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作家李佩甫在其作品《城的灯》《生命册》中述说了“乡下人进城”的辛酸，以及在身份蜕变过程中上演的一出出悲剧，表现出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家以敢于担当的气魄，勾勒出从农村进入城市中的中原人身份蜕变过程中面临的精神上的苦难，在忧伤而又温情的叙事中，传达出社会的主导型渴望。
　　关键词：李佩甫；城的灯；生命册；乡下人进城；苦难
　　《城的灯》和《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的两部作品。“平原三部曲”凝结着李佩甫对于中原人精神根性的把握和对其精神现状的思考，展现了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原人的变与不变，揭示了中原人进入“现代”的艰难与复杂[1]。作家夏榆谈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说：“社会现实是我们存在的场域。了解和认识社会现实，熟悉它的运作方式，洞察它的内在构造和肌理，是写作者必须做好的功课。写作是个人的，也应是公共的，当个人的写作具有公共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会有不同的显现[2]。”李佩甫就是这样一贯坚持以自己的创作深度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家。面对乡下人进入城市这一现象，李佩甫以作家的良知为这一群体代言，其小说《生命册》和《城的灯》为我们展示了一出出乡下人进城演绎的人性异化的悲剧，小说中构建出的社会现实，使我们不得不直面城市化过程中的冲突与困境。这样带有某种社会特征的艺术形象，为我们传达了苦难伤痛中的现代渴望。
　　20世纪，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对立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这种区域化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一道奇异的风景。乡下人进城，不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心灵的蜕变，生存于不同空间的主体，怀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心态，不断进行着价值观、文化观的历练与更新，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痛苦的。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其身体和精神遭遇现代化的侵袭，这一现象折射出时代的复杂性。
　　“在乡下人艰难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民式的坚忍与难以承受的境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巨大的情感、精神领域 [3]。”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在作家的作品中以其文本形式独特地抒写了这一背景下农村向城市的过渡，祖祖辈辈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纷纷开始进入城市追寻梦想，寻求新的生存方式。这种艰难历程，被这家描写得淋漓尽致。《城的灯》就讲述了冯家五兄弟在苦难与欲望中挣扎的故事，作家所构筑的独特“围城”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而《生命册》则讲述了城市和乡村的种种乱象，作家以吴志鹏作为串场人，在现实和回忆中追溯了从穷乡村到大都市人物精神的裂变。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均是背负着黄土地的背景，带着农民式的坚忍在城市中展开属于他们的奋斗史。
　　一、《城的灯》——精神原乡的无可皈依
　　《城的灯》通过冯家昌在城市中艰难“往上爬”的人生历程，表现了城与乡、灵与肉的冲突。一个家庭的长子，往往意味着要肩负更大更重的担子，这份重担就落到了冯家昌的头上，而那一年，他才九岁。“一棵会跑的树”让他懂得了生存哲学，首次认识到权势的威力，“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则使冯家昌明白生活困苦，这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家里困顿得没有鞋穿，他便在脚上扎十二颗蒺藜，磨练吃苦的精神。这样的生活在锻炼了他坚强意志的同时，也是他以后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动力。爱情对于冯家昌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偏偏命运垂青于他，村支书的女儿刘汉香被他的坚韧所吸引并主动向他示爱。他们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私定了终身，但是冯家昌更多的是自卑，他并没有因为爱情得到垂青，而是受到村支书刘国豆的专制。但是，又使他因祸得福地踏进了军营的大门。支书给他的最后通牒是：必须在部队混成“四个兜”的干部才能与刘汉香成婚。在军营里，和他有相似出身的连长给了他在部队晋升的三个锦囊：忍住，吃苦，交心。“忍住”成了他进步的“绝招”，“吃苦”成了他晋升的“秘诀”，“交心”使得他真正地脱胎换骨。把心交出去，也就是“脱光了自己”，“交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人细致、让人周密的过程；也是一种在漂洗中钝化、成熟的过程。一个不断地在心上上光、打蜡的人，怎么能不坚硬呢？”[4]于是，他成熟了，他运用智慧，精明的技巧、策略来改变命运。他各方讨教交心，成功地“插上小旗”娶了高干子弟李冬冬，又不断地向刘汉香发出“等着我”的信号。在李冬冬的家里，冯家昌再次受到了审视。他在这里被“城里人”审视，接受着城市的苛刻与挑剔。结婚以后，撒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虚伪成了他漂亮的包装，陷害同事、要挟岳父、夫妻双簧则是他更趋成熟的表演。到城市以后的冯家昌，身上多了狡猾、虚伪。多年后冯家四蛋首次回乡的夜晚，在麦垛上“今生今世，他们是无家可归了[5]”的惨白觉醒，更是将冯家昌的精神世界彻底毁灭了。他为了留在城里，抛弃了帮他顶立门户的刘汉香，成了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但是，我们在苛求冯家昌的同时，更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使他变成这样？如果他放弃了李冬冬，也就是放弃了晋升之路，等待他的只有再次回到乡下，过以前那种困顿拮据的生活。作为冯家长子，冯家昌身上的责任感和振兴家业的强烈使命感，迫使他违心地选择出卖自己的灵魂与道德，向城市妥协。他必须把自己“日弄”出来，把家里的其他四个蛋儿“日弄”出来。冯家昌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出卖灵魂为代价，才完成了这个使命。
　　英国文论家斯玛特曾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对灾难反抗，陷入悲剧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总有一种反抗[6]。”冯家昌身上的这种反抗虽然还没上升到悲剧的崇高感，但这种抗争不仅仅显示了一种坚忍的个人品质，还显示了人性的高贵与尊严，这种尊严是最宝贵的，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其剥夺的。在《城的灯》结尾，冯家昌带领下的冯家四蛋最终成功挺进城市，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功，但他们以丧失人格为代价的物质成功背后，是精神沦丧的悲剧。冯家昌的悲剧不是个体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现实中，像冯家昌一样毫无仰仗的农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大多逃脱不了人格背叛的宿命，他们挺进城市的历程，大多是一曲人性的悲歌。但他们在抗争中显露出的超强的忍耐力、抗争力以及超常的精神风貌所融汇成的时代悲剧，才是这部作品的最美之处。 　　二、《生命册》——身份蜕变的苦难悲歌
　　《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努力，终于在城市扎根，并得到了别人的尊敬。他不想再跟生养自己的村庄有任何关系，他选择逃离。但是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各种无奈与悲凉只有自己心里清楚。《生命册》中的另一主人公骆驼，跟吴志鹏一样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他身上体现了李佩甫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这一问题的思考。骆驼虽然天生残疾，但生理上的缺陷并没有成为他成功道路上的羁绊，带着西北人特有的血性与粗犷，他凭借过人的胆识，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而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展现。在现代欲望的诱惑中，骆驼不择手段地追求物欲的满足。他在股市中一次次冒险，积累下上亿资产，可他仍然不满足现状，开创双峰公司，促成厚朴堂上市，他的欲望一次次的膨胀，最终不堪身体的疲惫及精神的重负，选择跳楼自杀，以死来结束无止境的欲望的折磨。从骆驼身上我们看到，城市文明在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使得人的欲望无限扩大，以致人迷失在欲望的海洋中不可自拔，陷入精神世界的苦难。
　　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通过背弃自己的村庄，完成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身份蜕变。他们人性中有共通之处，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他们在城市巨大的欲望之躯下被碾轧成碎屑，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虽然背叛中带着无奈，带着精神上的痛苦，带着良心上的谴责，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为了成为城里人，他们在城市的灯火中选择了转身，把生养他们的村庄留在身后。背弃乡村的姿态，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楚，在城市中无地栖息的灵魂，召唤着他们回归故乡，但回去才发现，自己魂牵梦萦的村庄，早已今非昔比，已经漂泊的灵魂，终将继续在城乡之间游荡，无所皈依。
　　李佩甫在小说《城的灯》和《生命册》中，以出神入化的笔调，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层，为我们展现了“乡下人进城”这一群体身上正在发生着的身份认同的尴尬和精神上的苦难。他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探索时代巨变带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冲击，通过冯家昌、吴志鹏、骆驼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建构，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此引领我们透视时代，检验人的精神世界。李佩甫以严肃的态度，以小说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言论，力图纠正社会的偏差和不公。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中原人人性中善良、坚忍的一面，显示了其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张维阳.论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小说评论[J].2013，（2）：91-96.
　　[2]纳兰妙殊等.全民写作时代的散文[J].人民文学，2012，（3）.
　　[3]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
　　[4]汤学智.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1978-1999年）[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1995.
　　[5]李佩甫.城的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6]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郑瑞娟，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