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 象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大学士朱赓府邸门前不知何时被人扔下了一本小册子。拿到书后，朱赓匆匆一翻，顿时脸色大变，惊慌之下，迅速入宫进呈神宗。神宗阅后，同样怒不可遏，当即下令严查该书作者。而此时，这本题着“续忧危竑议”五个字的“妖书”早已“一夕之间自宫门迄于衢巷皆遍”。
　　那么，这本书究竟说了什么，以致上到皇帝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为之震动？原来，书中所论，正是当时朝野上下争执不已的太子册立之事，也就是所谓“争国本”事件。这篇只有三百多字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警训：神宗虽不得已而立太子，但由于宠爱郑贵妃，将废太子而立福王，而促成此事的，则是以朱赓为首的一干奸臣小人。
　　看到此書，神宗不能不想到发生在五年前的另一桩“妖书”事件。当时，由于神宗迟迟不肯册立太子，群臣反复劝谏无果，众议汹涌，一本题为《忧危竑议》的小册子骤然出现，书中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暗喻神宗之所以不立太子，乃是意属福王之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神宗迫于群臣压力，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原以为事情就此停息，孰料才过两年，此事又被翻起，甚至愈演愈烈，议论更加出格，怎不令他震怒？
　　整个晚明，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治谣言迭起的年代。这些谣言，有的危言耸听、操弄黑白、不难辨明，也有的虚虚实实、捕风捉影、真假莫名，致使朝政失纲、人心不稳。政治谣言自古有之，但像晚明这样泛滥，却是无出其右。
　　大致地说，万历年间的政治谣言有这么几种。
　　一是士人笔记。明代士人的笔记，品种数量都超过唐宋，至于议论时局政事之大胆，更是前所未有。例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皇帝由于酷虐无度，险被宫女缢杀，如此丑闻正史自然讳莫如深、一笔带过，而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却详尽叙述其始末，丝毫不给皇帝颜面。
　　二是街谈巷议。正如曾在万历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所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 扺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说到这，不能不提到一个特殊群体——“山人”。晚明的山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幽客，而主要依附奔走于达官贵人门下，成为官场的边缘人群。这些人往往受所事官员指使，四处散播谣言，有的甚至利用谣言敲诈要挟官员，以至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朝廷特别下令，“其皇城门禁著申饬稽查，匿名文书依律不许受理，山人、术士、罢闲官吏，严加驱逐缉拏，毋容宽纵”。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山人在政治谣言传播中的恶劣作用。
　　三是官员回忆。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回湖北江陵葬父，经过河南新郑，专程探望了罢黜在家的原首辅高拱。二人相见潸然泣下，感慨不已。万历六年（1578年），高拱去世。可能在张居正心中，他们这一对由政坛宿友变为宿敌的恩恩怨怨从此可以落下帷幕了，但他不会想到，一年前那感人的场景或许只是高拱出色的“表演”，就在被逐归家的这一段时间里，高拱愤愤写下《病榻遗言》，其中以“矛盾原由”为题详叙其被张居正、冯保联手驱逐的经过，更以“毒害深谋”为题记录了张居正欲借“王大臣案”置其于死地的阴谋。全书充满了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其中虽有不少片面之词甚至不实之处，但由于高拱的特殊身份，此书一经刊印，便迅速流传。宫廷斗争的波谲云诡，当朝大臣的尔虞我诈，在书中详尽描绘、纤毫毕现。
　　四是大臣奏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治谣言的泛滥，一些大臣在其奏疏中也毫无顾忌地予以引用，正如《明神宗实录》所指出，“迩来章疏衍漫，务为攻讦，而谑语隐词，尤非对君之体”。所谓“谑语隐词”，无疑就包含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言流言甚至谣言。
　　根 源
　　如前所说，政治谣言自古有之，但晚明政治谣言的泛滥，却有其特殊的生长土壤。一是政治的不透明。中国古代上层政治特别是宫廷秘辛历来被统治者所遮掩，莫说寻常百姓，就是中下层官僚，也难以一窥真貌。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谣言无疑极大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并成为其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谈资。二是党争的推动。政治谣言的本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在万历时期大面积出现，说明斗争各方愈来愈重视运用舆论的力量向对方施加影响，即所谓“奸党仇家，惯造蜚语”。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