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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4年，西方传教士伯格理在党居仁的帮助下与石门坎地区苗族接下不解之缘，他与一批西方传教士帮助石门坎苗族人民建立学校，培养苗族人才，在石门坎地区开创素质教育及职业教育，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西方传教士；苗族；教育；石门坎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9-0262-02
石门坎乡位于贵州、四川及云南三省交界处，地处贵州西北角的最边缘，行政上隶属威宁县，距县城约140公里。平均海拔约2500米左右，山高雾浓，终日不散，山间沟壑纵横，行路艰难，《石门坎溯源碑》中说：“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凉山之土，瘦瘠异常，不便稼穑。”①
在石门坎居住的苗族，俗称大花苗，迁徙至石门坎后受尽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未开化的“生苗”，（民国）《威宁县志》称：“晦盲否塞，蠢如豕鹿……殆未脱野蛮社会气象”，几乎未有接受过汉文化教育。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县苗族也仅有两家子弟在村里私学读书，被苗族称为“读书家”，后人称为“读书爷爷”。②《石门坎溯源碑》称：在那“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之时，苗族却“谁也不问津”，直到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去到石门坎，传教的同时创建第一所教堂兼学校，苗族学生才开始进入学校读书。
一、西方传教士走进石门坎
塞缪尔·伯格理（REV.Samuel Pollard），英格兰人。1887年，被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派往中国，常住云南昭通传教，但收效甚微。1904年，威宁苗族张朝相等四人带着驻安顺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James R.Adam）的信找到伯格理，伯格理接待了他们，此后苗民络绎不绝前往昭通信教。“日复一日，一批又一批寻找而至的苗民相继而来。……他们对我说，数以千计的人们正在山里翘首以待。”③少数民族的信教热情使伯格理看到新的希望，遂将目标改为“传通苗族”，决定在苗族聚居区传教。在得到土目安辉宗、安荣之捐送的石门坎偏坡荒地后，开始修建教堂、创办学校。④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宗教传播。在伯格理之后，先后来到石门坎传教并发展教育的西方传教士还有邰慕廉、王树德（1910-1936）、张道惠（1911-1926）、高志华（1924-1938）、易理凡（1925-1931）、穆博礼（1935-1939）、石崇德（1938-1949）、邵泰青（1940-1948）、甘铎理、张继乔（1947-1949）、张绍乔。⑤另一说为张道惠（1908——1910，1918——1923）、王树德（1916—1917，1924—1930）、顾德维（1931—1932）高志华（1933—1934）、穆博礼（1935—1939）、邵泰卿（1940—1943，1948—1949）、胡缚善（代理）（1944——1945）马建忠（1946——1947）。⑥
二、传教士创办学校、发展教育
1905年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在当地苗族的配合支持下建立教堂和学校。1906年石门坎学校正式招生，开办初等小学，后又向英国基督教会筹集资金，获得阿辛顿基金2000英镑，1910年重新修建了教学楼。这时伯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成立了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并派人前往黔西北、滇东北、滇东、滇中、滇北及川南苗、彝族地区发展教堂和学校。1912年小学已成为拥有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的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后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从1906年至1920年，除在石门坎、长海子联区办有15所初级小学外，川南、云南附近县也扩办了约30余所小学，这些小学均隶属石门坎光华小学。到新中国成立时，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地区建立苗族学校70多所，这些学校从课程设置、教材购买到毕业考试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指挥。
当时，除伯格理本人，他的夫人韩孝贞及王树德牧师也亲自投入教学工作，韩孝贞负责生物和音乐，王树德负责英语、物理及化学。1915年，伯格理在照顾学生的过程中染上伤寒病逝，学校继续由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等西方传教士主持，至20世纪40年代初，各教区小学已有五十余所，教员七十余人，学生二千多人。1941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1943年7月石门中学由朱焕章、杨砥中、传教士马建忠建成，并一直办到解放初。⑦
这期间，张道惠还主持了石门坎的实业教育，他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主要呆在石门坎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将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视为一场乡村的教育运动。
马建忠与苗族王明基等人在1942年建成了种子试验站，创办了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负责推广试种优良农作物、蔬菜良种，教授果树栽培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创办纺织厂，吸收各方苗族男女青年来厂学习工作，这即是《溯源碑》中所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
三、传教士对当地教育的影响
在传教士进入石门坎之前，威宁没有一所正规学堂。威宁城关一小在1917年建立，农村仅有一些私塾。传教士们建立的石门坎光华小学便起到了最初发蒙的作用。据解放初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有中学5所，小学96所，中级卫校1所，神学校1所，已然形成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除2所中学在昆明外，多数学校分布在苗彝民族地区。⑧
学校招生初期，只限于招收入教的苗族学生，但后来由于学校办得很有声色，校风好，老师教学认真，教材新颖，吸引了邻近的彝良、永善、大关、昭通等地的信徒、非信徒子女入学，私塾学生、以至于大地主子弟也前来就读，如彝良县梭戛大地主陇鼎承的长子陇廷耀、次子陇廷芳都曾到这里就学。在教育中，教会学校不仅传播基本文化知识，还结合当地民族习惯开展素质教育。如开设足球课程，伯格理曾带领当地苗民修建了足球训练场，在与威宁、彝良等县的学生运动会上，石门坎光华小学每次都能夺魁。除此之外，还在学校附近修建游泳池，不仅用于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还可用于学生平时开设游泳课程。另还有田径、爬山、赛马、射箭、团体操等项目。学校还实行男女同校，给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妇女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此后石门坎学校中也有了女教师的存在，而当时的非教会学校很少聘用女教师。实际上，教会学校给予中国妇女的机会比国立学校多，教会学校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⑨ 后期，教会高级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比例甚至一度超过国立学校。从基督教传入至1920年，威宁教会中初级小学学生数为1154人，高级小学学生数为162人，总数是1316人，而当时的国立初级小学学生数129人，高级小学学生数为173人，总数为302人，教会小学学生总数占到总数的81.3%。⑩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正从国立学校转入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对非基督徒社会的教育有很大帮助。B11经过教会四十多年的努力，石门坎周围地区人才辈出，就苗族而言，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30余人，其中2人获得博士学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人。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也更具有服务意思并愿意从事教育事业，1913年传教士派出了第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学习，毕业后他们全部回到石门坎，从此石门坎有了苗族教师，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对于传教士这个群体，尽管其宗教传播带有文化入侵意味，但客观上兴办教育对一个原处于汉文化教育的盲区的少数民族带动作用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苗族的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贫困苗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崇敬，读书信教人数急剧增加。使得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小村落，文化上获得极大开发。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课题来源：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课题编号：10XJC770003
注解：
①（民国）《威宁县志》
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③苏大龙译，沃尔特·伯格理著：《伯格理在中国》，英国伦敦希莱出版有限公司1928年出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内部印行，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8集。
④钟焕然：《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概略》，《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
⑤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⑥朱焕章：《贵州省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慨况报告》，《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
⑦同上
⑧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基督教调查资料（原名：《中华归主》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同上
⑩同上（《各省基督教事业统计表》）
B11同上
关键词：西方传教士；苗族；教育；石门坎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9-0262-02
石门坎乡位于贵州、四川及云南三省交界处，地处贵州西北角的最边缘，行政上隶属威宁县，距县城约140公里。平均海拔约2500米左右，山高雾浓，终日不散，山间沟壑纵横，行路艰难，《石门坎溯源碑》中说：“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凉山之土，瘦瘠异常，不便稼穑。”①
在石门坎居住的苗族，俗称大花苗，迁徙至石门坎后受尽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未开化的“生苗”，（民国）《威宁县志》称：“晦盲否塞，蠢如豕鹿……殆未脱野蛮社会气象”，几乎未有接受过汉文化教育。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县苗族也仅有两家子弟在村里私学读书，被苗族称为“读书家”，后人称为“读书爷爷”。②《石门坎溯源碑》称：在那“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之时，苗族却“谁也不问津”，直到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去到石门坎，传教的同时创建第一所教堂兼学校，苗族学生才开始进入学校读书。
一、西方传教士走进石门坎
塞缪尔·伯格理（REV.Samuel Pollard），英格兰人。1887年，被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派往中国，常住云南昭通传教，但收效甚微。1904年，威宁苗族张朝相等四人带着驻安顺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James R.Adam）的信找到伯格理，伯格理接待了他们，此后苗民络绎不绝前往昭通信教。“日复一日，一批又一批寻找而至的苗民相继而来。……他们对我说，数以千计的人们正在山里翘首以待。”③少数民族的信教热情使伯格理看到新的希望，遂将目标改为“传通苗族”，决定在苗族聚居区传教。在得到土目安辉宗、安荣之捐送的石门坎偏坡荒地后，开始修建教堂、创办学校。④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宗教传播。在伯格理之后，先后来到石门坎传教并发展教育的西方传教士还有邰慕廉、王树德（1910-1936）、张道惠（1911-1926）、高志华（1924-1938）、易理凡（1925-1931）、穆博礼（1935-1939）、石崇德（1938-1949）、邵泰青（1940-1948）、甘铎理、张继乔（1947-1949）、张绍乔。⑤另一说为张道惠（1908——1910，1918——1923）、王树德（1916—1917，1924—1930）、顾德维（1931—1932）高志华（1933—1934）、穆博礼（1935—1939）、邵泰卿（1940—1943，1948—1949）、胡缚善（代理）（1944——1945）马建忠（1946——1947）。⑥
二、传教士创办学校、发展教育
1905年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在当地苗族的配合支持下建立教堂和学校。1906年石门坎学校正式招生，开办初等小学，后又向英国基督教会筹集资金，获得阿辛顿基金2000英镑，1910年重新修建了教学楼。这时伯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成立了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并派人前往黔西北、滇东北、滇东、滇中、滇北及川南苗、彝族地区发展教堂和学校。1912年小学已成为拥有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的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后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从1906年至1920年，除在石门坎、长海子联区办有15所初级小学外，川南、云南附近县也扩办了约30余所小学，这些小学均隶属石门坎光华小学。到新中国成立时，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地区建立苗族学校70多所，这些学校从课程设置、教材购买到毕业考试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指挥。
当时，除伯格理本人，他的夫人韩孝贞及王树德牧师也亲自投入教学工作，韩孝贞负责生物和音乐，王树德负责英语、物理及化学。1915年，伯格理在照顾学生的过程中染上伤寒病逝，学校继续由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等西方传教士主持，至20世纪40年代初，各教区小学已有五十余所，教员七十余人，学生二千多人。1941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1943年7月石门中学由朱焕章、杨砥中、传教士马建忠建成，并一直办到解放初。⑦
这期间，张道惠还主持了石门坎的实业教育，他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主要呆在石门坎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将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视为一场乡村的教育运动。
马建忠与苗族王明基等人在1942年建成了种子试验站，创办了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负责推广试种优良农作物、蔬菜良种，教授果树栽培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创办纺织厂，吸收各方苗族男女青年来厂学习工作，这即是《溯源碑》中所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
三、传教士对当地教育的影响
在传教士进入石门坎之前，威宁没有一所正规学堂。威宁城关一小在1917年建立，农村仅有一些私塾。传教士们建立的石门坎光华小学便起到了最初发蒙的作用。据解放初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有中学5所，小学96所，中级卫校1所，神学校1所，已然形成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除2所中学在昆明外，多数学校分布在苗彝民族地区。⑧
学校招生初期，只限于招收入教的苗族学生，但后来由于学校办得很有声色，校风好，老师教学认真，教材新颖，吸引了邻近的彝良、永善、大关、昭通等地的信徒、非信徒子女入学，私塾学生、以至于大地主子弟也前来就读，如彝良县梭戛大地主陇鼎承的长子陇廷耀、次子陇廷芳都曾到这里就学。在教育中，教会学校不仅传播基本文化知识，还结合当地民族习惯开展素质教育。如开设足球课程，伯格理曾带领当地苗民修建了足球训练场，在与威宁、彝良等县的学生运动会上，石门坎光华小学每次都能夺魁。除此之外，还在学校附近修建游泳池，不仅用于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还可用于学生平时开设游泳课程。另还有田径、爬山、赛马、射箭、团体操等项目。学校还实行男女同校，给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妇女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此后石门坎学校中也有了女教师的存在，而当时的非教会学校很少聘用女教师。实际上，教会学校给予中国妇女的机会比国立学校多，教会学校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⑨ 后期，教会高级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比例甚至一度超过国立学校。从基督教传入至1920年，威宁教会中初级小学学生数为1154人，高级小学学生数为162人，总数是1316人，而当时的国立初级小学学生数129人，高级小学学生数为173人，总数为302人，教会小学学生总数占到总数的81.3%。⑩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正从国立学校转入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对非基督徒社会的教育有很大帮助。B11经过教会四十多年的努力，石门坎周围地区人才辈出，就苗族而言，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30余人，其中2人获得博士学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人。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也更具有服务意思并愿意从事教育事业，1913年传教士派出了第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学习，毕业后他们全部回到石门坎，从此石门坎有了苗族教师，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对于传教士这个群体，尽管其宗教传播带有文化入侵意味，但客观上兴办教育对一个原处于汉文化教育的盲区的少数民族带动作用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苗族的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贫困苗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崇敬，读书信教人数急剧增加。使得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小村落，文化上获得极大开发。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课题来源：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课题编号：10XJC770003
注解：
①（民国）《威宁县志》
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③苏大龙译，沃尔特·伯格理著：《伯格理在中国》，英国伦敦希莱出版有限公司1928年出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内部印行，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8集。
④钟焕然：《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概略》，《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
⑤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⑥朱焕章：《贵州省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慨况报告》，《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
⑦同上
⑧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基督教调查资料（原名：《中华归主》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同上
⑩同上（《各省基督教事业统计表》）
B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