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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纽约驱车到普林斯顿，并没有想象中的近。伸展一下麻木的四肢，忽然替当年的胡适感到累。
雨越下越大了。瓢泼大雨中在高速公路开车，无法不提心吊胆。
普林斯顿大学终于在浓雨中显露出她灵动轻盈的身姿。是步入了画中，还是触到了凝固的音阶？那些跳跃着的哥特式建筑，衬在如茵的碧草间，一座比一座精致华美，一座比一座玲珑通透。带着被清洗过的一颗心，我虔诚地踏进琼斯楼。
如果有象牙塔，它一定是琼斯楼这样的拱顶和结构，高旷中趋于纯一。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就在它的升华之处，我迫不及待地拾级而上，去推开那重沉思的门。
西方童话中的古堡已然关在身外，释迦牟尼佛端坐在正前方，永远的慈眉善目。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手书的中文馆名悬挂旁侧，每字一尺见方，笔酣墨饱，正是浓郁的东方情调。
背着包长驱直入，竟无人阻拦。果然是传说中的对学人不设防，尽可享受自由。偌大个藏书室，静极了，无论是民国期刊还是最新出版物，每一本都带着对心灵的无比信任，静默着，等候翻阅。在这样的静中，幽思有了声音，在这样的静中，远去的身影回到了镜中央。
生日决议案
缤纷的雨霎时凝结，飘然为雪；推门的手瞬间衰老，突显岁月。那分明是一双六十岁的人才会拥有的沧桑的手。是的，不用怀疑，他就是胡适。
呼号的北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瑞雪正为他的还历之寿狂欢起舞，可是，抖落一身的为何却是愁绪？
1951年12月17日，在普林斯顿开往纽约的列车上，疲惫的胡适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习惯性地吞下两粒药丸，然后靠在椅背上，缓缓闭上眼睛。
傅斯年脑溢血……朱经农中风……王文伯烧伤……
这么多曾经青葱般的生命，在纷纷凋谢，而那个与自己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小儿子，那个不只连说话，甚至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可怜的人，与死去了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下意识地动了动左手的无名指，去年，这里因为一种叫做Trigger finger的怪病而做了手术。医生居然说很可能是出于常想开枪打人的心理！
他望了望窗外，雪依然不管不顾地下着。他盼着列车快些到达纽约。曼哈顿区东八十一街一百零四号，这不只是一栋破旧的公寓，更是他和老伴儿温暖的家。感谢老朋友赵元任寄来了真正的金华火腿。毫无疑问，太太做的冬瓜火腿汤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想起老伴，他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去年她厌倦了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不愿呆在泰国，吵着要到这里来。一路多亏老朋友们照料，她安全抵达他的身边。自结婚以来，他们好像还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清净的二人世界。这段时光如果安排在年轻的时候，或许会有所不同。
他平生第一次帮她洗碗碟、抹桌子、扫地、化冰箱的冰，收拾客人走后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他显得笨手笨脚，有时还会长长地舒口气。也难怪，在这之前，他只在场面上风光，哪知幕后的这些琐屑。实际上，他是最怕人多，最怕热闹，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即使换来一分的洁净，也必须自己动手一分。
他曾经走到哪里都是书，然而，太太对于书架，从来不感兴趣，倒不是怪她不识多少字。现在这世道，不识字的倒好。她还是一双小脚，搬书上架这种活儿根本帮不上忙。
可热心的赵元任偏偏要为他寄来原版的《四部丛刊》，这可是二千一百册呵，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怕还不够。这在以前，当然求之不得，可是现在，这促狭的空间……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保姆，哪里有暇侍弄这些宝贝。
但是，自己还是不该把纽约的书带回国丢在北平。现在想收一些基本的参考书怕是难了。幸好碰上了这个“古董书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竟藏有二十册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手抄本，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上抄录下来的。这下被自己关注多年的《水经注》考证工作终于有了依据。
有个最喜欢做诗也是作诗最多的中国人，一生写了四万两千多首诗。虽然好的不多，但因为他是乾隆皇帝，就有人为他编了四百五十四卷的浩瀚诗集。然而，很多图书馆不屑收藏，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但葛思德图书馆竟然独具慧眼，收藏了它。还是这位喜欢做诗的乾隆皇帝对曾经反清复明的大学问家钱谦益看不入眼，曾下令举国上下只要发现他的只言片字，就地焚毁。谁曾想，这里竟藏有钱谦益1643年刻印的文集，一百一十卷，完好无损。
还有那么多有趣的手抄本，五百多种两千余册的中国医书……佛经的南宋刻本、元刻本《碛砂藏》，明版的《南藏》、《北藏》……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八百年佛经雕刻史”。也许将来我们还得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专门到这个“收藏家的图书馆”来做影片带回去参考呢！
他为此而流着油汗忙作起来，夜以继日地带着工作人员们把全部藏书十三万册清理了又清理，研究了又研究，考证了又考证。当埋头于故纸堆，纷繁的历史线索，以迷乱的方式，诱惑着他的理性，使他觉不出眼下的痛，便又愈发地成“癖”了。
去年11月17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泉井久之助来此参观，陪他约略看后，说起京都大学认识的一些人，马上被问及名字，报上后，竟大惊讶，说是少年时就听说胡适了，不意在此相会。早年还读过吉川幸次郎译的《四十自述》，和其他作品选录。这下泉井君连学校来人催也不肯离开，非要长谈。只好把纽约的住址给他，请他便中前往。没想到，两天以后，泉井君就赶来纽约兴致勃勃地长谈。在这个世界上，有心灵相通的人惦念着总是好的。
听说上周（1951年12月11日）普大总图书馆举行了一次讨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会议，为节省开支，明年将终止聘约。这是迟早的事，所幸已经找来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童世纲做助手，他早年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为人扎实能干，是个好接班人。
说实话，去年春，决定接受聘请时，未曾想对方根本无力为自己改换护照上的临时身份，更不用说提供住房。太太来之前，曾找人帮忙在这边寻过住处，可聘任通知正式发表是在五月十三、四日，太早去寻，显得急切……最后还是决定住在纽约，每周乘火车两地往返一次。聘请的名义是馆长、教授。头衔无所谓，每年五千二百美金的薪水，还是够生存的。但现在看来，年轻时多些积蓄显然是明智的。
王文伯怎会料到突遭火灾呢？双手再也不能复原。半年来，他一直到处为他筹集医疗费，一笔一笔地记账，一封一封地写信替他感谢相助的朋友们。这记账也是平生头一遭。深埋大半截土的人了，还会有这么多新鲜的初体验，也算有趣，前六十年的自己怎么好像没在人间生活过似的？
没有人寿保险公司情愿光顾一个老年心脏病患者了。此时此刻的火车上，带着药瓶度过六十一岁生日的他，竟然想到自己很可能会忽然结束的生命。他为此而有了一个“生日决议案”。
这是一笔奇特的文债，都是些未完成的书稿。《中国哲学史》，与大儿子祖望几乎同时诞生在民国八年，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了，未完的下卷可改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还是二十五年前写的那一半……《水经注》的考证，也该了结了。另外，只要能力所及，为自由中国说话，总要尽全力，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
他不愿回忆那表面风光的大使岁月，那些直到现在还不断加到他头上的荣誉博士头衔。即便去华府，他也有意不去拜访国会中人。在这个妥善保存东方文明的安全一角，为将来的汉学研究者做些铺路工作，倒是他如意的角色。
他以为自己是飘飞的蓬蒿，他以为这里是风雨的驿亭，却无心有一种风范、一种情怀，在这方净土，落地生根于后人心田。
到哪里整理国故
1916年，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便暴得大名的胡适成为以反传统为基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追随者来说，他们是在为古老垂死的中国文化切除腐肉、输入新鲜血液；在反对者看来，他们却是在无情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历史的褒贬在明处张扬，命运的脚踪却于暗中潜行。大力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无法预想，一个泡在北平琉璃厂旧书肆的外国人此时正为三十年后的自己成就一份整理中国旧典籍的谋生差事。
实际上，要让一个美国工程承包商与学者胡适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有点不寻常的。邱昂·穆尔·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就这样懵然不知地患上了绿内障。遍访欧美著名眼科医生，仍被告知束手无策的葛思德，在1914年的一天，萌生了遍游世界的念头，他要在自己失明前把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看个够。北京，是独特而又使人终身难忘的一站。在这里，他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中校武官吉里斯（Irvin Van Gillis,1875—1948），获知了产于河北定州的马应龙和白敬宇眼药。作为一个清教徒，葛思德怀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再相信一次奇迹。
在一个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的日子里，葛思德手中把玩的这枚小小药管忽然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惊喜的欢呼声还没有来得及冲到唇边，一个微小沉静的声音已从心底悄然泛起：“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完整、全面、优秀的，珍惜和保存这使你看见的东方。”刹那，葛思德的心中播下了一个难以拔根的夙愿——收藏中国医书。中国，这个对他来说曾经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国度，再也无法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霍然大愈”的不只是葛思德的眼睛，还有他对主那漂移不定的信心。如果说对中国医药的疗效，他是“见以致信”，那么，对于上帝赐予他长夜阴暗，曙光乍现的命运试炼，却不能不说是“信以致见”。在离开北京之际，葛思德果断地给吉里斯留下一笔钱，委托其代购中国医书并逐渐扩展到中国古籍。他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项负载着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伟业。
“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吉里斯取汉名为义理寿，可谓深得中国读书文化之三昧。这是一位操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对中华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奇人，一个用海军情报官的训练来鉴别中国书籍版本的达人，一个毅然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职位，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研究的学者。义理寿甚至为此娶了一名中国满族女子为妻，在北平购置了一所房子，专门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并研究。1920年前后的北京琉璃厂旧书肆对义理寿的名字完全不陌生，在店主们眼里，这个外国人不但懂行，还自订一种略高于市价的价格，以本数论值购书，其付钱之爽快，出手之不凡，每每令人喜出望外。精明的义理寿锁定目标和有限的资金，瞄准私人收藏家以搜求各种珍本和明版书籍。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艺风老人缪荃孙先生就曾一度成为他缠磨的对象。老人经过一生寻觅，找到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由于此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套。当时在世界上也仅有五套。义理寿以高价从其手中购得一套全书后，又从别处全力购得另外三套，成为这套丛书的最大拥有者（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义理寿绝非意在囤积，他迫不及待地仔细审读了所购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两千多处错误订正，细心考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后来，他更以这种严谨的精神把所购全部图书编成《葛思德东方藏书库目录》。著名的中国目录版本学家、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对葛思德的收藏有极高的评价：
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Ａ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义理寿。1926年，这些来路不凡的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以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八千册图书的藏量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1931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义理寿的购书暂停，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获得了葛思德的部分收藏，并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后来，葛思德致信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也是自己的朋友Harold W.Dodds先生，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卖给这所著名的“常春藤”名校。Dodds校长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于是邀请闲居纽约的胡适出面加以鉴定。已近花甲之年的胡适终于与这些漂泊的旧书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绝非不期而遇。在1943年到1946年，卸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经常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借阅有关《水经注》方面的书。当时葛思德图书馆的负责人南西·李·史温（Nancy Lee-Swann）给了胡适许多借书的方便，让他将馆中的一些珍本书借回纽约寓所，做长期的校阅。因此，当接到Dodds校长邀请其对葛思德图书馆的中国图书加以鉴定的请求时，胡适对这批藏书已相当熟悉，他真诚地建议Dodds校长认真考虑此事。在欣然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后，精明的Dodds校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希望胡适先生出任该图书馆馆长，以谋继续发展。
认为胡适是迫于生计而屈就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不能不说是有偏见的。使命感、狂热、痴迷、严谨、负责，葛思德与义理寿身上的特征怎能不与胡适不谋而合。这一项特殊的事功，终因聚集了优秀的同道而得以成就。二十一岁掀起白话文革命，二十六岁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迎来了他一生中看似不再引人入胜的两年（1950年7月1日起聘，到1952年6月30日终止）。在这个甚至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少有人知道的小小图书馆内，忙里忙外活动着他与助手童世纲清寂的身影。自己的著作正被祖国大陆所唾弃，却能在此面对史上文字灾祸中幸免于难的纸上传奇，甚至要为与当年提倡的“赛先生”（科学）扯不上边的“秘传济世奇方”之类付出精力。是幸？抑或是不幸？“整理国故”的理想需延伸至此才能得以实现。
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名为“一千一百年的中国印刷”的图书展览会。为两年来的心血作总结，总策划胡适挥笔写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特东方收藏》的小册子，该馆的优异收藏从此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已有近二万四千五百册，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极为罕见。在展览序言《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中，胡适强调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
从仅存的一张展览会场的照片上来看，西装革履的胡适远没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叙说的苍老，他甚至是朝气勃发、踌躇满志的。或许衰老的仅是他的心境。有形的收藏，使记忆变得不再短暂，过往的云烟也就不可能真正埋葬。而正在进行着的一个个人间悲剧，在时时听到脚步声的清幽衬托下，又怎能不加剧心海里的惊涛骇浪。友人的相继去世，儿子的下落不明，在胡适的书信中仅凝结成简单的六个字：“一切都如噩梦！”（1951年3月29日致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信）
就在展览会成功举办的第二天，当胡适还沉浸在自豪和喜悦中的时候，代理总图书馆馆长Kelly与Dodds校长却正为如何顾全面子的解聘他而绞尽脑汁。Kelly专门找到当时历史系一位深通东方礼节之微妙的讲师，来研究解聘信的措词，为的是符合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被解释为“解聘”的“中国的礼节”。后来由校长具名写给胡适的信，用了相当华丽的辞藻来描述他的成绩，但同时指出：“我深感遗憾，学校的财政情形使我无法再请你担任馆长一职。”大概是觉得胡适刚刚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就遭到解聘有失厚道，展览结束后，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几位行政人员又想出了一个顾及双方面子的权宜之计：请胡适作荣誉馆长。然而，在邀请函中，又为要不要提“不支薪”而颇费心思，以至于Kelly不断为此事请示校长：“我们觉得不宜在邀请函中提到此事。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
也许自以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人反而并不了解它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对人生的达观，并由这达观而产生宽怀、傲骨和淡然。实际上，恢复书生本色的胡适，从来都不需要更多的演技。他深知在这个匆忙切实的国度，生存是首位，多赢乃原则。不用等到吹哨子叫停，胡适已然为自己的杰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欣然告别普大，专心端坐于纽约公寓的冷板凳之上，埋头于毕生钟情的学术，尽管迎接他的仪式——导师杜威先生的葬礼，再度显示世间的冰冷。
时隔多年，我们仍可以感受到胡适当时对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心怀顾念。离任前，他对童世纲说：“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通过童世纲，胡适转赠给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全部伪满本的《清实录》、台北重印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珍贵文献私藏。当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何炳棣受温哥华侨领的允诺，要高价收买《清实录》时，经济拮据的胡适断然拒绝了。遵照嘱托，童世纲一直没有渲染胡适的无偿捐赠，并且自接任馆长一职后，远远超过了胡适的期待，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献上了二十五载华年……
雨终于小了，一派干净。由历史堆中抬望眼，释迦牟尼佛仍在静观中微笑。是该起身做别的时候了。行在长长的走廊，隔着远远的时光，还依稀可辨胡适当年看到的人生真相——不做晴日幻想，不靠先知隐喻，再相信一次地活在世间。
来到琼斯楼休息厅，那高高悬挂在壁炉之上的牌匾清晰入眼：“上帝难以捉摸，但他并无恶意。”恰是爱因斯坦的德文名言。
雨越下越大了。瓢泼大雨中在高速公路开车，无法不提心吊胆。
普林斯顿大学终于在浓雨中显露出她灵动轻盈的身姿。是步入了画中，还是触到了凝固的音阶？那些跳跃着的哥特式建筑，衬在如茵的碧草间，一座比一座精致华美，一座比一座玲珑通透。带着被清洗过的一颗心，我虔诚地踏进琼斯楼。
如果有象牙塔，它一定是琼斯楼这样的拱顶和结构，高旷中趋于纯一。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就在它的升华之处，我迫不及待地拾级而上，去推开那重沉思的门。
西方童话中的古堡已然关在身外，释迦牟尼佛端坐在正前方，永远的慈眉善目。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手书的中文馆名悬挂旁侧，每字一尺见方，笔酣墨饱，正是浓郁的东方情调。
背着包长驱直入，竟无人阻拦。果然是传说中的对学人不设防，尽可享受自由。偌大个藏书室，静极了，无论是民国期刊还是最新出版物，每一本都带着对心灵的无比信任，静默着，等候翻阅。在这样的静中，幽思有了声音，在这样的静中，远去的身影回到了镜中央。
生日决议案
缤纷的雨霎时凝结，飘然为雪；推门的手瞬间衰老，突显岁月。那分明是一双六十岁的人才会拥有的沧桑的手。是的，不用怀疑，他就是胡适。
呼号的北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瑞雪正为他的还历之寿狂欢起舞，可是，抖落一身的为何却是愁绪？
1951年12月17日，在普林斯顿开往纽约的列车上，疲惫的胡适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习惯性地吞下两粒药丸，然后靠在椅背上，缓缓闭上眼睛。
傅斯年脑溢血……朱经农中风……王文伯烧伤……
这么多曾经青葱般的生命，在纷纷凋谢，而那个与自己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小儿子，那个不只连说话，甚至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可怜的人，与死去了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下意识地动了动左手的无名指，去年，这里因为一种叫做Trigger finger的怪病而做了手术。医生居然说很可能是出于常想开枪打人的心理！
他望了望窗外，雪依然不管不顾地下着。他盼着列车快些到达纽约。曼哈顿区东八十一街一百零四号，这不只是一栋破旧的公寓，更是他和老伴儿温暖的家。感谢老朋友赵元任寄来了真正的金华火腿。毫无疑问，太太做的冬瓜火腿汤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想起老伴，他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去年她厌倦了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不愿呆在泰国，吵着要到这里来。一路多亏老朋友们照料，她安全抵达他的身边。自结婚以来，他们好像还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清净的二人世界。这段时光如果安排在年轻的时候，或许会有所不同。
他平生第一次帮她洗碗碟、抹桌子、扫地、化冰箱的冰，收拾客人走后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他显得笨手笨脚，有时还会长长地舒口气。也难怪，在这之前，他只在场面上风光，哪知幕后的这些琐屑。实际上，他是最怕人多，最怕热闹，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即使换来一分的洁净，也必须自己动手一分。
他曾经走到哪里都是书，然而，太太对于书架，从来不感兴趣，倒不是怪她不识多少字。现在这世道，不识字的倒好。她还是一双小脚，搬书上架这种活儿根本帮不上忙。
可热心的赵元任偏偏要为他寄来原版的《四部丛刊》，这可是二千一百册呵，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怕还不够。这在以前，当然求之不得，可是现在，这促狭的空间……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保姆，哪里有暇侍弄这些宝贝。
但是，自己还是不该把纽约的书带回国丢在北平。现在想收一些基本的参考书怕是难了。幸好碰上了这个“古董书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竟藏有二十册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手抄本，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上抄录下来的。这下被自己关注多年的《水经注》考证工作终于有了依据。
有个最喜欢做诗也是作诗最多的中国人，一生写了四万两千多首诗。虽然好的不多，但因为他是乾隆皇帝，就有人为他编了四百五十四卷的浩瀚诗集。然而，很多图书馆不屑收藏，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但葛思德图书馆竟然独具慧眼，收藏了它。还是这位喜欢做诗的乾隆皇帝对曾经反清复明的大学问家钱谦益看不入眼，曾下令举国上下只要发现他的只言片字，就地焚毁。谁曾想，这里竟藏有钱谦益1643年刻印的文集，一百一十卷，完好无损。
还有那么多有趣的手抄本，五百多种两千余册的中国医书……佛经的南宋刻本、元刻本《碛砂藏》，明版的《南藏》、《北藏》……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八百年佛经雕刻史”。也许将来我们还得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专门到这个“收藏家的图书馆”来做影片带回去参考呢！
他为此而流着油汗忙作起来，夜以继日地带着工作人员们把全部藏书十三万册清理了又清理，研究了又研究，考证了又考证。当埋头于故纸堆，纷繁的历史线索，以迷乱的方式，诱惑着他的理性，使他觉不出眼下的痛，便又愈发地成“癖”了。
去年11月17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泉井久之助来此参观，陪他约略看后，说起京都大学认识的一些人，马上被问及名字，报上后，竟大惊讶，说是少年时就听说胡适了，不意在此相会。早年还读过吉川幸次郎译的《四十自述》，和其他作品选录。这下泉井君连学校来人催也不肯离开，非要长谈。只好把纽约的住址给他，请他便中前往。没想到，两天以后，泉井君就赶来纽约兴致勃勃地长谈。在这个世界上，有心灵相通的人惦念着总是好的。
听说上周（1951年12月11日）普大总图书馆举行了一次讨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会议，为节省开支，明年将终止聘约。这是迟早的事，所幸已经找来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童世纲做助手，他早年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为人扎实能干，是个好接班人。
说实话，去年春，决定接受聘请时，未曾想对方根本无力为自己改换护照上的临时身份，更不用说提供住房。太太来之前，曾找人帮忙在这边寻过住处，可聘任通知正式发表是在五月十三、四日，太早去寻，显得急切……最后还是决定住在纽约，每周乘火车两地往返一次。聘请的名义是馆长、教授。头衔无所谓，每年五千二百美金的薪水，还是够生存的。但现在看来，年轻时多些积蓄显然是明智的。
王文伯怎会料到突遭火灾呢？双手再也不能复原。半年来，他一直到处为他筹集医疗费，一笔一笔地记账，一封一封地写信替他感谢相助的朋友们。这记账也是平生头一遭。深埋大半截土的人了，还会有这么多新鲜的初体验，也算有趣，前六十年的自己怎么好像没在人间生活过似的？
没有人寿保险公司情愿光顾一个老年心脏病患者了。此时此刻的火车上，带着药瓶度过六十一岁生日的他，竟然想到自己很可能会忽然结束的生命。他为此而有了一个“生日决议案”。
这是一笔奇特的文债，都是些未完成的书稿。《中国哲学史》，与大儿子祖望几乎同时诞生在民国八年，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了，未完的下卷可改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还是二十五年前写的那一半……《水经注》的考证，也该了结了。另外，只要能力所及，为自由中国说话，总要尽全力，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
他不愿回忆那表面风光的大使岁月，那些直到现在还不断加到他头上的荣誉博士头衔。即便去华府，他也有意不去拜访国会中人。在这个妥善保存东方文明的安全一角，为将来的汉学研究者做些铺路工作，倒是他如意的角色。
他以为自己是飘飞的蓬蒿，他以为这里是风雨的驿亭，却无心有一种风范、一种情怀，在这方净土，落地生根于后人心田。
到哪里整理国故
1916年，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便暴得大名的胡适成为以反传统为基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追随者来说，他们是在为古老垂死的中国文化切除腐肉、输入新鲜血液；在反对者看来，他们却是在无情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历史的褒贬在明处张扬，命运的脚踪却于暗中潜行。大力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无法预想，一个泡在北平琉璃厂旧书肆的外国人此时正为三十年后的自己成就一份整理中国旧典籍的谋生差事。
实际上，要让一个美国工程承包商与学者胡适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有点不寻常的。邱昂·穆尔·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就这样懵然不知地患上了绿内障。遍访欧美著名眼科医生，仍被告知束手无策的葛思德，在1914年的一天，萌生了遍游世界的念头，他要在自己失明前把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看个够。北京，是独特而又使人终身难忘的一站。在这里，他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中校武官吉里斯（Irvin Van Gillis,1875—1948），获知了产于河北定州的马应龙和白敬宇眼药。作为一个清教徒，葛思德怀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再相信一次奇迹。
在一个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的日子里，葛思德手中把玩的这枚小小药管忽然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惊喜的欢呼声还没有来得及冲到唇边，一个微小沉静的声音已从心底悄然泛起：“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完整、全面、优秀的，珍惜和保存这使你看见的东方。”刹那，葛思德的心中播下了一个难以拔根的夙愿——收藏中国医书。中国，这个对他来说曾经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国度，再也无法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霍然大愈”的不只是葛思德的眼睛，还有他对主那漂移不定的信心。如果说对中国医药的疗效，他是“见以致信”，那么，对于上帝赐予他长夜阴暗，曙光乍现的命运试炼，却不能不说是“信以致见”。在离开北京之际，葛思德果断地给吉里斯留下一笔钱，委托其代购中国医书并逐渐扩展到中国古籍。他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项负载着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伟业。
“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吉里斯取汉名为义理寿，可谓深得中国读书文化之三昧。这是一位操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对中华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奇人，一个用海军情报官的训练来鉴别中国书籍版本的达人，一个毅然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职位，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研究的学者。义理寿甚至为此娶了一名中国满族女子为妻，在北平购置了一所房子，专门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并研究。1920年前后的北京琉璃厂旧书肆对义理寿的名字完全不陌生，在店主们眼里，这个外国人不但懂行，还自订一种略高于市价的价格，以本数论值购书，其付钱之爽快，出手之不凡，每每令人喜出望外。精明的义理寿锁定目标和有限的资金，瞄准私人收藏家以搜求各种珍本和明版书籍。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艺风老人缪荃孙先生就曾一度成为他缠磨的对象。老人经过一生寻觅，找到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由于此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套。当时在世界上也仅有五套。义理寿以高价从其手中购得一套全书后，又从别处全力购得另外三套，成为这套丛书的最大拥有者（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义理寿绝非意在囤积，他迫不及待地仔细审读了所购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两千多处错误订正，细心考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后来，他更以这种严谨的精神把所购全部图书编成《葛思德东方藏书库目录》。著名的中国目录版本学家、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对葛思德的收藏有极高的评价：
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Ａ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义理寿。1926年，这些来路不凡的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以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八千册图书的藏量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1931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义理寿的购书暂停，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获得了葛思德的部分收藏，并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后来，葛思德致信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也是自己的朋友Harold W.Dodds先生，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卖给这所著名的“常春藤”名校。Dodds校长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于是邀请闲居纽约的胡适出面加以鉴定。已近花甲之年的胡适终于与这些漂泊的旧书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绝非不期而遇。在1943年到1946年，卸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经常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借阅有关《水经注》方面的书。当时葛思德图书馆的负责人南西·李·史温（Nancy Lee-Swann）给了胡适许多借书的方便，让他将馆中的一些珍本书借回纽约寓所，做长期的校阅。因此，当接到Dodds校长邀请其对葛思德图书馆的中国图书加以鉴定的请求时，胡适对这批藏书已相当熟悉，他真诚地建议Dodds校长认真考虑此事。在欣然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后，精明的Dodds校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希望胡适先生出任该图书馆馆长，以谋继续发展。
认为胡适是迫于生计而屈就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不能不说是有偏见的。使命感、狂热、痴迷、严谨、负责，葛思德与义理寿身上的特征怎能不与胡适不谋而合。这一项特殊的事功，终因聚集了优秀的同道而得以成就。二十一岁掀起白话文革命，二十六岁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迎来了他一生中看似不再引人入胜的两年（1950年7月1日起聘，到1952年6月30日终止）。在这个甚至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少有人知道的小小图书馆内，忙里忙外活动着他与助手童世纲清寂的身影。自己的著作正被祖国大陆所唾弃，却能在此面对史上文字灾祸中幸免于难的纸上传奇，甚至要为与当年提倡的“赛先生”（科学）扯不上边的“秘传济世奇方”之类付出精力。是幸？抑或是不幸？“整理国故”的理想需延伸至此才能得以实现。
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名为“一千一百年的中国印刷”的图书展览会。为两年来的心血作总结，总策划胡适挥笔写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特东方收藏》的小册子，该馆的优异收藏从此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已有近二万四千五百册，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极为罕见。在展览序言《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中，胡适强调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
从仅存的一张展览会场的照片上来看，西装革履的胡适远没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叙说的苍老，他甚至是朝气勃发、踌躇满志的。或许衰老的仅是他的心境。有形的收藏，使记忆变得不再短暂，过往的云烟也就不可能真正埋葬。而正在进行着的一个个人间悲剧，在时时听到脚步声的清幽衬托下，又怎能不加剧心海里的惊涛骇浪。友人的相继去世，儿子的下落不明，在胡适的书信中仅凝结成简单的六个字：“一切都如噩梦！”（1951年3月29日致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信）
就在展览会成功举办的第二天，当胡适还沉浸在自豪和喜悦中的时候，代理总图书馆馆长Kelly与Dodds校长却正为如何顾全面子的解聘他而绞尽脑汁。Kelly专门找到当时历史系一位深通东方礼节之微妙的讲师，来研究解聘信的措词，为的是符合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被解释为“解聘”的“中国的礼节”。后来由校长具名写给胡适的信，用了相当华丽的辞藻来描述他的成绩，但同时指出：“我深感遗憾，学校的财政情形使我无法再请你担任馆长一职。”大概是觉得胡适刚刚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就遭到解聘有失厚道，展览结束后，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几位行政人员又想出了一个顾及双方面子的权宜之计：请胡适作荣誉馆长。然而，在邀请函中，又为要不要提“不支薪”而颇费心思，以至于Kelly不断为此事请示校长：“我们觉得不宜在邀请函中提到此事。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
也许自以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人反而并不了解它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对人生的达观，并由这达观而产生宽怀、傲骨和淡然。实际上，恢复书生本色的胡适，从来都不需要更多的演技。他深知在这个匆忙切实的国度，生存是首位，多赢乃原则。不用等到吹哨子叫停，胡适已然为自己的杰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欣然告别普大，专心端坐于纽约公寓的冷板凳之上，埋头于毕生钟情的学术，尽管迎接他的仪式——导师杜威先生的葬礼，再度显示世间的冰冷。
时隔多年，我们仍可以感受到胡适当时对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心怀顾念。离任前，他对童世纲说：“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通过童世纲，胡适转赠给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全部伪满本的《清实录》、台北重印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珍贵文献私藏。当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何炳棣受温哥华侨领的允诺，要高价收买《清实录》时，经济拮据的胡适断然拒绝了。遵照嘱托，童世纲一直没有渲染胡适的无偿捐赠，并且自接任馆长一职后，远远超过了胡适的期待，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献上了二十五载华年……
雨终于小了，一派干净。由历史堆中抬望眼，释迦牟尼佛仍在静观中微笑。是该起身做别的时候了。行在长长的走廊，隔着远远的时光，还依稀可辨胡适当年看到的人生真相——不做晴日幻想，不靠先知隐喻，再相信一次地活在世间。
来到琼斯楼休息厅，那高高悬挂在壁炉之上的牌匾清晰入眼：“上帝难以捉摸，但他并无恶意。”恰是爱因斯坦的德文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