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整个德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低落气氛和混乱局面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逊位了，俾斯麦一手打造的绝对君主制走到了终点，以普鲁士王国为主导的德意志帝国艰难地开始探索共和道路，政治上极右和极左两端都试图从乱局中捞到自己的资本。
　　然而在这个政治上混乱的时期，德国现代文化走向了高峰，德国的音乐、戏剧、电影、文学和建筑设计都达到二战前的高潮，在世界上占据了前沿地位。

为平民服务的包豪斯

　　旧的制度衰败了，新的制度和新的做事方式在挣扎中慢慢树立。1919年4月，在被称为德意志文化精神故乡的魏玛，出现了一座这样的建筑物：它的外墙没有任何装饰，所有线条都是直来直去的，除了房子该有的基本功能之外，它没有彰显任何风格。
　　而这种貌似没有风格的风格，也就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了。这座建筑是德国建筑设计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办的“包豪斯学校”的第一座校址。在今天看来无趣乏味的这种方形建筑，在当年可是建筑领域革命性的突破。
　　这种旨在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建筑风格，实际上象征了当时的左翼设计师和活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期盼的一种完全与过去挥别的世界观。在这种极其简约的建筑物里，所有阶级出身背景被抹平。身无分文的农民子弟或者漂泊在大城市的无业人员，都能够在这座建筑学校里，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这种极其简约的建筑物里，所有阶级出身背景被抹平。

　　早在1906年，格罗皮乌斯就曾经尝试为一家企业设计一栋造价低廉的工人宿舍。这也成为了他为工人阶级生活创作建筑物的第一次尝试。在20世纪初大规模工业生产刚开始的年代，格罗皮乌斯的工人阶级建筑理念，的确有存在的必要条件。

　　格罗皮乌斯设计出第一栋工人宿舍后的一年，德国在1907年开始组建“德意志制造联盟”，把工業、手工业、设计和艺术类的“领军人物”带到一个共同的“战线”上，实现整个制造产业的标准化目标。“制造联盟”的建筑师成员们认为，只有标准化的建筑才能够让社会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建筑使用权，尽可能削弱特权，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阶级和谐的社会。
　　包豪斯所追求的建筑设计风格，似乎过于统一化，与德国一战后二战前的表现主义风格截然相反。当时在德国社会急速标准化、阶级分野愈加明显的大背景下，表现主义作为主观意志被投射在客观物体的形态上，造成建筑物、人物表情、造型都被思想观念极端扭曲。这种风格实际上类似被浪漫主义理念推向极致的戏剧和绘画，正好是对机械化社会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就好像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电影《大都会》那样，尽管大规模工业生产看起来很先进，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和剥削，依然跟原始社会没有什么两样;那些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机器在失去控制的时候，变得跟丛林里的吃人猛兽没有区别。

被排挤打压的包豪斯

　　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魏玛文化》中所言，无论是表现主义还是包豪斯的现代主义，其信奉者都是原先帝国统治下的边缘人群。随着德意志帝国覆灭，新的共和制度形成，这些“边缘外来者”在文艺和学术领域，才能无拘无束地在一些德国的大城市，比如柏林等工业重镇迅速发展。
　　然而历史最矛盾之处是，德国在一战后获得了共和制度的外表，但掌握实权的还是普鲁士遗留下来的军人阶层和一成不变的贵族。左右两派的大量政党拥有私家武装，他们在街头横行械斗，让国会议政变得形同虚设。
　　一战后德国突然冒出的议会政治，跟英国漫长历史里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很不一样。这套制度在当时的德意志社会，根本毫无根基。军人阶层看不起民选政客，平民觉得国会议政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好几百年来一直与现实政治绝缘的德意志学者，则更倾向于研究纯专业问题，对公共议题毫无兴趣。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在短短15年里更换了17个政府内阁，眼花缭乱的政局让不满者越来越多。

　　在包豪斯学校看来，艺术与政治息息相关。接替格罗皮乌斯出任包豪斯学校校长的汉斯·麦耶，更加热衷于现实政治与学校教学管理的结合。学校迁移到德绍，也就是在这里世人记住了包豪斯最重要的地标式建筑：灰色的外墙、几何形的落地玻璃窗，成为了“包豪斯”的典型符号。麦耶比起格罗皮乌斯更加左倾，他相信大众文化的力量，相信集体创作而不是个人天赋。
　　包豪斯风格的最大敌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早在纳粹上台前，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就多次在德绍干扰包豪斯学校的运作。麦耶过于激进的左翼思想，以及他试图只保留建筑设计的功能性，而否定一切美学判断，也造成了包豪斯的内部分裂。
　　从包豪斯学校离开后，麦耶来到苏联，参与了不少城市建设的设计。实际上，即使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对这种完全没有美学符号的建筑风格产生不了好感。只是在斯大林死后，包豪斯风格才在那些为了安置诸多平民而大规模修建的水泥公寓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
　　进入20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态急速恶化。纳粹党在德国多个城市执政，德绍的市议会在1930年被纳粹党控制，于是开始了关闭包豪斯学校的计划。包豪斯学校不得不迁址柏林郊外一所废旧工厂。在纳粹党全面执政后，包豪斯学校更是因为强烈的左翼色彩而遭到全面禁止。

二战后的开枝散叶

　　即使在二战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也不喜欢包豪斯风格。这位保守的天主教老人，更加推崇有历史和装饰元素的办公大楼。战后的西德联邦政府选址在波恩，阿登纳总理府还是那种传统老贵族的别墅，当然也少不了那个他最钟爱的玫瑰园。直到社民党执政后，联邦总理府才从那栋古色古香的别墅中迁出，搬到透明、冰冷的新地址。
　　除了在德国，包豪斯学校的子弟还漂洋过海，在美国的大城市开枝散叶，成就了众多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玻璃钢筋水泥大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城市都吸收了包豪斯的简约建筑元素养分。从西伯利亚工业城市的冰冷郊区，到美国西岸阳光下的玻璃商业大楼，包豪斯的设计风格占据了城市的天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