒圣时，见孔子位牌，以“先师”为号。臣问之，则皇帝以为文宣王则“王号”，卑于天子，“先师”则可在天子之上，故如此为之云。又有启圣祠，叔梁纥坐北壁，孟子、颜渊之父为陪位，宋儒之父程珦、朱松在东、西庑，此前所无之制作也。
自李清把亲见启圣祠这一消息传入朝鲜后，是否要效仿明朝在朝鲜文庙内引入启圣祠这一新的祭祀系统，就成为朝鲜君臣在随后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话题，这种讨论甚至没有随明亡而止息。本文梳理朝鲜君臣的讨论脉络与制定本国启圣祠祭礼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明朝、清朝与朝鲜三方隐喻在启圣祠（崇圣祠）背后的差异化诉求。这项研究以文庙祭礼变动为视角，观察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在礼制层面的互动关系，由此深入认识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纹理。
一、效仿明礼：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三次讨论
自朝鲜得知明朝修建启圣祠的消息后，是否要效仿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修建启圣祠成为朝鲜君臣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此中又以宣祖、宪宗与肃宗三朝的讨论最为活跃。
（一）宣祖朝讨论
宣祖七年（1574年）十一月，使臣赵宪在向宣祖报告北京见闻时，提到启圣祠一事，赵宪言：
臣又见圣庙西北又有启圣庙，启圣公孔氏在北，启贤颜无繇、孔鲤在东，曾晳、孟孙在西，东庑有先儒程珦、蔡元定，西庑止有朱松。盖学宫，所以明人伦也。颜子、曾子、子思在于庙内，偃然先享，而颜路、曾点、伯鱼杳然居下，于常人亦有所不安，况圣贤乎？故熊禾、洪迈曾有别设一庙之议，而弘治中程敏政又尝建白。至于世宗，乃作别庙，春秋释奠同时行事，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至是无遗憾矣。臣愚窃念，我国文庙之西有地闲敞，若议立庙，而春秋同祀，则庶乎伦全乂安，而一国之为父子者定矣。
相對此前使臣李清的汇报而言，赵宪明确建议宣祖在本国建立启圣祠，此为朝鲜士人倡议修建启圣祠之始。
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朝鲜出现了一次讨论启圣祠的高潮，是因为在这一年，朝鲜国王收到一份来自明朝蓟辽总督万世德的正式咨文，4明确要求朝鲜效仿明朝礼制在朝鲜修建启圣祠。万世德咨文曰：
査得国家有建启圣公祠，盖推其所出，两庑七十二贤，因师及弟，祀典斯周……第启圣公祠与七十二贤，并后之从祀者，俱未建付，均属缺典。伏乞并咨该国一体遵行。5
此时，壬辰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万世德身为蓟辽总督，是明朝派驻辽东地区的高阶官员，且以正式咨文，而非私信的形式与朝鲜谈及此事，这显然对朝鲜君臣构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朝鲜议政府右赞成沈喜寿言：“启圣庙之设，虽非古制，而求之神道，不远人情，后贤起议，可以通行万世。我国虽因时屈，未遑速举，而其回答之辞，岂宜有迟疑之色也？
壬辰战争中，朝鲜文庙内的多处建筑被烧毁，朝鲜君臣遂商定在修缮文庙后再修建启圣祠。宣祖三十七年（1604年）八月，朝鲜文庙修缮完毕。九月十五日，礼曹官员重提修建启圣祠之事，疏言：“启圣庙，则天理人伦之所不可废者，事在不疑，其制度、仪节俱在《会典》，可考而仿也”。2十月十七日，朝鲜就是否修建启圣祠一事，形成一次众臣参与的廷议，当时如议政府领议政尹承勋、左议政柳永庆、右议政奇自献等人皆支持这一建议。但是，宣祖回答：“姑待后日， 更议处之”。对于宣祖的做法，《宣祖实录》的修纂官亦流露出失望之情，评论云：“可胜惜哉”。
（二）显宗朝讨论
朝鲜显宗（1659—1674年）在位时，明朝已经灭亡。显宗九年（1668年），朝鲜又发生了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大规模讨论。成均馆儒生申应澄上疏建议：“请依中国嘉靖已行之制，别立启圣庙”，领议政郑太和、判府事宋时烈、赞善宋浚吉等人随即表示支持，但是诸臣也对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赞善宋浚吉言：“中朝启圣庙，周濂溪与张横渠之父亦果得列于程、朱之父耶？其两人事行与中朝己行之典，当更详考以处之也”
相对于宋浚吉质疑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意见，掌令许穆做《启圣祠说》，明确反对修建启圣祠，核心观点为：“鲁有孔子庙，叔梁氏设有祠，虽非礼之祠，祠于鲁则犹可言，祀于学则不可”。5从宣祖朝推演至显宗朝，此时的朝鲜君臣已经没有来自明朝官员咨文催促的外部压力，讨论逐渐深入到讨论启圣祠的具体制度，乃至启圣祠之建否合理这一层面。
显宗九年（1668年）十二月，在朝臣意见并不统一的情况下，显宗下令：“启圣庙一事，姑先举行”。6这是朝鲜国王明确下令兴建启圣祠之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终显宗一朝也没有实际动工修建启圣祠。《朝鲜显宗实录》将此中原因归结于“以时屈止”。7经查，当时朝鲜确实屡经灾荒。如显宗八年（1667年），朝鲜大旱，灾情严重;显宗九年，朝鲜又经历了一场强烈的地震。8但是，自显宗九年下达兴建启圣祠这一命令，直至显宗十五年（1674年）去世，间隔6年之久，所谓“以时屈止”确有其灾情因素，但更应考虑显宗在位时期清鲜关系正处于较为敏感的阶段。显宗八年，朝鲜将95位身穿故明服饰的漂流人送往清朝，这些人随即被清朝处死，此事显然极大地震慑了朝鲜君臣。显宗九年，朝鲜不得不将漂流人遗留的两门红衣大炮送往清朝辽东。9此外，在显宗九年至显宗十五年间，暨显宗下达修建启圣祠命令后的数年内，清朝发生“三藩之乱”，当时清朝格外注意朝鲜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背景下，显宗朝君臣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格外谨慎，仿照明朝礼制修建启圣祠一事随之变得敏感，并最终没能在显宗朝实现。 夫子，万世之师也，普天之下所共尊，且追为文宣王。夫子，时王者之称，即天子也固当行四拜礼。而至于启圣庙，则四拜极为无义矣。道之所存，师之而已，推而上之，尊其所生，固无如许义理。7
行副护军郑齐斗言：
臣伏见国家之礼凡载祀典者，虽在诸小祀之类，皆用四拜礼，原无再拜礼。盖以神道尊礼，其仪节一皆如是也，《五礼仪》“吉礼”可考。今此启圣庙即为邦家祀典，非如乡院、乡社私祀之类，则所当以邦礼行之矣。且凡所以尊圣人者，非谓其爵位也，乃尊道也。虽未有王号之前，其礼数岂当在诸小祀之下乎？今此祠之立，亦以其尊圣人而及其先尊，则其尊之当如圣人，爵位非所论也。8
李光佐主张，孔子位同天子，当用四拜礼。而启圣祠所祀之人地位不及孔子，其礼自当降杀。郑齐斗则认为，凡列入国家祀典之祭祀，即使是小祀也用四拜礼，且祭祀孔父之礼当从“尊道”角度出发，而不能只论爵位之事。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英祖没有做出倾向任何一方的决断，此事被长时间搁置。直至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七月，英祖亲至启圣祠祭祀，行再拜礼。9行礼完毕后，英祖与大司成徐命膺就拜礼问题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命膺曰：“今此启圣祠亲临拜礼，即以再拜停当。而至于诸臣拜礼，前此未有一定之数，大司成、诸生之祗谒启圣祠者，临时创行，特以大成殿之四拜，亦行四拜于启圣祠。今后则宜有恒定之仪节，使人人按而行之，故敢达”。上曰：“亦当一体再拜矣”。命膺曰：“然矣，文宣王有王号，故四拜，非有王号，则皆当再拜矣”。上曰：“依此定式，可也”。命膺曰：“然则令礼官编入于《续五礼仪》，何如”？上曰：“依为之”。1
至此，肃宗朝确定的启圣祠行四拜礼这一规定被正式改为再拜礼，并被记载入朝鲜的国家礼典，一直延续到朝鲜末年。
通过梳理朝鲜启圣祠祭礼制定及其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暨朝鲜虽然仿照明朝礼制建立启圣祠，但是又在很多层面突破了明朝礼制的设计。就称号而言，不用明朝所定先贤、先儒之号;就从祀人物而言，取消明朝启圣祠的从祀系统;就祭器品类而言，修改明朝启圣祠正祀用八笾八豆的制度，改为正祀与配享皆只用二笾二豆，明显降杀于大成殿正祀十笾十豆的规格，这实际上改变了明朝启圣祠祭礼等级逼近大成殿的制度设计;就拜礼而言，以再拜礼取代四拜礼，这种改变与减少启圣祠祭器之举其实理路相通，皆强调了启圣祠在文庙祭祀系统中显著低于大成殿的等级定位。
综上所述，朝鲜在启圣祠祭礼层面的具体规定迥异于明朝礼制，这反映出朝鲜对已经故去的明朝，其实怀有非常复杂的政治情感。如果说朝鲜启圣祠的最终建成，反映出明朝礼乐文化依然对朝鲜具有主导性影响，那么朝鲜修改一应祭礼的制度举措，则又表现出其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意识。因此而论，16至17世纪那种以明朝为主导的中朝礼制互动关系，随着明朝转成“故明”，而事实上趋于松动。
三、忽视清礼：对清朝崇圣祠的态度
明清易代后，明朝的启圣祠制度在清朝前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为了表达推崇孔子的态度，下令礼部官员会议追封孔子五代的事宜，诏曰：
孔子之父叔梁公于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烝尝。
礼部官员随后上疏，建议追封孔子五代俱为公爵。雍正帝提出了反对意见，谕曰：“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3两个月后，雍正帝正式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木金父公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4并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雍正帝至崇圣祠行告祭礼。
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做法，在当年就被朝鲜使臣获悉，并记载于供朝鲜国王参阅的“别单”。景宗三年（1723年），使臣徐命均记载了清朝追封孔子五代为王的经过，云：
礼部为钦奉上谕事，奉上谕：“追奉孔子五代典礼已极优隆，犹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复降谕旨：“广赐咨询”。臣等承命之下，深服圣裁允当，臣等请自叔梁公以上木金父公，凡五代并追封王爵……雍正元年。
可以说朝鲜在第一时间就获悉了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消息，但是此事却没有引发朝鲜君臣是否要效仿为之的讨论。在《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与《备边司誊录》这三大官方史书中，仅存有一条记载与清朝崇圣祠有关。《承政院日记》载：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四月十八日，英祖召见冬至使臣郑亨复、书状官李彝章等人，君臣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上曰：“太学制度何如”？（李）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而大抵与我国规模无异矣。上曰：“位版与我国同乎”？彝章曰：“然矣”。上曰：“何以书之耶”？ 彝章曰：“书以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矣”。上曰：“得见儒生乎”？彝章曰：“其來见者，则不过欲得清心丸辈矣”。上曰：“乾隆所作篆文怪异，非僧非俗，而即有华夷之分，大禹篆字，安能效得乎”？（郑）亨复曰：“依古法作之云，而彼亦有歉然清书之心，故然矣。且孔子五代，雍正追配于启圣祠，以昭穆奉安矣”。上曰：“四圣之父不入其中乎”？彝章曰：“皆入矣”
在上述史料中，郑亨复、李彝章向英祖报告了关于清朝崇圣祠的见闻，但是二人皆未向英祖建议修改启圣祠之制。确切地说，自雍正元年始，直至朝鲜王朝末年，朝鲜官方史书有关清朝崇圣祠的记载都甚少出现，这与此前百余年间朝鲜君臣反复讨论明朝启圣祠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玩味的是，《承政院日记》所记载之英祖与郑亨复、李彝章的这段对话，也出现于《朝鲜英祖实录》中，细读文本，两者却存在显著差异。英祖二十五年四月：
上问：“太学制度如何”？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与我国规模无异。位版漆以朱，以金书曰：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十哲亦讳名称子，升配朱子于殿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