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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的状态下，产生了美国华裔文化;美国华裔文化既受美国文化冲击的影响，亦反向影响着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从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可一窥独特的美国华裔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未来的发展与走向。
关键词：华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化;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9-01
学者徐颖果指出：“华裔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是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文化的种种冲击，而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互交际影响的过程中，经交流渗透之后，融合交汇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美国华裔文化。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传承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又与中国文化不尽相同;既深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有别于典型的美国西式文化。
所以，为了铸造“华裔的美国身份”的需求，近年来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关于华裔文化身份的探讨和研究;无论是在华裔文学创作，还是相关的批评领域，华裔文化身份的研究都受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支，华裔美国文学近年来已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一支独秀。[1]
华裔文学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华裔作家水仙花。对华裔文学及华裔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生民视角研究，生民视角是美国华裔作家通过界定、书写和明确美国华裔的身份，以便对抗东方主义主流话语强行赋予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形象，如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华裔作家之一，赵健秀就是这种研究观点的支持者，另一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马克辛·金斯敦）创作的主要作品《中国佬》也表达了这种思想;第二，民族视角研究，后现代理论主义的发展推动一部分作家把美国华裔界定为“民族主义美国”范畴之内的少数族裔之一;第三，全球视角研究，学者们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如黄秀铃的《非民族主义化再反思：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亚裔文化批评》等。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
如作为美国华裔作家代表之一的谭恩美，其成名作《喜福会》更“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2]。
《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是四对美籍华裔母女。四位母亲因种种原因，移民到了美国。出于对故乡的怀念，她们组织了名为“喜福会”的聚会，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做东聚会。
然而，离开了中国土壤的这四位母亲，却没能在内心深处接受美国文化，反在中美双重文化的不断撞击下，发现自己变成了处于夹缝状态的边缘人。所以，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母亲们就不得不做出“‘最优策略均衡’：一方面坚持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刻痕在这些母亲们身上越来越深”[3]。
在发现夹缝身份之后，母亲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希望女儿在承袭中国传统美德和精神的同时，能把“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性格”“完美地结合起来”[4]（p275）。
然而，持美国价值观的女儿们，却不断地和母亲们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既有女儿对母亲教育方式的反抗，也有母亲女儿婚事的介入。如果说母亲们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女儿们代表的即是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下产生而出的美国华裔文化。女儿们亦是艰辛的，为了适应两种文化在她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们不得不保有“两张面孔”[4]（p274）——一张中国面孔，一张美国面孔。同时拥有“两张面孔”就意味着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下，她们经常是“看上去这样，而实际上又是那样”[4]（p289），成了表里不一的人。
因为，这些女儿们作为第二代华裔的代表，因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同化，所以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和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着第二代华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导致他们理解与认知的实际上是从美国文化视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
如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创作的作品《女勇士》中，就出现了将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相混淆的场景，这即是体现了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文化记忆的混乱与误读。
华裔自从离开中国，就已从自己本身的中国原文化中被连根拔起，但如果被拔起之后却不能在美国的异文化土壤中接受移植，华裔和华裔文化就会因无法寻到自己的“根”而导致枯萎。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要适应美国异文化的土壤，不能水土不服;同时又要延续自己本源文化的优势，如此方能达成两种文化在自身的融合，而不至于在文化归属性上缺乏明确指向，同时被中美两种文化都排除在外;不至于在探求自身主体性时感到迷惘，觉得无论中美哪种文化都是自己的桎梏，从而被压抑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无法成长。
因此，为了生存与发展，两种文化在冲突之后，开始达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些理解：如母亲孙林冬从完全不同意女儿与美国人结婚、到后来也接受了女儿的第二次婚姻仍然找了个美国人作丈夫;同时，女儿钟韦弗利亦愿意开始了解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愿和母亲“把所有分歧都抛在身后，一起登上飞机……从西方飞向东方”[4]（p196）。
“从西方飞向东方”，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在冲突和交际之后，开始了它们的融合。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传播越来越快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美国文化受美国华裔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文化的双向转移，即不仅是从美国到中国，同时还有中国到美国的影响。因此，华裔文化在美国的发展，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年03期.p.86-92
[2]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06期.p.50
[3]易红.《喜福会》中文化身份寻求的博弈论解释[J].电影文学.2009年18期.p.107-108
[4]谭恩美著.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文中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_括号内为引文页码。
关键词：华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化;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9-01
学者徐颖果指出：“华裔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是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文化的种种冲击，而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互交际影响的过程中，经交流渗透之后，融合交汇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美国华裔文化。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传承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又与中国文化不尽相同;既深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有别于典型的美国西式文化。
所以，为了铸造“华裔的美国身份”的需求，近年来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关于华裔文化身份的探讨和研究;无论是在华裔文学创作，还是相关的批评领域，华裔文化身份的研究都受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支，华裔美国文学近年来已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一支独秀。[1]
华裔文学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华裔作家水仙花。对华裔文学及华裔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生民视角研究，生民视角是美国华裔作家通过界定、书写和明确美国华裔的身份，以便对抗东方主义主流话语强行赋予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形象，如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华裔作家之一，赵健秀就是这种研究观点的支持者，另一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马克辛·金斯敦）创作的主要作品《中国佬》也表达了这种思想;第二，民族视角研究，后现代理论主义的发展推动一部分作家把美国华裔界定为“民族主义美国”范畴之内的少数族裔之一;第三，全球视角研究，学者们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如黄秀铃的《非民族主义化再反思：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亚裔文化批评》等。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呼吁将华裔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
如作为美国华裔作家代表之一的谭恩美，其成名作《喜福会》更“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2]。
《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是四对美籍华裔母女。四位母亲因种种原因，移民到了美国。出于对故乡的怀念，她们组织了名为“喜福会”的聚会，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做东聚会。
然而，离开了中国土壤的这四位母亲，却没能在内心深处接受美国文化，反在中美双重文化的不断撞击下，发现自己变成了处于夹缝状态的边缘人。所以，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母亲们就不得不做出“‘最优策略均衡’：一方面坚持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刻痕在这些母亲们身上越来越深”[3]。
在发现夹缝身份之后，母亲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希望女儿在承袭中国传统美德和精神的同时，能把“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性格”“完美地结合起来”[4]（p275）。
然而，持美国价值观的女儿们，却不断地和母亲们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既有女儿对母亲教育方式的反抗，也有母亲女儿婚事的介入。如果说母亲们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女儿们代表的即是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下产生而出的美国华裔文化。女儿们亦是艰辛的，为了适应两种文化在她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们不得不保有“两张面孔”[4]（p274）——一张中国面孔，一张美国面孔。同时拥有“两张面孔”就意味着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下，她们经常是“看上去这样，而实际上又是那样”[4]（p289），成了表里不一的人。
因为，这些女儿们作为第二代华裔的代表，因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同化，所以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和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着第二代华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导致他们理解与认知的实际上是从美国文化视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
如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创作的作品《女勇士》中，就出现了将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相混淆的场景，这即是体现了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文化记忆的混乱与误读。
华裔自从离开中国，就已从自己本身的中国原文化中被连根拔起，但如果被拔起之后却不能在美国的异文化土壤中接受移植，华裔和华裔文化就会因无法寻到自己的“根”而导致枯萎。因此，美国华裔文化既要适应美国异文化的土壤，不能水土不服;同时又要延续自己本源文化的优势，如此方能达成两种文化在自身的融合，而不至于在文化归属性上缺乏明确指向，同时被中美两种文化都排除在外;不至于在探求自身主体性时感到迷惘，觉得无论中美哪种文化都是自己的桎梏，从而被压抑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无法成长。
因此，为了生存与发展，两种文化在冲突之后，开始达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些理解：如母亲孙林冬从完全不同意女儿与美国人结婚、到后来也接受了女儿的第二次婚姻仍然找了个美国人作丈夫;同时，女儿钟韦弗利亦愿意开始了解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愿和母亲“把所有分歧都抛在身后，一起登上飞机……从西方飞向东方”[4]（p196）。
“从西方飞向东方”，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在冲突和交际之后，开始了它们的融合。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传播越来越快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美国文化受美国华裔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文化的双向转移，即不仅是从美国到中国，同时还有中国到美国的影响。因此，华裔文化在美国的发展，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年03期.p.86-92
[2]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06期.p.50
[3]易红.《喜福会》中文化身份寻求的博弈论解释[J].电影文学.2009年18期.p.107-108
[4]谭恩美著.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文中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_括号内为引文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