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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去年3月，跟好友廖伟棠到北大买书，我说，我对中国历史很无知，要急速恶补辛亥，该看什么书比较中肯？因为，我想在年中，找个借口，去不同城市，拍摄‘在路上’的中国。伟棠说，他正为香港“建筑是艺术节”策划一个火车诗歌计划，邀请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七位诗人，搭火车写诗歌，正好需要个拍纪录片的人。就这样偶然一个问号，我便赶上一列 “开往辛亥年的火车”。
诗歌加革命，听起来总不免揉混点浪漫。但我更希望客观地记录当下社会状态，无论那个现实，是残酷，是美好。除跟随其中三位诗人上路，也采访学者及沿途碰上的老百姓，拍摄当下的“软革命”比如保育运动。收集各种差异声音，凑成一幅三地拼贴。或呼应或平行或冲突的轨迹，原来是这么复杂纠结。关于创作、关于革命、关于火车的纪录片《三轨车1911/2011：中国、台湾、香港 》，最后分成三段：第一段，从孙中山的民主启蒙地香港到广州；第二段的台湾，是独立部分，因为没“直通车”可接连；第三段，走过中国几个城市后，回到香港。历史拐了一圈，但回头已是百年身。
7月3日，我首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与香港后现代诗人陈丽娟汇合。她要玩Cosplay，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与孙文遇上的十三姨，在香港尖沙咀海旁，寻觅早已消失的旧火车站（港穗直通车，原来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开通，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革命者曾经在这列火车上呢）；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九广铁路重开后，背红白蓝胶袋上广州探亲的港人。
结果，我俩乡巴佬，决定坐火车到佛山找黄飞鸿去。路过广州的香港诗人学者陈智德，被我拉去清末广东咨议局旧址，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客串“五四青年”，讲解革命这个词如何“被活化”、历史之于当下的意义。其后，两个香港诗人和广州诗人兼资深传媒人凌越，来一场“火锅”革命对话。这不是《建党伟业》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一把火“改变世界”的豪语。6月已完成绍兴火车之旅的凌越，忆述如何被雨中的秋瑾纪念碑所震撼。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感悟、中国人的两个反思，还有“虚构的真实”。
从知识分子论述回到广州街头：轮椅歌手高唱谭咏麟的“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在“爱国教育基地”大元帅府内，老党员告诉我，国家如何强大；晚上，大元帅府广场变身广州市民的公共舞台，老中青混搭各种声音各有表述，帅哥舞蹈老师教大妈大叔跳肚皮舞。到底，哪个场景才算虚构得真实？
7月24日大清早，通宵看微博后，我从北京直飞台北，与诗人学者杨佳娴，坐火车到花莲。阳光过分明媚的花莲，与我从另一边带过来的中国心情，有点对不上话。
我挑了个小火车站月台，拉开三脚架拍摄杨佳娴的采访。大抵只有在台湾才可以这样做。在香港，一定被赶，在中国大陆，更加不可能。在台东诚品，我尝试寻找对辛亥革命的另一面诠释，没什么书，只见中港台三地各自出版的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彼岸的冷淡与这边“辛亥狂热”，多少有点反讽。年青一代的台湾人说，“辛亥是你们的事”。无论纪不纪念，或怎样纪念，也是一种表态。台东的几天，我们跟随《中国时报》记者参观原住民有机小米工坊，游逛以胡适父亲命名的铁花村。
之前因仓促没法与广州“旧城关注小组”及“粤语运动”的80后碰面，所以在台北唯一的早上，预先约好采访眷村保育运动的朋友。在中正纪念馆附近的眷村，带山东和江苏口音的两位老兵，提到徐蚌会战（国内叫淮海战役），又大骂国民党混蛋。杨佳娴说，“那些战争，在他们灵魂上，是永恒的文身。”村民说，“这里就像香港的调景岭。”我说，“这个国民党小区，在香港回归前早就消掉了。”
8月24日，京九火车上，我读着前一天的《人民铁道》，头条是“查找问题不留死角，解决问题四不放过”，旁边一段新闻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隧道工程启动”。深港高铁沿线的菜园村，本是我回港的目的地。但菜园村早因高铁而拆，村民已搬到临时屋，准备开始“香港新农村运动”。一位火车乘客说：“前年你们不是‘反对’（兴建高铁）吗？好像，经过你们民主的投票，就同意了。一修通，就是全国‘四纵四横’。当年，孙中山提出很伟大的理想，现在基本上已实现，而且还超越了。”
7?23后，国内很多媒体都在谈论“中国速度”。张鸣教授说：“你说得对。铁路确实也像历史一样，不停循环，来回转。但铁路进步，也跟历史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能盲目求快。”我跟策划“建筑是艺术节”的胡恩威，乘坐最快的和谐号去天津，为了1888年建成的塘沽车站。就在这废墟中，偶尔的一瞬间，看见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镜头，阳光偷偷照进静默。9月底，我亦去到四川犍为，坐上全中国最慢、时速20公里的嘉阳小火车，发现詹天佑百年前的“人字式调头路轨”，跟随可爱的村民，还有他们的鸡鸭猪家具，一起缓缓爬上山。黑暗的大清早，在古老蒸汽火车头后面，我终于收录到最原始最纯净的火车呼叫。没有杂念。
12月底，《三轨车》跟诗人作品在香港展出完毕，但我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放映，那我的任务才算完成，借火车把三地连起来。虽然它不是很专业的记录，但被访者的说话，实在太有意思了。
在车长不停为晚点向乘客道歉的火车上，曾经的北大诗人、现在的著名环保分子冯永锋说：“大家就在一种拒不承认现实的条件下生活，比如我们周边的生活多样性下降得很厉害，很多物种灭绝，但大家觉得无所谓。我们认为去探讨美或很深刻的东西，是巨大的负担，我们不想去承担。一个不想看到更多美的社会，也是不想看到更多丑的社会。”
诗歌加革命，听起来总不免揉混点浪漫。但我更希望客观地记录当下社会状态，无论那个现实，是残酷，是美好。除跟随其中三位诗人上路，也采访学者及沿途碰上的老百姓，拍摄当下的“软革命”比如保育运动。收集各种差异声音，凑成一幅三地拼贴。或呼应或平行或冲突的轨迹，原来是这么复杂纠结。关于创作、关于革命、关于火车的纪录片《三轨车1911/2011：中国、台湾、香港 》，最后分成三段：第一段，从孙中山的民主启蒙地香港到广州；第二段的台湾，是独立部分，因为没“直通车”可接连；第三段，走过中国几个城市后，回到香港。历史拐了一圈，但回头已是百年身。
7月3日，我首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与香港后现代诗人陈丽娟汇合。她要玩Cosplay，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与孙文遇上的十三姨，在香港尖沙咀海旁，寻觅早已消失的旧火车站（港穗直通车，原来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开通，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革命者曾经在这列火车上呢）；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九广铁路重开后，背红白蓝胶袋上广州探亲的港人。
结果，我俩乡巴佬，决定坐火车到佛山找黄飞鸿去。路过广州的香港诗人学者陈智德，被我拉去清末广东咨议局旧址，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客串“五四青年”，讲解革命这个词如何“被活化”、历史之于当下的意义。其后，两个香港诗人和广州诗人兼资深传媒人凌越，来一场“火锅”革命对话。这不是《建党伟业》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一把火“改变世界”的豪语。6月已完成绍兴火车之旅的凌越，忆述如何被雨中的秋瑾纪念碑所震撼。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感悟、中国人的两个反思，还有“虚构的真实”。
从知识分子论述回到广州街头：轮椅歌手高唱谭咏麟的“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在“爱国教育基地”大元帅府内，老党员告诉我，国家如何强大；晚上，大元帅府广场变身广州市民的公共舞台，老中青混搭各种声音各有表述，帅哥舞蹈老师教大妈大叔跳肚皮舞。到底，哪个场景才算虚构得真实？
7月24日大清早，通宵看微博后，我从北京直飞台北，与诗人学者杨佳娴，坐火车到花莲。阳光过分明媚的花莲，与我从另一边带过来的中国心情，有点对不上话。
我挑了个小火车站月台，拉开三脚架拍摄杨佳娴的采访。大抵只有在台湾才可以这样做。在香港，一定被赶，在中国大陆，更加不可能。在台东诚品，我尝试寻找对辛亥革命的另一面诠释，没什么书，只见中港台三地各自出版的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彼岸的冷淡与这边“辛亥狂热”，多少有点反讽。年青一代的台湾人说，“辛亥是你们的事”。无论纪不纪念，或怎样纪念，也是一种表态。台东的几天，我们跟随《中国时报》记者参观原住民有机小米工坊，游逛以胡适父亲命名的铁花村。
之前因仓促没法与广州“旧城关注小组”及“粤语运动”的80后碰面，所以在台北唯一的早上，预先约好采访眷村保育运动的朋友。在中正纪念馆附近的眷村，带山东和江苏口音的两位老兵，提到徐蚌会战（国内叫淮海战役），又大骂国民党混蛋。杨佳娴说，“那些战争，在他们灵魂上，是永恒的文身。”村民说，“这里就像香港的调景岭。”我说，“这个国民党小区，在香港回归前早就消掉了。”
8月24日，京九火车上，我读着前一天的《人民铁道》，头条是“查找问题不留死角，解决问题四不放过”，旁边一段新闻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隧道工程启动”。深港高铁沿线的菜园村，本是我回港的目的地。但菜园村早因高铁而拆，村民已搬到临时屋，准备开始“香港新农村运动”。一位火车乘客说：“前年你们不是‘反对’（兴建高铁）吗？好像，经过你们民主的投票，就同意了。一修通，就是全国‘四纵四横’。当年，孙中山提出很伟大的理想，现在基本上已实现，而且还超越了。”
7?23后，国内很多媒体都在谈论“中国速度”。张鸣教授说：“你说得对。铁路确实也像历史一样，不停循环，来回转。但铁路进步，也跟历史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能盲目求快。”我跟策划“建筑是艺术节”的胡恩威，乘坐最快的和谐号去天津，为了1888年建成的塘沽车站。就在这废墟中，偶尔的一瞬间，看见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镜头，阳光偷偷照进静默。9月底，我亦去到四川犍为，坐上全中国最慢、时速20公里的嘉阳小火车，发现詹天佑百年前的“人字式调头路轨”，跟随可爱的村民，还有他们的鸡鸭猪家具，一起缓缓爬上山。黑暗的大清早，在古老蒸汽火车头后面，我终于收录到最原始最纯净的火车呼叫。没有杂念。
12月底，《三轨车》跟诗人作品在香港展出完毕，但我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放映，那我的任务才算完成，借火车把三地连起来。虽然它不是很专业的记录，但被访者的说话，实在太有意思了。
在车长不停为晚点向乘客道歉的火车上，曾经的北大诗人、现在的著名环保分子冯永锋说：“大家就在一种拒不承认现实的条件下生活，比如我们周边的生活多样性下降得很厉害，很多物种灭绝，但大家觉得无所谓。我们认为去探讨美或很深刻的东西，是巨大的负担，我们不想去承担。一个不想看到更多美的社会，也是不想看到更多丑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