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个月（8月份），中美之间的互动比较频繁。有两国高官面对面的会谈，也有双方外交部门负责人之间的通话。有两国海上军力在相关海域“展示力量”，也有中美防务部门的首次通话。如果对比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情况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互动的形式更加多样，频率也更高；另一方面，虽然拜登政府还有明显的“对抗”冲动，但总体上开始偏向于沟通和对话。
　　表面上看，这些变化似乎没有超出拜登政府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的逻辑。但真实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更大的可能性是，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在“碎步向前”。“向前”指的是他的对华外交行为，开始出现朝着理性方向迈进的苗头。这一点与王毅外长所说的“重回正轨”有一定的交集。但是，拜登政府现在迈出这一步，与其对华战略设计的本意有相当距离，甚至可以说有相当成分的“情非所愿”。这就是为何拜登在迈“碎步”的重要原因。

系统过载

　　预判拜登政府对华外交走势，除了中美双边视角，还需要有“美国视角”，即美国政治精英们眼中的整体外交挑战，以及表现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具体来说，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全球任何一个地缘政治热点，都可能与美国的外交利益扯上关系，无论是主动介入，还是身不由己。这种外交利益“无限延展”的特点，不可避免会对拜登政府外交的着力方向造成“干扰”。
　　另一方面，对于中美双边之外的外交问题，拜登政府应对和处理得如何，与其对华外交之间可以说会呈“线性”关系。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拜登政府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在全球范围内有限收缩，以集中精力应对中国。这样的战略意图能否如其所愿，或者说有多大成效，将直接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在这个问题上，突如其来的阿富汗变局及其后续，“意外”地成了检验拜登政府战略意图和效果的绝佳样本。
　　8月31日，拜登在白宫发表了关于阿富汗的演讲，宣布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他用了不少篇幅为美国撤军辩护，拜登说：“我们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空运之一，超过12万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区。”这样的自我表功，显然不会有什么政治加分。从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人员进入喀布尔，到8月31日拜登发表演讲，撤离行动如果要找“亮点”，只能算到美国飞机的运输能力头上。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的外交能力，已经被定性为失败，而且是灾难级别的。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8月18日发表在《经济学人》杂志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随着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美国支持的政府倒台后导致的绝望的阿富汗人争相逃离喀布尔的恐怖画面，预示着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这件事反映出的真相是，美国时代的终结，已经提前到来。”预言过“历史终结”的福山，再次作出“终结”的预言是否靠谱暂且不说，但至少他点出了拜登政府外交上的“灾难性失败”。
　　拜登并不想让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他不仅声称“美国回来了”，而且还要再次领导世界。拜登政府的外交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领导世界”过程中出现的这次外交失败，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就提上了美国外交议事日程。酝酿多年的撤军，以近乎仓皇逃离的方式收场，绝不是用情报失误、决策失误、组织不力可以解释清楚的。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美国这部超级大国机器，已经出现“系统过载”，即它的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越来不匹配。

　　福山所说的美国时代终结，可能已经发生，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美国这部超级大国机器，已经出现“系统过载”，即它的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越来不匹配。与阿富汗撤军乱象几乎同时出现的，是美国主导的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8月3日至27日）。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上次召集这么大阵势的军演，还是里根政府时期的1981年。但是，时移世易。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9月1日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事实上也点出了如今的美国已经“系统过载”。他写道，“相比于1980年代，美国军事力量缩水与老化严重。美国空军还能维修和驾驶已惊人地服役70年的B-52轰炸机多久？这些飞机比美国空军所有现役军人都要老。”肯尼迪认为，由于美国国防部定期向全球各个地区部署军舰，美国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履行其诸多全球承诺。

碎步向前

　　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需要放在美国“系统过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重要意图之一，是为了缓解“系统过载”问题。比如，拜登在关于阿富汗的演讲中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我们正在处理与俄罗斯在多条战线上的挑战。”但是，国家对外战略资源的调配，并不像搬运工搬运货物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说，拜登政府推行对华外交过程中，“系统过载”问题将如影随形。
　　今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美方看似主动，实则被动；拜登政府看似运筹帷幄，实则信心不足。今年3月下旬的中美安克雷奇会晤，美方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四个月后的7月下旬，拜登才派高官赴华促成了中美第二次直接接触。而在那4个月时间里，拜登政府在亚洲、欧洲方向开展了所谓的联盟外交。而这些外交行为，几乎都指向为战略竞争布局。
　　阿富汗的变局，客观上暴露了拜登政府“运筹帷幄”的底色。对于安克雷奇会晤，舆论聚焦在中美针锋相对上，但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那次会晤上，中方曾向美方提出交换关于阿富汗的信息，但美方未予回应。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那时中美就展开协调，美国的撤离或许不至于如此不堪，至少会多一些可控或危机管理的空间。阿富汗塔利班人员8月15日进入喀布尔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不到两周时间里，两度致电中国外长王毅，主动沟通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在两次与王毅的通话中，布林肯都肯定了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积极角色，也对中美关系做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少见的积极、正面的表态。比如，他在8月16日的通话中说：“阿富汗局势演变再次表明，美中以建设性、务实方式就地区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十分重要。”尽管布林肯两次主动致电，是在紧急事态下有求于中国的单一外交行为，但如今美国所面临的外交麻烦不只有阿富汗，中国在美国应对外交挑战中的合作者的维度，是一个现实存在。
　　中国的这种“现实存在”，是八月下旬、九月初中美沟通变得频繁，拜登政府开始主动给两国紧张关系踩刹车的重要原因。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报告”非机密版摘要，结论是无法确定是“实验室泄露”还是“自然起源”。这项明显带有政治企图的评估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客观上传递出这样的政治信息：拜登政府在给中美紧张关系降温。布林肯在8月29日与王毅的通话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指责任何国家。”这样的表态是辩解，也是在找台阶。
　　据外媒报道，8月27日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结束的那一天，美国国防部一名高官与中国军方，通过两国军事热线举行了“保密视频会议”。这次聚焦风险管控的会议，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国防部门首次对话。以国际政治常识来看，安全问题向来都是大国互动中最为敏感、沟通排序上排在靠后的领域。在此之前，中美外交、经贸部门的负责人，都有过电话或面对面的沟通。所以，中美国防部之间的沟通，可能是两国关系“止跌”的重要信号。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以来中美关系任何一个缓和迹象的出现，主要原因都不是拜登政府主动为之。如果要从美方找原因，那也是拜登政府在“系统过载”压力下被迫而为，在认识到中国建设性作用情况下的不得不为。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8月31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有人认为，中美合作面越来越窄，竞争对抗已经占据主导，这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严重误判。”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秦刚这番话既点出了问题，也指明了答案。

中国的这种“现实存在”，是八月下旬、九月初中美沟通变得频繁，拜登政府开始主动给两国紧张关系踩刹车的重要原因。

　　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碎步向前”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中国外交的积极作为。8月31日至9月3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会谈。这是今年4月后克里再次访华，两次都是“应中方邀请”。最近一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视频会见了克里。细心的人会发现，这是今年以来，中方对美方高官最高礼遇的“接待”，充分体现了中方的合作诚意。

不确定性

　　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拜登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外力”。这样的现状意味着，拜登政府今后的对华外交行为，还有可能“向后退”。根本的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对华外交背后的冷战思维。作为拜登政府外交的掌門人，布林肯人生中撰写的第一本书，是1987年的《联盟对联盟：美国、欧洲和西伯利亚管道危机》，主要内容就是探讨如何以联盟的方式赢得与苏联的冷战。如今拜登政府所谓团结同盟的外交，或多或少都有布林肯的影子。
　　更为关键的是，冷战思维绝非“个人因素”使然，某种程度上说来自美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群体焦虑”。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瑞恩·哈斯曾撰文称，美国政界近年来过于关注和夸大了中国的优势，陷入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斯莱辛格所说的“巨人恐惧症”，而这又往往会造成观念上的偏颇和扭曲。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说，美中“接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未来的态势并不明确。事实上，“不明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还没有走出“扭曲”。
　　拜登政府在缓和对华关系上“迈碎步”，说明美国政治精英们对中国的认知被战略竞争“一叶障目”，对新冠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地区热点等诸多有合作需求领域，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是鸵鸟心态。这也是一种观念上的“扭曲”。秦刚在上述演讲中说：“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在赌美国输，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这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判。”美方能否走出“扭曲”，是中美关系能否“正常”的前提之一。
　　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拜登政府还在坚持所谓的“竞争、合作与对抗”三分法。这种外交策略，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正如王毅外长在与克里的视频通话中所说，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