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邹韬奋第一次流亡海外前写下一段话：“我常勉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血腥的黑暗时代，如不为整个社会的前途努力，一个机关的内部如何充实，如何合理化，终不免要受黑暗势力的压迫摧残的。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做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的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正如茅盾所言，要邹韬奋在一个恶浊的社会中装聋作哑，“会比要了他的生命还难过”。他需要自由空气，要痛快地笑，痛快地哭，痛快地做事，痛快地说话。“他这样做了，直到躺下，像马革裹尸的战士。”
　　书香门第，家道中落
　　1895年11月，永安知县邹舒宇的第五个儿子邹国珍有了长子，他们给新生儿取名叫“邹恩润”。
　　邹恩润的祖父邹舒宇自幼贫困，多年苦读后于清咸丰十一年考中了拔贡，以七品京官分发到福建候补知县，先后任福建省永安县知县、长乐县知县、延平府知府。邹恩润的弟弟邹恩洵在回忆祖父时说：“我们的祖父由于苦读中了‘功名’做了官。他因为自己是穷苦出身，极力清廉自持，只以‘书礼传家’四个字作为他的心愿。”
　　嫁入这个书香门第的邹恩润的母亲也是大家闺秀，为浙江海宁查氏之后。邹恩润在《我的母亲》中曾写道：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娓娓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
　　此时的邹家，已经开始趋于没落，不复之前光景。作为长子，邹恩润在母亲身上看见了生活的艰辛。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
　　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
　　以书礼传家的邹家，日子再怎么辛苦，也不会耽搁了孩子读书事宜。邹恩润5岁由父亲邹国珍发蒙读《三字经》《孟子》，14岁考入福州工业学校。不久，邹国珍将他送至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邹国珍希望儿子“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恩润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
　　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而是走上了一条跟工程师完全没关系的新闻出版路。
　　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
　　出生在官宦之家的邹恩润，耳读目染之下，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课余时间，他常常阅读大量中外报刊，尤其醉心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上海《时报》上黄远庸（远生）的“北京通讯”。
　　一天，他看见《申报》副刊刊登了请领稿费的启事，不由萌发了投稿的念头。他利用自己中英文方面的优势，从事翻译和撰述，并且向《学生杂志》等刊物投稿。这段经历给了他不少经验：“我们要写自己所知道的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实践或经验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那时候，他就在心里认为“自己宜做一个新闻记者”。于是，24岁时，他由工科转向文科，从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二年级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
　　1922年，邹恩润通过自荐方式进入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职业与教育》月刊及《职业教育丛书》。这就是他说的“出了校门就踏上了编辑之路”。
　　1926年是邹恩润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恩润与沈粹缜完婚。他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花去了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他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我们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也是在这一年，长子邹家华出生后不久，邹恩润接替王志莘担任《生活》周刊主编，终于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
　　他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叫“韬奋”。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后来，因为他的主要著述及许多活动都用“韬奋”这个笔名，“邹恩润”这个真名知道的人反而不多了。
　　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邹韬奋接连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在《生活》周刊中写道：“本刊向来是注重社会问题而不谈政治，但是此次的奇耻大辱是因国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国人要获得正当的生存与向上的发展，非对此事有正确的了解与态度，努力雪耻，否则国且无为，何
　　有于生存，更何有于进展？”
　　此时的《生活》周刊，已经“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成为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因为言行不被国民党所喜，邹韬奋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出国避祸。
　　即使在国外，邹韬奋也没闲着。他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苏联和美国，写下了考察纪实著作《萍踪寄语》三集和《萍踪忆语》（1937年追记）及大量读书笔记。1935年6月，“新生事件”发生，《新生》主编杜重远被无理判处入狱。在美国的邹韬奋得知这个消息，提早回国。一下轮船，即赶往监狱探望杜重远。
　　不久后，他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
　　紧接着，“一二·九运动”爆发，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因为政治立场鲜明，加上大无畏的战斗风格，《大众生活》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刷新了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国民党自然不会按兵不动，他们一方面对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严格限制《大众生活》出版，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另一方面则接连派出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对于这些软硬兼施的行径，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
　　当《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国民党怕了。比起《大众生活》庞大的宣传力，他们顾不上舆论影响，强制查封了《大众生活》。
　　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他离开上海，跑到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实现了多年来想办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的愿望。
　　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
　　“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上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这是邹韬奋很出名的一句话，而他的一生，也印证了他的观点。
　　当时，许多知识青年读了他的文章和他编辑的报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来曾写过一封《致韬奋亲属的慰问信》，里面说，“在他（邹韬奋）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他曾被捕入狱，多次被迫流亡;刊物被国民党查封，他就再办一个;文章被扣发了，他就重写一篇;稿件被“报刊审查老爷”删得面目全非，他就据理力争。他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皖南事变后，邹韬奋为《全民抗战》写了一篇社论，谴责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这篇社论自然没法通过，被扣压下来，邹韬奋便故意在刊物上开个“天窗”，以示抗议。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因此，无论受到外界怎样的压力，邹韬奋始终坚持思想的自由与说话的自由。他在《生活》周刊上写文章说：“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感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邹韬奋说，“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