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做检讨的”
　　1949年3月25日晨，党中央迁入北平，下午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时近中午，周恩来找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扬帆，想了解西苑机场警卫布置情况，可一连问了数人，都说没见到他。
　　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批评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其实扬帆一到颐和园就扎进了厨房。因为他并未忘记，去年毛泽东到阜平城南庄，敌特就企图往毛泽东食物里投毒，结果未能得逞。特务又给敌机指示目标，而使毛泽东住处挨了炸弹。这次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北平，当时北平刚解放，敌特还没有肃清，扬帆怕出现“意外”和“万一”，为此，他对厨房里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检查，从做饭到开饭，盯得很紧，一时半刻也没有离开厨房。扬帆受到了批评，又不便向周恩来解释，只好默认了。
　　下午，中央首长前往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泽东的小车、刘少奇的小车……共11辆。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以便同后面的车队拉开距离。没想到，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未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着疾驶在蜿蜒山路上。这一列车队到达香山脚下停下后，周恩来叫住了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扬帆还是默不作声，不作任何申辩。
　　周恩来后来了解了这些情况，他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做个检讨。”秘书在一边听后连忙说：“周副主席你工作那么忙，这件小事，将来见面的时候我与他说一声就行了。”周恩来却认真地说：“那怎么行？我当面错误地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当面去向人家作自我批评。”
　　于是，在一个夜晚，周恩来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做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扬帆听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做检讨呢？”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
　　最后，周恩来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
　　“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周恩来也是个人嘛”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做报告。当中他严厉地批评了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影片《翠岗红旗》去东欧某国参加国际电影节。该片在竞选放映时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轰动效应，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如此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细述它不配获大奖的理由。各国评委对中方如此谦让的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直至目瞪口呆，慨叹实在不可理喻，令人费解。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周恩来发火后，强力自控了一下，停顿片刻后又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接下来，他详细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都是古建筑，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脱落了，窗户裂着大缝子，还是用纸糊着，光线又不足，夏天潮湿，冬天很冷，很有必要翻修一下。为此，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去请示周恩来提出修缮的问题，都碰了钉子。他说：“当年的袁世凯、段祺瑞都能在这里办公，而我们共产党人住进了中南海反而就要翻修，这不是自毁名声吗？”对于此事，周恩来逢会必讲：“贪大、求洋、讲排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坚持艰苦朴素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1959年初，周总理出差在外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就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于是，周恩来办公室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共同商量后，趁着这个空当把周恩来的住房略作修理，粉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更换了窗帘。
　　周恩来回京后，对此事非常生气，当即批评了管理人员，还责令办公室主任做了检讨。虽然他也知道工作人员是为他的健康着想，但他同样念念不忘“赴京赶考”的约定。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要求管理人员马上把所铺的地板和新装的窗帘统统换回原来的样子，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
　　事后，周恩来还主动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几次三番地做了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
　　德怀特·查平作为安排尼克松访华行程的特派先遣人员，像许多美国外交官一样，也被周恩来的风度深深折服，这方面，周恩来向美国代表团道歉的事令其印象深刻。
　　在尼克松一行参观明十三陵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在零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下，好多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精明的美国记者一眼就看出这些孩子是中方有意安排的，于是就此做了报道，说是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翌日，周恩来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外电消息得知此事，立即批评了有关部门。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还专门说到了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嘛！”当时尼克松听了十分感动，说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国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周恩来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嘴角抿紧，向里回抽。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听到这里，周恩来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簌簌地淌下来。他稍稍抬起头，泪眼模糊地凝望着会场，喉结使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了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啊……”他哽住了。他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滴落在了胸襟上。
　　1973年6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周恩来除主持会谈外还带病亲自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他陪同客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停下脚步，指着其中几句话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他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再次难过得流下眼泪。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揪心地自我批评道：“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这天晚饭，延安市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时，周恩来站起来，当着越南客人的面严肃、坦诚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回京后，周恩来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