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曾经是一个自觉于写作中悬置历史的小说家,他对历史做出过如下阐释:“所有的历史都只有一个真相,但之所以一代代人都在以各自的立场书写记录历史,是因为历史借助于人的公正性甚至是倾向性得以书写,容许改写,或者留下了改写的空隙,历史因此是有活力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不是空屁,但从某种意义上看,我认为它也可以是虚无的.”(1)也就是说,小说中呈现的过往时空,与其说是具有确定性的“历史”,毋宁说是个人对历史的记忆、倾向和虚构的“借尸还魂”,是我们通常而言的“历史叙事”,而非历史本身.所以,当以往的小说诸如《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米》等被冠以“新历史小说”的标签时,苏童并不认可,反而对评论界对其历史叙事的种种赋格和画像矢口否认,比如他对《我的帝王生涯》的严正声明和对《红粉》自出机杼的辩解.所以,当苏童宣称'《河岸》中应该有我对六七十年代的记忆“,”记忆的力量从来大不过虚构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被理性调整,甚至修剪“(2),我们似乎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相信,小说中的历史叙述具备的”深沉、混沌、神秘"的特点(3),可能正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