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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零星到燎原，党的发展历程是一幅恢弘篇章。1921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海外部分，其多位成员则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和建立新中国的元勋。其赴法勤工俭学和建立里昂中法大学皆与北京大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北京大学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其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旅欧留学生;北京大学
一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人们公认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其思想源头;同年9月，李大钊、张崧年（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则是组织源头。1922年6月，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是中国共產党组织的重要海外部分，其多位成员则是中国革命的闯将和建立新中国的元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1年春，部分旅欧留学生和在法国的华工酝酿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经过联络协商，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18人，在法国巴黎西郊的布伦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为书记。1923年1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当时，共有团员72人（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他们申请加入了1922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2][3]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其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共产主义、组织青年阅读马列著作、发展团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众多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及赴法华工是其主要工作对象。其中，周恩来、王若飞、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蔡和森、李立三、蔡畅、徐特立等革命家的丰功伟业，家喻户晓，传诸后世。政治学家许德珩、地质学家尹赞勋院士、生物学家朱冼院士、画家常书鸿和潘玉良、雕刻家王静远、音乐家冼星海等为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永载史册。这些人大致来自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华工和里昂中法大学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
历史上称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俭学会”，由李石曾、吴稚晖等于1912年春发起，其宗旨为“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首批入会者有李书华、顾兆麟等百余人。1913年秋，蔡元培携眷赴法游学、考察之初，落脚于李石曾、齐竺山在法创办的“豆腐公司”。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的。这一举措正好符合大批爱国人士欲赴欧洲“留学数年，尽心研究”“悉心研究彼邦之长处，以冀将来回国时有造于中国”的美好愿望[4]。“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两会成立后，国人赴法者日多，引起法方注意，为加强管理，协调中法文化交流，法国成立了“法华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之总机关，会长欧乐（Francois Victor Alphonse Aulard，法国历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法国革命历史学会创立者）。于是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组织相应机关“华法教育会”与之对接，会长蔡元培。他们于1916年3月，在巴黎设立“华工学校”使在法华工有求学之所。蔡元培为华工学校编写《华工学校讲义》，并亲自讲授。该讲义中的《舍己为群》《理信与迷信》《文明与奢侈》《责己重而责人轻》等多篇被选入民国中学课本。①1916年4月起，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开始陆续致函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各地劝学所和小学、社会名流及有关人士和教育部等，说明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学习西方先进已成共识。以其居法多年所观察，认为法国人民，素无歧视外人之习;工业组织，甚为周密。而“法人之思想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僚之风，尤少迷信宗教之迹。”[5]其风气、观念与我族颇为相类。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工人大多上了战场，今在法国工厂急需工人之际，其认为我国应积极行动，遣员前往：一方面，解决其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耳濡目染，吸取所长，学习技能，他日归国，于我国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等均大有裨益。在他们的推动下，大批有志青年前赴欧洲法国、德国（朱德等）、比利时（聂荣臻等）等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和富民强国之策。其中，赴法国者人数最多，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异口同声加上“留法”二字，很快“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的本来名称被“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所淹没。
1916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廉函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0月2日，蔡元培携眷离法。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同年，蔡元培聘请李石曾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们以当时京城唯一国立大学为平台，发挥北京大学的影响力，积极推进“华法教育会”的工作。《北京大学日刊》不时刊有李煜瀛（石曾）启事：“……凡欲知赴法及留学情形者……—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干事李煜瀛谨启”，又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济南等地成立分会，并在北京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等地先后成立留法预备学校，在北京设立“法文高等专修馆”，蔡元培兼任馆长。于是大批立志报国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正在讨论“向外发展”问题，可谓及时雨。1918年7月25日，萧子升、蔡和森到达北京与李石曾联系，促成26日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生会议”，蔡元培校长亲自出席并讲话。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准备留法的湘籍青年到达北京，由北京“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准备事宜，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做助理员得以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等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士。1919年3月、7月、12月，1920年5月，毛泽东数次为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大力支持出国勤工俭学活动，为筹集赴欧资金，他曾找当时与熊希龄共同负责为湘籍无力自筹留学经费者筹款的湘籍名流章士钊[6]借款两万元。四十年后，从1963年起，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分十年时间还清了这笔账，并付利息。而他自己却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待有所得，以便他日留学时足资比较[7]。 由于湖南“新民学会”有组织的大力赞助，湖南赴欧勤工俭学者不仅人数最多，居全国之首，而且出现了许多感人佳话：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并任校长，且已55岁的葛健豪与一双儿女蔡和森、蔡畅，母子三人一同前去法国勤工俭学，探求改造社会、救国图强的知识和真理;曾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孤儿院院长、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的徐特立以43岁不惑之年，愿与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一起勤工俭学，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百业凋敝，随着赴法人员日众，法国的工作岗位有限，工作日益难找，留法中国学生陷于艰困之中。一篇《冼星海在巴黎》真实地记述了他初到法国时找不到工作，几天吃不上饭，饥饿晕倒在巴黎街头的情景。这个曾是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生的冼星海，学成回国后以气势磅礴、精神昂扬、感情激越、深沉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组曲，激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保卫家乡。
里昂中法大学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境多不富裕，在法工作难找，有些人不得不住破棚子、睡地板、一餐只有面包加凉水[8]，生活艰难如冼星海者不在少数，他们当然希望能进入生活有保障的机关。周恩来致严修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②约在两千人以上，……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9]周恩来这里所说的“里昂大学”实为“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又称“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下同）。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吴玉章等本来是要使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巴黎建一所规模较大的“海外中国大学”，因为他们认为那样比较经济，同样的费用可以培养更多的学生，比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校收效会更多，且使留学生们“耳目便于觉察”。吴稚晖曾撰长文《海外中国大学末议》，阐述在海外办大学的种种优势，蔡元培为之题跋，表示赞同。但由于经费等种种问题，只好缩减规划，最后成了“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留英回国关注时事的北京大学教授王兼善（字云阁）就草拟了《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国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其列举了各国的赔款数，将此等赔款退还专做发展我国教育用的种种可能和好处及进行方法等。此《意见书》立即得到蔡元培校长及陈独秀、夏元瑮、王建祖、温宗禹等人的赞成支持，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前去法国运动其事。此《意见书》在1918年12月7日、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后，得到广泛响应，如湖南、直隶两省教育会即发出通电：“各省教育會北京大学均鉴：我国学款支绌万分，全国教育陷于危境。揆厥原因，庚子赔款之负担实居其一。……敝会特发起请求友邦退还庚子赔款专做教育经费之用。……直隶省教育会湖南省教育会同叩径③”。全国农工商界、华发各团体代表熊希龄等纷纷发出请愿退还庚子赔款专做教育经费通电④，形成国人舆论支援。法方友好人士，法国教育总长奥拿拉、议员莫岱、里昂市市长爱侣友、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等热情支持⑤，几经周折，法方同意，但又恐短时间之内不易解决，拖延太久，又会无形消灭，认为不若先有一校舍，“由中法分担小款”，办一个雏形，或“可促成赔款的退还”。商议结果：法方由里昂大学扶助，中方则由北京大学代为支付十万法郎做启动费（曾议设为北京大学海外部），并选择了里昂一处废弃的兵营胜堤爱内堡作为校舍，就此开始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设，法方校长儒班，中方校长吴稚晖⑥。法方遂以退还部分庚款按年注入，经费得到保证，所以周恩来在给母校南开创办人严修的信中有如上“以为勤工生之救济，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的表述，这代表了不少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的想法。由于里昂中法大学条件限制，不可能满足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的要求，曾发生不愉快事件。但考核合格的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学生，都可以到里昂大学文、法、理、医药四个本科和工业、建筑、音乐、美术、商业、兽医等十二个专科学校就读，如画家潘玉良、常书鸿，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尹赞勋院士，生物学家朱冼院士，植物分类学家林镕院士，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等。
1920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举行首次名誉学位授予仪式，蔡元培校长授予两位积极推进法中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法国学者班乐卫、儒班“理学名誉博士”学位。班乐卫，今译潘勒韦，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政治活动家，曾任法国教育部部长、巴黎大学教授、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等职，热情从事法中友好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班乐卫是第一个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国下议院议员;1920年，他来华进行考察，从事法中文化交流活动。班乐卫与1919年来华考察教育的里昂大学校长、教授儒班为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建设里昂中法大学出力良多。
北京大学不仅支付了十万法郎做启动资金建设里昂中法大学，而且还有张崧年（申府）等北大人到里昂中法大学工作。1920年9月，李大钊、张崧年、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张申府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他受李大钊委托在法国组织海外共产主义组织。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刘清扬。1921年，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10]。……
余音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到处弥漫着革新的空气，蕴育着革命的组织。大家公认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北京大学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伟大的事件，而这极其伟大的事件与北京大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华夏儿女奋起抗争，在救亡图存的维新浪潮中， 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应运而生，肩负着求新、求变、求富、求强的历史使命，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来，北京大学不辱使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贡献巨大、地位突出。北大人谨记历史使命，怀仁辅义，行之大道，居高视远，与时偕行，使这里成为世人瞩目之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北大人满怀自信，发扬传统，肩负责任，阔步向前！
注释：
①1961年9月，台湾大学中文系将德育部分以《蔡元培先生著德育讲义》的书名出版，定为大学一年级教材.
②当时，留法生分为勤工生与俭学生两类，前者以做工为主，工余读书;后者以读书为主，学余做工.
③韵目代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电报纪日方法，其中“径”指25日.
④参见《中法大学丛刊》第四种，1921：2-7，14-17.
⑤⑥参见《中法大学丛刊》第一种，1922：5-7，13，15-16，59.
参考文献：
[1][6]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下）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849，12.
[2][9] 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5，17，19.
[3]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21.
[4][8]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上）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98，123，303，306.
[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7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39，41，48，53，57，59.
[10]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1，83.
（作者：北京大学校史馆）
[责任编辑：卜 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旅欧留学生;北京大学
一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人们公认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其思想源头;同年9月，李大钊、张崧年（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则是组织源头。1922年6月，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则是中国共產党组织的重要海外部分，其多位成员则是中国革命的闯将和建立新中国的元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1年春，部分旅欧留学生和在法国的华工酝酿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经过联络协商，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18人，在法国巴黎西郊的布伦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为书记。1923年1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当时，共有团员72人（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他们申请加入了1922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2][3]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其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共产主义、组织青年阅读马列著作、发展团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众多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及赴法华工是其主要工作对象。其中，周恩来、王若飞、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蔡和森、李立三、蔡畅、徐特立等革命家的丰功伟业，家喻户晓，传诸后世。政治学家许德珩、地质学家尹赞勋院士、生物学家朱冼院士、画家常书鸿和潘玉良、雕刻家王静远、音乐家冼星海等为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永载史册。这些人大致来自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华工和里昂中法大学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
历史上称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俭学会”，由李石曾、吴稚晖等于1912年春发起，其宗旨为“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首批入会者有李书华、顾兆麟等百余人。1913年秋，蔡元培携眷赴法游学、考察之初，落脚于李石曾、齐竺山在法创办的“豆腐公司”。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的。这一举措正好符合大批爱国人士欲赴欧洲“留学数年，尽心研究”“悉心研究彼邦之长处，以冀将来回国时有造于中国”的美好愿望[4]。“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两会成立后，国人赴法者日多，引起法方注意，为加强管理，协调中法文化交流，法国成立了“法华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之总机关，会长欧乐（Francois Victor Alphonse Aulard，法国历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法国革命历史学会创立者）。于是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组织相应机关“华法教育会”与之对接，会长蔡元培。他们于1916年3月，在巴黎设立“华工学校”使在法华工有求学之所。蔡元培为华工学校编写《华工学校讲义》，并亲自讲授。该讲义中的《舍己为群》《理信与迷信》《文明与奢侈》《责己重而责人轻》等多篇被选入民国中学课本。①1916年4月起，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开始陆续致函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各地劝学所和小学、社会名流及有关人士和教育部等，说明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学习西方先进已成共识。以其居法多年所观察，认为法国人民，素无歧视外人之习;工业组织，甚为周密。而“法人之思想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僚之风，尤少迷信宗教之迹。”[5]其风气、观念与我族颇为相类。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工人大多上了战场，今在法国工厂急需工人之际，其认为我国应积极行动，遣员前往：一方面，解决其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耳濡目染，吸取所长，学习技能，他日归国，于我国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等均大有裨益。在他们的推动下，大批有志青年前赴欧洲法国、德国（朱德等）、比利时（聂荣臻等）等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和富民强国之策。其中，赴法国者人数最多，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异口同声加上“留法”二字，很快“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的本来名称被“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所淹没。
1916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廉函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0月2日，蔡元培携眷离法。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同年，蔡元培聘请李石曾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们以当时京城唯一国立大学为平台，发挥北京大学的影响力，积极推进“华法教育会”的工作。《北京大学日刊》不时刊有李煜瀛（石曾）启事：“……凡欲知赴法及留学情形者……—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干事李煜瀛谨启”，又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济南等地成立分会，并在北京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等地先后成立留法预备学校，在北京设立“法文高等专修馆”，蔡元培兼任馆长。于是大批立志报国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正在讨论“向外发展”问题，可谓及时雨。1918年7月25日，萧子升、蔡和森到达北京与李石曾联系，促成26日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生会议”，蔡元培校长亲自出席并讲话。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准备留法的湘籍青年到达北京，由北京“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准备事宜，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做助理员得以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等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士。1919年3月、7月、12月，1920年5月，毛泽东数次为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大力支持出国勤工俭学活动，为筹集赴欧资金，他曾找当时与熊希龄共同负责为湘籍无力自筹留学经费者筹款的湘籍名流章士钊[6]借款两万元。四十年后，从1963年起，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分十年时间还清了这笔账，并付利息。而他自己却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待有所得，以便他日留学时足资比较[7]。 由于湖南“新民学会”有组织的大力赞助，湖南赴欧勤工俭学者不仅人数最多，居全国之首，而且出现了许多感人佳话：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并任校长，且已55岁的葛健豪与一双儿女蔡和森、蔡畅，母子三人一同前去法国勤工俭学，探求改造社会、救国图强的知识和真理;曾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孤儿院院长、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的徐特立以43岁不惑之年，愿与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一起勤工俭学，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百业凋敝，随着赴法人员日众，法国的工作岗位有限，工作日益难找，留法中国学生陷于艰困之中。一篇《冼星海在巴黎》真实地记述了他初到法国时找不到工作，几天吃不上饭，饥饿晕倒在巴黎街头的情景。这个曾是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生的冼星海，学成回国后以气势磅礴、精神昂扬、感情激越、深沉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组曲，激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保卫家乡。
里昂中法大学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境多不富裕，在法工作难找，有些人不得不住破棚子、睡地板、一餐只有面包加凉水[8]，生活艰难如冼星海者不在少数，他们当然希望能进入生活有保障的机关。周恩来致严修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②约在两千人以上，……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9]周恩来这里所说的“里昂大学”实为“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又称“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下同）。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吴玉章等本来是要使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巴黎建一所规模较大的“海外中国大学”，因为他们认为那样比较经济，同样的费用可以培养更多的学生，比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校收效会更多，且使留学生们“耳目便于觉察”。吴稚晖曾撰长文《海外中国大学末议》，阐述在海外办大学的种种优势，蔡元培为之题跋，表示赞同。但由于经费等种种问题，只好缩减规划，最后成了“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留英回国关注时事的北京大学教授王兼善（字云阁）就草拟了《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国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其列举了各国的赔款数，将此等赔款退还专做发展我国教育用的种种可能和好处及进行方法等。此《意见书》立即得到蔡元培校长及陈独秀、夏元瑮、王建祖、温宗禹等人的赞成支持，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前去法国运动其事。此《意见书》在1918年12月7日、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后，得到广泛响应，如湖南、直隶两省教育会即发出通电：“各省教育會北京大学均鉴：我国学款支绌万分，全国教育陷于危境。揆厥原因，庚子赔款之负担实居其一。……敝会特发起请求友邦退还庚子赔款专做教育经费之用。……直隶省教育会湖南省教育会同叩径③”。全国农工商界、华发各团体代表熊希龄等纷纷发出请愿退还庚子赔款专做教育经费通电④，形成国人舆论支援。法方友好人士，法国教育总长奥拿拉、议员莫岱、里昂市市长爱侣友、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等热情支持⑤，几经周折，法方同意，但又恐短时间之内不易解决，拖延太久，又会无形消灭，认为不若先有一校舍，“由中法分担小款”，办一个雏形，或“可促成赔款的退还”。商议结果：法方由里昂大学扶助，中方则由北京大学代为支付十万法郎做启动费（曾议设为北京大学海外部），并选择了里昂一处废弃的兵营胜堤爱内堡作为校舍，就此开始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设，法方校长儒班，中方校长吴稚晖⑥。法方遂以退还部分庚款按年注入，经费得到保证，所以周恩来在给母校南开创办人严修的信中有如上“以为勤工生之救济，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的表述，这代表了不少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的想法。由于里昂中法大学条件限制，不可能满足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的要求，曾发生不愉快事件。但考核合格的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学生，都可以到里昂大学文、法、理、医药四个本科和工业、建筑、音乐、美术、商业、兽医等十二个专科学校就读，如画家潘玉良、常书鸿，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尹赞勋院士，生物学家朱冼院士，植物分类学家林镕院士，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等。
1920年8月31日，北京大学举行首次名誉学位授予仪式，蔡元培校长授予两位积极推进法中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法国学者班乐卫、儒班“理学名誉博士”学位。班乐卫，今译潘勒韦，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政治活动家，曾任法国教育部部长、巴黎大学教授、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等职，热情从事法中友好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班乐卫是第一个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国下议院议员;1920年，他来华进行考察，从事法中文化交流活动。班乐卫与1919年来华考察教育的里昂大学校长、教授儒班为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建设里昂中法大学出力良多。
北京大学不仅支付了十万法郎做启动资金建设里昂中法大学，而且还有张崧年（申府）等北大人到里昂中法大学工作。1920年9月，李大钊、张崧年、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张申府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他受李大钊委托在法国组织海外共产主义组织。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刘清扬。1921年，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10]。……
余音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到处弥漫着革新的空气，蕴育着革命的组织。大家公认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北京大学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伟大的事件，而这极其伟大的事件与北京大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华夏儿女奋起抗争，在救亡图存的维新浪潮中， 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应运而生，肩负着求新、求变、求富、求强的历史使命，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来，北京大学不辱使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贡献巨大、地位突出。北大人谨记历史使命，怀仁辅义，行之大道，居高视远，与时偕行，使这里成为世人瞩目之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北大人满怀自信，发扬传统，肩负责任，阔步向前！
注释：
①1961年9月，台湾大学中文系将德育部分以《蔡元培先生著德育讲义》的书名出版，定为大学一年级教材.
②当时，留法生分为勤工生与俭学生两类，前者以做工为主，工余读书;后者以读书为主，学余做工.
③韵目代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电报纪日方法，其中“径”指25日.
④参见《中法大学丛刊》第四种，1921：2-7，14-17.
⑤⑥参见《中法大学丛刊》第一种，1922：5-7，13，15-16，59.
参考文献：
[1][6]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下）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849，12.
[2][9] 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5，17，19.
[3]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21.
[4][8]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上）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98，123，303，306.
[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7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39，41，48，53，57，59.
[10]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1，83.
（作者：北京大学校史馆）
[责任编辑：卜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