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入夏以来，在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下，中国南北大地普降特大暴雨，内涝成灾，致使多座现代化大城市交通瘫痪、房屋倒塌……然而，就在这些大都市因洪涝灾害而损失惨重的同时，一些古城虽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却在暴雨的侵袭中安然无恙。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一些现代城市的排水防涝功能竟然不如古代……
　　事实上，“千龙吐水”仅仅是故宫复杂的排水系统的“冰山一角”。初建故宫时，工匠们经过一系列的精心测量、规划设计和施工，修建了一套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各个宫殿院落有明沟，雨水顺着明沟流到地下暗沟，明沟若遇台阶、墙等障碍物，则从其下开凿的“沟眼”穿过，进入暗沟。另外，故宫地面还广泛分布着“钱眼”——镂雕成明清铜币形状的方石板，地表雨水可由此直接流入暗沟。地下暗沟四通八达，雨水进入暗沟后，由支沟汇集到干沟，再经干沟排入内金水河，最后从东华门南隅的水闸排出故宫。
　　依靠这套独具匠心的排水系统，故宫保持着600年无一次雨潦致灾的记录，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事实上，在古代，不仅是象征皇权的故宫，就连普通百姓居住的城池，其排水系统也都体现出古人令人慨叹的智慧，赣州古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赣州古城位于赣江上游，该地区常发生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然而，赣州古城却号称“不会被淹没的城市”，当地人将此归功于古人留下来的排水系统——福寿沟。赣州市博物馆文博专家万幼楠说：“福寿沟修建于900多年前，至今仍在有效运行，就算现在看来，都非常先进和科学。”
　　北宋熙宁年间，知州刘彝在规划赣州城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按照分区排水的原则，修建了福寿沟。福寿沟实际上是两条沟，全长12.6公里，走向蜿蜒曲折，因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而得名。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记载，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高1.6米，最小处宽、高各0.6米，地面上的雨水沿排水孔流进福寿沟，最终排入江中。当年，福寿沟的施工质量极好，虽历经千年却不曾坍塌，而即便是坍塌，也因其采用了砌砖的修建方式，维修起来十分容易。
　　得益于这套高效运行的排水系统，赣州的居民世代享受着“城外水灾泛滥，城内安居乐业”的特殊待遇。据专家测算，即使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四倍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流量，这套排水系统都可以应付自如，足见先人的前瞻性。
　　建城需要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一理念在中国排水防洪规划建设中影响深远。”中国建筑学专家吴庆洲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在古城防涝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故宫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北京北部为燕山，东部为渤海，地势整体为西北高、东南低，故宫在建造时就顺应了北京的地理特点，整体走势呈北高南低：北门神武门地平高标46.05米，南门午门地平高标44.28米，高差1.77米。这一坡降为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积水能自然排泄。而院落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样式，路面积水可借助地势流入遍布四周的排水明沟。
　　无独有偶，有着“千年不涝”美誉的赣州古城，在建造时也充分考虑了自然因素。唐朝末年，卢光稠趁乱起兵割据赣南，迎请当时的风水大师杨筠松修建城池，杨筠松考察之后特意建造了一座“上水龟城”，城形如龟，不仅风水寓意吉祥，而且可以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北宋时期，赣州知府孔宗翰用铁水浇固城墙石基，并将土城墙改建为砖石城墙，其防洪作用明显提高。 　　此外，赣州地势总体呈中间高、四周低，极像龟背，而刘彝修建的福寿沟犹如龟背上的纹路，充分利用了城市地形的高差，使城内各处积水可以自然流到出水口。福寿沟修好后，刘彝还利用江水的自然消涨，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借下水道的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的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防止江水倒灌入城。
　　武汉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武汉曾被称为“百湖之城”，城市水域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5%，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武汉湖泊总面积萎缩了将近70%，而萎缩的大部分湖泊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湖退城进，让如今的武汉每逢暴雨必成泽国。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古城。改革开放以来，赣州古城填壕建房，城外的护城壕塘被不断填塞，而赣州古城原本存在的上百个水塘，如今已所剩无几。这些填塘建房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大大削减了福寿沟作为城市排涝干道的功能。至于福寿沟到底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赣州城内的居民也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