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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幸存的孩子，其他孩子或夭折或下落不明。其实，贺子珍的长女尚在人间，她还两次欲认回这个孩子。但直至其离世那一刻，都没能达成这个心愿。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孩子刚出生便拱手让人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托人四处打听女儿下落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杨月花就是毛金花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
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胎记”助真相水落石出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给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
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母女最终没有如愿相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先前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
孩子刚出生便拱手让人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托人四处打听女儿下落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杨月花就是毛金花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
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胎记”助真相水落石出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给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
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母女最终没有如愿相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先前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