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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是一个让我从根本上改变了阅读姿势的小说。感觉有点像坐过山车，意想不到的人物关系及它们之间似乎不对称的位置与组合，一次次，搅得我几乎有点转向，有时甚至感觉到一种被颠覆的感觉，又转回来，那车仍在轨道中。
作为文化图像的香火到底怎样一脉相承地延续？而太平寺里的香火（孔大宝）仅仅是一个不通佛学的勤杂人员吗？香火的命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喻义？
捋一捋小说《香火》中的人物关系，香火的爹孔常灵和香火的儿子孔新瓦，加上香火，似乎是一条承续“香火”的血缘链。从小说的内容分布来看，孔新瓦的笔墨很少，小说所剪裁的时间段基本属于前孔新瓦时代：自然灾害的五十年代、文化劫难的六十年代，还有始于七十年代末期的文化复兴年代，而轮到孔新瓦他们粉墨登场的历史时段，则应当是世纪末与新世纪了，这是一个一切向钱看、拜金拜物的时代。小说中，这一时段的生活场面，只出现在结尾部分，且是一笔带过。这也就是说，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内容大多是新瓦这代人前面的事，属于往事。而从香火爹的角度（当人们从小说进程中渐渐读出他早已故世），小说所试图展现的生活内容则属于他的后事。
按说，香火爹这一角度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至少相对于现在进行时，一个已故去的人，是无法直接介入当下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在常规世界中，生者的坐标轴没有死者的位置。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让生者与死者在当下生活场景中一起出现，且因之产生某种纠葛。这就如同昨天与今天，原不在一个序列中，除了回忆或插入（某些穿越小说的手法），它们不可以在同一个层面直接展开互动与交流。也就是说，如果小说中香火爹介入生活的方式是通过香火或其他人的回忆来实现（保持清晰的生死边界），才是人们习见的方式。
小说《香火》中，这一不可逾越的生死边界被打破。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在香火与当下生活的交流互动中，香火爹似乎始终在场。
读者也许不会留意这个混杂于这群人中间的香火爹他的确定身份。但细读下来，你会发现，香火爹的介入与参与只体现在香火的眼里与耳中，在场的众人都没有与其直接对话与互动，也就是说，杂于人群中香火爹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仅是香火的幻视幻听，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福柯说，“异位移植是扰乱人心的”。有意味的是在香火这种幻视幻听（如果真是如此）中，香火爹的言行其指向竟有一种文化的根性：当历史潮流在某个阶段出现阻碍与回流，自有一股内在的力量推动它最终绕过阻碍、改变回流使之重新流入既有的河床。这也就是说，香火爹非常规地出现在香火的视听中，并非荒诞、无意义、甚至非逻辑的片断。无论是在保护太平寺普萨、抢救“十三经”、挽救祖坟被铲除等情节中，香火爹的一系列行为以及对诸社会事件的评判，某种意义上，均构成规范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意义。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孔常灵（香火爹）这名字的象征意蕴，尤显得意味深长。在中华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在其发展中杂糅进释、道等因子的儒家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体现某种文化的根性。而这种根性是不易被改变的，所以才叫“孔常灵”。
也正因为“孔常灵”，象征着香火延续性的香火爹与香火，才可以打破生死边界，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出没。
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个起初毁庙宇、砸菩萨、扒祖坟的造反派，后来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再后来的县长，最后皈依的孔万虎，以及那个决意要改名为孔绝子的对孔万虎行径深恶痛绝的孔万虎的父亲孔==，也从反面展示文化根性的顽强的力量。
由此可见，《香火》与我们习见的小说的最大不同，是它改变了常规分类，让生者与死者的坐标轴交叉、重合、甚至互动。《香火》也不同于那些穿越小说，在后者那里，时空的移位始终是确定的、已知的。越界，穿越时空，架空历史这样一些概念，是类型小说的支点。但在那些小说中，虽然可以颠倒时空、混淆生死，但生死的边界始终很明晰。
《香火》中的生死边界则是始终模糊不清的。在香火那里，甚至可以说那边界始终打开，容他进出自如且不自知。这就是说，对于香火而言，生生死死，他自己似乎并不很清楚，比如那个不断被香火咒、被香火呼来斥去、且介入当下生活的香火爹，到底是活着还是死去，香火并不自觉。
作为文化图像的香火是没有生死边界的。而现实生存就不同，现实世界可以有多种分类，惟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分类：死者与生者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且产生互动交流。因为他们属于“间断的历史”。（福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把生者与死者混放位置是一种荒谬。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香火》把生与死从各自的位置抽取，再置放到似乎不可能的时空位置，人们竟惊奇地发现，反倒是许多荒谬，比如毁庙、砸菩萨、掘祖坟等行为，在人们的文化判断中被纠正。
这是一种悖反。就是说，从存在的意义，模糊以致打破生死边界是荒谬的。而从文化的意义，每一个活人的身上，都落满逝者的影子。换一个叙说角度，也可以说是活着的人只是载体，“替一个个逝者留下影子”。因此，把小说里这些事件与场景，仅仅看成是存在意义的事件与场景，也许是一种误读。
取存在的角度，死对生，似乎不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取文化的角度，死与生，从来都是一体的，倒是对生没有影响的死，才是荒谬的。也正是从这个高度，小说才设计出这样一个无界的存在与感知，让香火（孔大宝）成为勾通过去与未来的“使者”，让昨天对今天产生影响，让死对生有意义。从而让延续至今的一脉香火穿越生死边界延续下去。
从文化意义上读生者与死者，其实可以把死者的行为与评判视作一种隐喻，即那是我们自己身上已经属于过去的某些文化品性。毫无疑问，在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些新内容注入，不过，相对于经过时间积淀的文化湖泊，所谓新内容或许只是泡沫与泛起的渣滓，因此，具有当下性的活人有时也许没有历时性的死鬼更能代表某些本质的内容。
在小说结构方面，香火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大段落，有两个主要事件，一是到庙里砸菩萨，一是到阴阳岗去掘祖坟。砸菩萨与掘祖坟，都是那年头比较典型的“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破旧立新”是文化革命的一面重要旗帜。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件，寺庙里的和尚大师傅、二师傅与村干部三官、以及老屁等底层的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这里并非确指某种宗教信仰，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正如文革中破“四旧”所罗列的那样----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那么，所谓“四旧”到底是什么？它与文化传承是什么关系？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在以孔万虎为代表的造反派面前，其定义是确定的，不然就不会大家都去破它。然而，用普世价值去看，用恒久的视角去衡量，这些被强力破坏，恰恰是后来又一一修复且继续延续下去的东西，譬如是一脉香火费尽周折终于穿越了生死边界。
那么，为何这些东西在那种强力背景下竟然没有被彻底破掉？那恰恰是因为“孔常灵”的意义所在，“孔常灵”（香火爹），其实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根性。
从第五章开始，用倒叙的方法，阐释香火（孔大宝）为何能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出入生死边界而不自知。在民间民俗中，惟有神汉、巫婆这些可以通阴阳、探阴山的人，能担当，只是他们也得借助一定的仪式，且有一个明显的出入的边界。
作为小说，需要读者能通过人物、场景、事件等元素，或曰通过小说手法的合理性，信服地抵达小说的虚拟真实。
比如说香火（孔大宝）若是真实的活人，自由穿越生死边界，必须具备一种特殊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不是每个寻常人都能具有，若不然这世界就全乱套了。因此，小说第五章回到那个大饥荒年代，让饿得眼睛发绿的孔大宝（后来的香火）生吞了一个从棺材里蹦出来的青蛙。小说是这样写：“起毛逃了几步，在田埂上碰到了孔大宝，孔大宝两眼发绿，看出来什么东西都是绿的，起毛的脸也是绿的。他好奇说：‘起毛叔，你的脸怎么是绿的？’”
只有饿得眼睛发绿的人，才可能吞下一个棺材里蹦出来的青蛙。而民间的说法，棺材里的青蛙往往是死者变的，这具棺材里恰恰葬的是一个叫“赛八仙”这样一个似乎是能通神鬼的人，事实上，孔大宝一吃下这青蛙就具备一个特异的功能：能通过一张白张片读出观音签的签文。对于识字不多的乡村少年来说，这是做假也做不来的事情。
因此，第五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譬如一个环扣，它设置了香火（孔大宝）作为一种异数的因由。
提起第五章这一环扣，再返观小说的前后，许多东西被贯通。
这时，再来想小说的题旨。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段，发生的一些似乎只涉及寺庙兴毁、祖坟毁建的乡村事件，它们为何能让读者心旌摇颤？！
除了香火命名的张力，还有掘祖坟的隐喻。这里也有两层含义。现实意义中的掘祖坟很好理解，而文化意义上的祖坟被掘，则需要带入更多的历史思考。事实上，文化意义上的掘祖坟，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在中国历史上已无数次上演，最近的两次，一是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是“文革”。对“文革”的理性反思当下可以已经有了共识，而对“五四”的理性反思，却做得很不够，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没有开始。
《香火》所叙写的时段虽然没有涉及“五四”以及更早时期的史实与事件，但发生在“文革”中掘祖坟的行为，却毫无异义地指向历史上一次次掘祖坟的荒谬。
掘祖坟事件，随着所谓的“破旧立新”成为往事，谁也没有真正破掉“旧”，没有。人们看到许多当年被破的东西一一复辟回来，只是有一些东西却始终回不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这是文化的悲哀。也是香火作为文化图像的隐喻。而且，严格来说香火之传承也并不狭义地体现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上，从小说的演进过程，我们读到了，香火爹（孔常灵）与香火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断裆让孔新瓦与孔常灵之间血脉承续的合法性受到置疑，然而，作为文化图像的一脉香火，经历种种周折还是传承延续下来，并且将继续周折地延续下去。
当我们从文化图像的角度来解读小说，就能明白这里面所说的寺庙、佛教，并非实指宗教，它们有更大的隐喻空间，标示着更阔大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佛教、菩萨、祖坟等等，其实仅是一种指事或会意。
从文化图像的角度阐释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悖反：从卑贱者最聪明，到高贵者最愚蠢。从奸险的人坐天下，心存忠厚的人自刎乌江。从肉食者鄙……等等。前面说过，寺庙里的香火与和尚属于不同级别，一是主业，一是打杂。而“香火”的传承偏偏是一个不通佛理的打杂的人在做，太平寺里正经的僧人：大师父借往生逃遁，二师父被迫还俗，小师父从开始到最后总游离在事外。反倒是一个不通佛理似乎愚顽无知的寺庙勤杂人员，他维护着寺庙，闯到县政府找县长要修复寺庙的批文，并不惜变卖传家的玉器用以修复寺庙。真正的“香火”就是这样传承下去。宗教、文化、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恰恰是这些固执甚至愚顽的人，他们使之历经周折，坚持下来，并延续下去。
作为文化图像的香火到底怎样一脉相承地延续？而太平寺里的香火（孔大宝）仅仅是一个不通佛学的勤杂人员吗？香火的命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喻义？
捋一捋小说《香火》中的人物关系，香火的爹孔常灵和香火的儿子孔新瓦，加上香火，似乎是一条承续“香火”的血缘链。从小说的内容分布来看，孔新瓦的笔墨很少，小说所剪裁的时间段基本属于前孔新瓦时代：自然灾害的五十年代、文化劫难的六十年代，还有始于七十年代末期的文化复兴年代，而轮到孔新瓦他们粉墨登场的历史时段，则应当是世纪末与新世纪了，这是一个一切向钱看、拜金拜物的时代。小说中，这一时段的生活场面，只出现在结尾部分，且是一笔带过。这也就是说，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内容大多是新瓦这代人前面的事，属于往事。而从香火爹的角度（当人们从小说进程中渐渐读出他早已故世），小说所试图展现的生活内容则属于他的后事。
按说，香火爹这一角度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至少相对于现在进行时，一个已故去的人，是无法直接介入当下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在常规世界中，生者的坐标轴没有死者的位置。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让生者与死者在当下生活场景中一起出现，且因之产生某种纠葛。这就如同昨天与今天，原不在一个序列中，除了回忆或插入（某些穿越小说的手法），它们不可以在同一个层面直接展开互动与交流。也就是说，如果小说中香火爹介入生活的方式是通过香火或其他人的回忆来实现（保持清晰的生死边界），才是人们习见的方式。
小说《香火》中，这一不可逾越的生死边界被打破。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在香火与当下生活的交流互动中，香火爹似乎始终在场。
读者也许不会留意这个混杂于这群人中间的香火爹他的确定身份。但细读下来，你会发现，香火爹的介入与参与只体现在香火的眼里与耳中，在场的众人都没有与其直接对话与互动，也就是说，杂于人群中香火爹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仅是香火的幻视幻听，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福柯说，“异位移植是扰乱人心的”。有意味的是在香火这种幻视幻听（如果真是如此）中，香火爹的言行其指向竟有一种文化的根性：当历史潮流在某个阶段出现阻碍与回流，自有一股内在的力量推动它最终绕过阻碍、改变回流使之重新流入既有的河床。这也就是说，香火爹非常规地出现在香火的视听中，并非荒诞、无意义、甚至非逻辑的片断。无论是在保护太平寺普萨、抢救“十三经”、挽救祖坟被铲除等情节中，香火爹的一系列行为以及对诸社会事件的评判，某种意义上，均构成规范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意义。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孔常灵（香火爹）这名字的象征意蕴，尤显得意味深长。在中华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在其发展中杂糅进释、道等因子的儒家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体现某种文化的根性。而这种根性是不易被改变的，所以才叫“孔常灵”。
也正因为“孔常灵”，象征着香火延续性的香火爹与香火，才可以打破生死边界，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出没。
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个起初毁庙宇、砸菩萨、扒祖坟的造反派，后来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再后来的县长，最后皈依的孔万虎，以及那个决意要改名为孔绝子的对孔万虎行径深恶痛绝的孔万虎的父亲孔==，也从反面展示文化根性的顽强的力量。
由此可见，《香火》与我们习见的小说的最大不同，是它改变了常规分类，让生者与死者的坐标轴交叉、重合、甚至互动。《香火》也不同于那些穿越小说，在后者那里，时空的移位始终是确定的、已知的。越界，穿越时空，架空历史这样一些概念，是类型小说的支点。但在那些小说中，虽然可以颠倒时空、混淆生死，但生死的边界始终很明晰。
《香火》中的生死边界则是始终模糊不清的。在香火那里，甚至可以说那边界始终打开，容他进出自如且不自知。这就是说，对于香火而言，生生死死，他自己似乎并不很清楚，比如那个不断被香火咒、被香火呼来斥去、且介入当下生活的香火爹，到底是活着还是死去，香火并不自觉。
作为文化图像的香火是没有生死边界的。而现实生存就不同，现实世界可以有多种分类，惟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分类：死者与生者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且产生互动交流。因为他们属于“间断的历史”。（福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把生者与死者混放位置是一种荒谬。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香火》把生与死从各自的位置抽取，再置放到似乎不可能的时空位置，人们竟惊奇地发现，反倒是许多荒谬，比如毁庙、砸菩萨、掘祖坟等行为，在人们的文化判断中被纠正。
这是一种悖反。就是说，从存在的意义，模糊以致打破生死边界是荒谬的。而从文化的意义，每一个活人的身上，都落满逝者的影子。换一个叙说角度，也可以说是活着的人只是载体，“替一个个逝者留下影子”。因此，把小说里这些事件与场景，仅仅看成是存在意义的事件与场景，也许是一种误读。
取存在的角度，死对生，似乎不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取文化的角度，死与生，从来都是一体的，倒是对生没有影响的死，才是荒谬的。也正是从这个高度，小说才设计出这样一个无界的存在与感知，让香火（孔大宝）成为勾通过去与未来的“使者”，让昨天对今天产生影响，让死对生有意义。从而让延续至今的一脉香火穿越生死边界延续下去。
从文化意义上读生者与死者，其实可以把死者的行为与评判视作一种隐喻，即那是我们自己身上已经属于过去的某些文化品性。毫无疑问，在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些新内容注入，不过，相对于经过时间积淀的文化湖泊，所谓新内容或许只是泡沫与泛起的渣滓，因此，具有当下性的活人有时也许没有历时性的死鬼更能代表某些本质的内容。
在小说结构方面，香火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大段落，有两个主要事件，一是到庙里砸菩萨，一是到阴阳岗去掘祖坟。砸菩萨与掘祖坟，都是那年头比较典型的“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破旧立新”是文化革命的一面重要旗帜。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件，寺庙里的和尚大师傅、二师傅与村干部三官、以及老屁等底层的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这里并非确指某种宗教信仰，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正如文革中破“四旧”所罗列的那样----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那么，所谓“四旧”到底是什么？它与文化传承是什么关系？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在以孔万虎为代表的造反派面前，其定义是确定的，不然就不会大家都去破它。然而，用普世价值去看，用恒久的视角去衡量，这些被强力破坏，恰恰是后来又一一修复且继续延续下去的东西，譬如是一脉香火费尽周折终于穿越了生死边界。
那么，为何这些东西在那种强力背景下竟然没有被彻底破掉？那恰恰是因为“孔常灵”的意义所在，“孔常灵”（香火爹），其实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根性。
从第五章开始，用倒叙的方法，阐释香火（孔大宝）为何能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出入生死边界而不自知。在民间民俗中，惟有神汉、巫婆这些可以通阴阳、探阴山的人，能担当，只是他们也得借助一定的仪式，且有一个明显的出入的边界。
作为小说，需要读者能通过人物、场景、事件等元素，或曰通过小说手法的合理性，信服地抵达小说的虚拟真实。
比如说香火（孔大宝）若是真实的活人，自由穿越生死边界，必须具备一种特殊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不是每个寻常人都能具有，若不然这世界就全乱套了。因此，小说第五章回到那个大饥荒年代，让饿得眼睛发绿的孔大宝（后来的香火）生吞了一个从棺材里蹦出来的青蛙。小说是这样写：“起毛逃了几步，在田埂上碰到了孔大宝，孔大宝两眼发绿，看出来什么东西都是绿的，起毛的脸也是绿的。他好奇说：‘起毛叔，你的脸怎么是绿的？’”
只有饿得眼睛发绿的人，才可能吞下一个棺材里蹦出来的青蛙。而民间的说法，棺材里的青蛙往往是死者变的，这具棺材里恰恰葬的是一个叫“赛八仙”这样一个似乎是能通神鬼的人，事实上，孔大宝一吃下这青蛙就具备一个特异的功能：能通过一张白张片读出观音签的签文。对于识字不多的乡村少年来说，这是做假也做不来的事情。
因此，第五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譬如一个环扣，它设置了香火（孔大宝）作为一种异数的因由。
提起第五章这一环扣，再返观小说的前后，许多东西被贯通。
这时，再来想小说的题旨。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段，发生的一些似乎只涉及寺庙兴毁、祖坟毁建的乡村事件，它们为何能让读者心旌摇颤？！
除了香火命名的张力，还有掘祖坟的隐喻。这里也有两层含义。现实意义中的掘祖坟很好理解，而文化意义上的祖坟被掘，则需要带入更多的历史思考。事实上，文化意义上的掘祖坟，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在中国历史上已无数次上演，最近的两次，一是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是“文革”。对“文革”的理性反思当下可以已经有了共识，而对“五四”的理性反思，却做得很不够，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没有开始。
《香火》所叙写的时段虽然没有涉及“五四”以及更早时期的史实与事件，但发生在“文革”中掘祖坟的行为，却毫无异义地指向历史上一次次掘祖坟的荒谬。
掘祖坟事件，随着所谓的“破旧立新”成为往事，谁也没有真正破掉“旧”，没有。人们看到许多当年被破的东西一一复辟回来，只是有一些东西却始终回不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这是文化的悲哀。也是香火作为文化图像的隐喻。而且，严格来说香火之传承也并不狭义地体现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上，从小说的演进过程，我们读到了，香火爹（孔常灵）与香火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断裆让孔新瓦与孔常灵之间血脉承续的合法性受到置疑，然而，作为文化图像的一脉香火，经历种种周折还是传承延续下来，并且将继续周折地延续下去。
当我们从文化图像的角度来解读小说，就能明白这里面所说的寺庙、佛教，并非实指宗教，它们有更大的隐喻空间，标示着更阔大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佛教、菩萨、祖坟等等，其实仅是一种指事或会意。
从文化图像的角度阐释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悖反：从卑贱者最聪明，到高贵者最愚蠢。从奸险的人坐天下，心存忠厚的人自刎乌江。从肉食者鄙……等等。前面说过，寺庙里的香火与和尚属于不同级别，一是主业，一是打杂。而“香火”的传承偏偏是一个不通佛理的打杂的人在做，太平寺里正经的僧人：大师父借往生逃遁，二师父被迫还俗，小师父从开始到最后总游离在事外。反倒是一个不通佛理似乎愚顽无知的寺庙勤杂人员，他维护着寺庙，闯到县政府找县长要修复寺庙的批文，并不惜变卖传家的玉器用以修复寺庙。真正的“香火”就是这样传承下去。宗教、文化、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恰恰是这些固执甚至愚顽的人，他们使之历经周折，坚持下来，并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