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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的酗酒、打架以及毫无约束的放纵背后，顾桃认为，是使鹿族人无所依傍的恐惧以及整个群体的悲伤
导演顾桃从小就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在那里，一出家门就能看到大兴安岭的山。可当有人问顾桃，去你家乡呼伦贝尔旅游，哪个季节最好，他却会说，你问错人了，那里早已不是天堂。
顾桃从来听不惯歌唱家们歌词里赞颂的那个所谓“北方家乡”，“什么蓝天啊白云，美丽的草原在我看来全不是真正的北方”。“真正的北方深沉而悲伤，而这种悲伤感，除了大自然的赋予，也跟这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顾桃说。
2002年的一次寻常探亲，使顾桃获得了一次重新审视故乡的机会。他跑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族部落替年迈父亲拜访他曾经的朋友，却目睹了这个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正在经历的生活变迁。
由于当地政府对使鹿族实施禁猎和生态移民政策，鄂温克人被迫上交了猎枪，从山上搬离到了山下。生活的巨大变动，让人与驯鹿的生存陷入挑战，一部分驯鹿人由于适应不了新猎民点的生活环境，选择带着驯鹿返回森林，继续艰难维系原始生活方式。而下了山被圈养起来的驯鹿，也因新建猎民点的周围环境不适宜自身生存习性，无法觅食到更多苔藓，变得体质下降，不断走失或死亡。
眼看这个族群“将要乘坐在桦皮船上漂入博物馆”，顾桃隐约觉得，要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这个过程，并传达出这个地方正在表达的东西。
在之后的十余年里，顾桃成了鄂伦春族文明变迁的见证者。他频繁出入这个有着森林、驯鹿、篝火和烈酒的原始部落，与使鹿族人朝夕相处，并将族群真实的生活一一摄入自己的镜头中，剪出了《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乌鲁木铁》、《神翳》5部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纪录片。在顾桃的片子和记录的文字中，既不乏鹿族人们快乐生活的场景，也忠实记录下了他们无法传承自己文化背后，不为人知的悲痛和哭泣。
骨子里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
顾桃能与使鹿族人结缘，来自于一种“类似于世交的情谊”。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是汉族人，大学时学的是美术，后来毕了业，选择去支援边疆，带着全家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的文化馆当上了一名馆员。
上世纪80年代，顾德清开始了对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两个民族进行实地的考察，那时鄂伦春人养马，鄂温克人养鹿，一南一北，同在大兴安岭。顾德清一边给他们拍照，一边写着日记，有时候数月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用相机和笔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渐渐的，年轻的顾桃对于父亲时不时的“失踪”习以为常。母亲也好像知道父亲在哪里“失踪”，所以从来也不找他。在顾桃的记忆里，每次父亲回家都像是“野人归来”，“满脸胡茬，眼镜腿缠满白胶布，头发老长，要不索性没头发，带着一脑袋的伤。表情虽疲惫，眼睛里却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有次，顾德清回家时带来一个大汉，“穿着兽皮做的上衣和皮靴，挎着枪”，两个人喝酒，也不多说什么话，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脸都红了，眼里有泪，但不落下来”。顾桃玩着那个穿兽皮衣人的猎枪，沉甸甸的，给他一种感觉：那是男人用的东西。更长大了点，顾桃知道了那个穿着兽皮衣叫果士克的大汉是当时鄂温克猎民在敖鲁古雅定居点的乡长，父亲那几年一直出入在敖鲁古雅的森林里，同使鹿族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到了族人的尊重。
2002年，漂泊在外的顾桃回了老家，父亲的苍老令他震动。父亲同他一起翻看《猎民生活日记》的成书，并感慨已经20多年没有和老敖乡的朋友们联系。顾桃突然心里一动，决定去一趟敖鲁古雅，为父亲拍些照片回来。
去到那里才知道，父亲介绍信里写下的那些人名，大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亲人还在。当地人带他找到了酋长玛利亚·索。在那里，顾桃见到了酋长的儿子何协。当时，玛利亚·索不住在定居点里，而是独自在深山中的撮罗子里过年。
猎民在树林里居住的地方叫“乌力楞”，一种俄式木屋，屋子特别小。因为知道顾德清的儿子来了，越来越多的猎民挤进了何协的家里来喝酒，炕上坐满了人，顾桃就被挤到了地下。起初猎民们还不放心顾桃，盘问他，还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来，后来喝酒喝多了，众人就谈开了，说起了很多过去的事，还聊到了生态移民。
一个猎民抱怨：“我要自杀，他妈的都不让打猎了，枪都收没了，怎么找驯鹿啊？”
按照鄂温克族人的说法，收缴枪支，政府并没有得到广大猎民的同意，这严重伤害了使鹿族人的感情。对于仍然在森林放养驯鹿的猎民来讲，随驯鹿的习性而四处游猎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手段，可失去猎枪之后，他们不仅无力抵御凶猛野兽袭击，保护驯鹿和自身安全，更无法阻止偷猎者对森林资源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破坏。
从猎民点回来，顾桃就有了要用影像方式记录使鹿族人快速变化的打算。2004年夏天，顾桃再次来到玛利亚·索在定居点的家。他希望能跟着这些回到山林里的使鹿族人走进大山，记录下他们原始的生活。
酒精是治疗痛苦的药品
虽有父亲留下的世谊，但顾桃还是遭到了玛利亚·索的质疑。最开始，顾桃连去山上猎民点的资格都无法获得。
被族人称为“最后的酋长”的玛利亚·索已经90多岁，是唯一一个不会说汉语的鄂温克人。玛利亚·索在森林里度过了她的一生，森林和驯鹿是她全部的寄托。面对顾桃的拍摄请求，玛利亚·索脸上“每一条皱纹都不为所动”，这早已不是她第一次面对镜头，这些年来，前来采访、猎奇、参观的人们来了又走，跟她合过无数的影，但谁也无法改变鄂温克族走向衰落的命运。
鄂温克人过去搬迁的次数不少，但每一次都不是鄂温克人自己想要搬。从奇乾乡到阿龙山，从阿龙山又到了敖鲁古雅，现在又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点。前几次搬迁，对鄂温克人影响不大，但最后的这次，对鄂温克人尤其是驯鹿的影响很大。城市里面没有驯鹿吃的“恩靠”（苔藓），被圈养起来的驯鹿只能吃山上运下来的草，许多驯鹿适应不了圈养方式，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亡了。 “驯鹿根本离不开林子，这个事小孩儿都知道”，玛利亚·索坚持住在猎民点没有搬走，这个猎民点是敖鲁古雅最大的，约有300头驯鹿，猎点上有三户人家：玛利亚·索和儿子何协一家、安道和儿子毛谢一家、芭拉杰依和她的子女柳霞和维佳一家。
2004年，偷猎者以为玛利亚·索他们也跟着大队伍搬走了，就在林子里重新把套子下了一遍，这个猎点上的驯鹿于是遭了殃，有20多头驯鹿被套子弄死。猎枪也是在那一年被收走。猎枪收走后，熊来的次数就多了，使鹿族人没有了枪，吓都吓不走它，就打了110报警，山下派出所的人来了，拿着枪蹲了几天，什么也没看见又走了。自那以后，驯鹿就跑远了，不愿再回来了。
为了取得使鹿族人的信任，顾桃和所有猎民一样，每天找鹿、挑水、砍冰、背地衣、做饭、喝酒。也有别的人拍摄猎民点，但他们都搭帐篷、带睡袋，只有顾桃跟着猎民睡在一起，“打呼噜放屁，有什么吃什么”。山林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是“昨夜星斗满天，今晨却白雪漫漫”。鹿群越跑越远，这让每一次的寻鹿之旅都变得异常艰辛。
除了在山上砍树、搭帐篷、找驯鹿、割鹿茸这些生产性的活动之外，喝酒在猎民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每次上山，顾桃都会带上不少酒，跟芭拉杰依和她的子女维佳和柳霞同睡一个撮罗子。老芭姨一边埋怨顾桃带酒，一边又嫌弃他“不带点啤的”，有时带上来啤酒，老芭姨又会怪酒“不够劲，怎么没带点白的”。
“藏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活动，有些酒没喝完，就到屋子外藏起来，他们把酒藏在树后或草丛中，反正山上的野地都是他们的宅院。
柳霞和维佳姐弟对酒精的依赖非常强烈，他们都有着最原始鄂族人的宽脸庞，面容糙黑，身材粗重。因喝了太多劣质酒，柳霞的眼睛肿的几乎眯成一条缝。在定居点里，醉酒的柳霞抡起板凳就猛砸弟弟维佳的脑袋，但是第二天，他们就重归于好，靠在一起欣赏美术作品。
鄂温克族中，艺术家所占比例很大。维佳就是这里的艺术家，这位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的外孙，曾在北京民院学画，会写诗，几口酒下肚，开口闭口都是德国表现主义和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几乎每画完一幅画，他就会放进炉子里烧掉。姐姐柳霞没受什么教育，但醉酒后却也能说出富于诗情的呓语：“太阳是我的母亲，月亮是我的父亲，星星是我的儿子。我看见什么？我看见鹿，我看见雪……”
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也嗜酒，但较为节制。在顾桃的镜头前，他曾对维佳说：“维佳你看，从老敖乡到现在喝死了多少人，你看你昨天喝酒，不是那个喝法，那么喝不对。”
那么喝的确不对。在1980年到1986年非正常死亡的112名鄂温克人中，有90人是酒后死亡，也就是说，80.4%的非正常死亡与酗酒有关。柳霞和维佳的姐姐柳芭，使鹿族里第一位闯进大城市的画家，就是因为喝酒而在膝盖深的哈乌河里溺亡，身旁留下的是没洗完的衣服和空酒瓶子。
集体性的酗酒、打架以及毫无约束的放纵背后，顾桃认为，是使鹿族人无所依傍的恐惧以及整个群体的悲伤。拥有如此强烈尊严感的民族，当自己的世界一点点地看着要毁灭，酒精就成了最能支撑他们的东西。
狩猎文化正在消失
柳霞把政府给建的定居点称作“鬼地方”。根河三车间是政府在2003年建成的定居点，有50多户人家，免费居住，让当地原住居民很是羡慕。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外墙、黑色的铁栏杆，在周围普通民房的衬托下格外耀眼。柳霞却说，房子不能住，那么小，地还那么硬。比起这个“鬼地方”，她更怀念森林里的家。
玛利亚·索说，“我们鄂温克人带着汉人的修路队把路开进了大兴安岭，我们驯鹿却失去了家园”。接着，猎民点要安电灯了，敖鲁古雅要告别烛光了，对鄂温克人来说，不知道究竟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失落。电视安上了，电也通了，但70岁的老猎人安道还适应不了现代文明的到来。何协说，安道那天喝了酒，睡觉前习惯性地要吹灭蜡烛，他对着灯使劲吹，却怎么吹也吹不灭，一气之下就把刚安上的灯给敲碎了，这才安然入睡。
有人在网上给维佳征婚，三亚的夏老师看上了他，维佳就跟着她去了三亚。但是维佳吃不惯那里的饭菜，还是觉得东北的馒头加咸菜好吃。夏老师的父亲非常不同意女儿和维佳交往，维佳一言不发，不断向夏老师要酒，但终未果。在外面吃饭时，面对一桌好菜，维佳幻想着喝点小酒，但夏老师仍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找服务生要也没有成功，“哪有猎民不喝酒的”，维佳说，“真他妈的不想呆了，回去，回到猎民点，没鸡巴意思了”。
关于喝酒，维佳和夏老师多次发生争吵，因为维佳去商店赊酒，偷家里的酒喝。跟着夏老师上英语课，维佳只跟着念了一句“A”，就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最后，维佳的三亚生活只能是以返回森林作为结束，他和现代城市还很遥远。
鄂温克人的下一代融入城市的能力更强一些。柳霞的儿子雨果是“希望班”的学生，他的妈妈因被认定为“酗酒无力抚养”，使得他成为被资助的第一名鄂温克族孩子，被送到无锡光华私立学校上学。
假期里，顾桃带雨果去北京过假期。吃火锅时，雨果生生吞了几块生牛肉，一脸的满足，如同何协锯茸时对着喷血的茸喝上几口那种感觉。然而长期的城市生活，使雨果越来越远离家乡，他适应了城市生活，迷恋着现代文明，回到山上反而不适应了。他认可在城市里找刷盘子、洗碗的工作，或者去当保安，哪怕每月只有2000多块钱，也不愿意回到森林。
柳霞试图影响他，她和雨果说话总是用鄂温克语，不管雨果能否听懂，而雨果也总是大声回应她“说汉语”。柳霞一生气，就用鄂温克话骂“卡卡”，雨果则回应“罗纳尔迪尼奥”，柳霞听不清，问：“谁憋尿？”顾桃看了，说，山上有他的妈妈、驯鹿和夕阳，雨果应该回到那里，但看上去已经不可能了。
“那天何协都哭了。枪不收了吗？非常遗憾，在我们这个时代，狩猎文化消失了。惭愧万分。”维佳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庄严、悲悯，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声音。
导演顾桃从小就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在那里，一出家门就能看到大兴安岭的山。可当有人问顾桃，去你家乡呼伦贝尔旅游，哪个季节最好，他却会说，你问错人了，那里早已不是天堂。
顾桃从来听不惯歌唱家们歌词里赞颂的那个所谓“北方家乡”，“什么蓝天啊白云，美丽的草原在我看来全不是真正的北方”。“真正的北方深沉而悲伤，而这种悲伤感，除了大自然的赋予，也跟这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顾桃说。
2002年的一次寻常探亲，使顾桃获得了一次重新审视故乡的机会。他跑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族部落替年迈父亲拜访他曾经的朋友，却目睹了这个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正在经历的生活变迁。
由于当地政府对使鹿族实施禁猎和生态移民政策，鄂温克人被迫上交了猎枪，从山上搬离到了山下。生活的巨大变动，让人与驯鹿的生存陷入挑战，一部分驯鹿人由于适应不了新猎民点的生活环境，选择带着驯鹿返回森林，继续艰难维系原始生活方式。而下了山被圈养起来的驯鹿，也因新建猎民点的周围环境不适宜自身生存习性，无法觅食到更多苔藓，变得体质下降，不断走失或死亡。
眼看这个族群“将要乘坐在桦皮船上漂入博物馆”，顾桃隐约觉得，要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这个过程，并传达出这个地方正在表达的东西。
在之后的十余年里，顾桃成了鄂伦春族文明变迁的见证者。他频繁出入这个有着森林、驯鹿、篝火和烈酒的原始部落，与使鹿族人朝夕相处，并将族群真实的生活一一摄入自己的镜头中，剪出了《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乌鲁木铁》、《神翳》5部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纪录片。在顾桃的片子和记录的文字中，既不乏鹿族人们快乐生活的场景，也忠实记录下了他们无法传承自己文化背后，不为人知的悲痛和哭泣。
骨子里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
顾桃能与使鹿族人结缘，来自于一种“类似于世交的情谊”。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是汉族人，大学时学的是美术，后来毕了业，选择去支援边疆，带着全家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的文化馆当上了一名馆员。
上世纪80年代，顾德清开始了对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两个民族进行实地的考察，那时鄂伦春人养马，鄂温克人养鹿，一南一北，同在大兴安岭。顾德清一边给他们拍照，一边写着日记，有时候数月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用相机和笔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渐渐的，年轻的顾桃对于父亲时不时的“失踪”习以为常。母亲也好像知道父亲在哪里“失踪”，所以从来也不找他。在顾桃的记忆里，每次父亲回家都像是“野人归来”，“满脸胡茬，眼镜腿缠满白胶布，头发老长，要不索性没头发，带着一脑袋的伤。表情虽疲惫，眼睛里却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有次，顾德清回家时带来一个大汉，“穿着兽皮做的上衣和皮靴，挎着枪”，两个人喝酒，也不多说什么话，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脸都红了，眼里有泪，但不落下来”。顾桃玩着那个穿兽皮衣人的猎枪，沉甸甸的，给他一种感觉：那是男人用的东西。更长大了点，顾桃知道了那个穿着兽皮衣叫果士克的大汉是当时鄂温克猎民在敖鲁古雅定居点的乡长，父亲那几年一直出入在敖鲁古雅的森林里，同使鹿族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到了族人的尊重。
2002年，漂泊在外的顾桃回了老家，父亲的苍老令他震动。父亲同他一起翻看《猎民生活日记》的成书，并感慨已经20多年没有和老敖乡的朋友们联系。顾桃突然心里一动，决定去一趟敖鲁古雅，为父亲拍些照片回来。
去到那里才知道，父亲介绍信里写下的那些人名，大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亲人还在。当地人带他找到了酋长玛利亚·索。在那里，顾桃见到了酋长的儿子何协。当时，玛利亚·索不住在定居点里，而是独自在深山中的撮罗子里过年。
猎民在树林里居住的地方叫“乌力楞”，一种俄式木屋，屋子特别小。因为知道顾德清的儿子来了，越来越多的猎民挤进了何协的家里来喝酒，炕上坐满了人，顾桃就被挤到了地下。起初猎民们还不放心顾桃，盘问他，还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来，后来喝酒喝多了，众人就谈开了，说起了很多过去的事，还聊到了生态移民。
一个猎民抱怨：“我要自杀，他妈的都不让打猎了，枪都收没了，怎么找驯鹿啊？”
按照鄂温克族人的说法，收缴枪支，政府并没有得到广大猎民的同意，这严重伤害了使鹿族人的感情。对于仍然在森林放养驯鹿的猎民来讲，随驯鹿的习性而四处游猎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手段，可失去猎枪之后，他们不仅无力抵御凶猛野兽袭击，保护驯鹿和自身安全，更无法阻止偷猎者对森林资源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破坏。
从猎民点回来，顾桃就有了要用影像方式记录使鹿族人快速变化的打算。2004年夏天，顾桃再次来到玛利亚·索在定居点的家。他希望能跟着这些回到山林里的使鹿族人走进大山，记录下他们原始的生活。
酒精是治疗痛苦的药品
虽有父亲留下的世谊，但顾桃还是遭到了玛利亚·索的质疑。最开始，顾桃连去山上猎民点的资格都无法获得。
被族人称为“最后的酋长”的玛利亚·索已经90多岁，是唯一一个不会说汉语的鄂温克人。玛利亚·索在森林里度过了她的一生，森林和驯鹿是她全部的寄托。面对顾桃的拍摄请求，玛利亚·索脸上“每一条皱纹都不为所动”，这早已不是她第一次面对镜头，这些年来，前来采访、猎奇、参观的人们来了又走，跟她合过无数的影，但谁也无法改变鄂温克族走向衰落的命运。
鄂温克人过去搬迁的次数不少，但每一次都不是鄂温克人自己想要搬。从奇乾乡到阿龙山，从阿龙山又到了敖鲁古雅，现在又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点。前几次搬迁，对鄂温克人影响不大，但最后的这次，对鄂温克人尤其是驯鹿的影响很大。城市里面没有驯鹿吃的“恩靠”（苔藓），被圈养起来的驯鹿只能吃山上运下来的草，许多驯鹿适应不了圈养方式，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亡了。 “驯鹿根本离不开林子，这个事小孩儿都知道”，玛利亚·索坚持住在猎民点没有搬走，这个猎民点是敖鲁古雅最大的，约有300头驯鹿，猎点上有三户人家：玛利亚·索和儿子何协一家、安道和儿子毛谢一家、芭拉杰依和她的子女柳霞和维佳一家。
2004年，偷猎者以为玛利亚·索他们也跟着大队伍搬走了，就在林子里重新把套子下了一遍，这个猎点上的驯鹿于是遭了殃，有20多头驯鹿被套子弄死。猎枪也是在那一年被收走。猎枪收走后，熊来的次数就多了，使鹿族人没有了枪，吓都吓不走它，就打了110报警，山下派出所的人来了，拿着枪蹲了几天，什么也没看见又走了。自那以后，驯鹿就跑远了，不愿再回来了。
为了取得使鹿族人的信任，顾桃和所有猎民一样，每天找鹿、挑水、砍冰、背地衣、做饭、喝酒。也有别的人拍摄猎民点，但他们都搭帐篷、带睡袋，只有顾桃跟着猎民睡在一起，“打呼噜放屁，有什么吃什么”。山林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是“昨夜星斗满天，今晨却白雪漫漫”。鹿群越跑越远，这让每一次的寻鹿之旅都变得异常艰辛。
除了在山上砍树、搭帐篷、找驯鹿、割鹿茸这些生产性的活动之外，喝酒在猎民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每次上山，顾桃都会带上不少酒，跟芭拉杰依和她的子女维佳和柳霞同睡一个撮罗子。老芭姨一边埋怨顾桃带酒，一边又嫌弃他“不带点啤的”，有时带上来啤酒，老芭姨又会怪酒“不够劲，怎么没带点白的”。
“藏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活动，有些酒没喝完，就到屋子外藏起来，他们把酒藏在树后或草丛中，反正山上的野地都是他们的宅院。
柳霞和维佳姐弟对酒精的依赖非常强烈，他们都有着最原始鄂族人的宽脸庞，面容糙黑，身材粗重。因喝了太多劣质酒，柳霞的眼睛肿的几乎眯成一条缝。在定居点里，醉酒的柳霞抡起板凳就猛砸弟弟维佳的脑袋，但是第二天，他们就重归于好，靠在一起欣赏美术作品。
鄂温克族中，艺术家所占比例很大。维佳就是这里的艺术家，这位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的外孙，曾在北京民院学画，会写诗，几口酒下肚，开口闭口都是德国表现主义和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几乎每画完一幅画，他就会放进炉子里烧掉。姐姐柳霞没受什么教育，但醉酒后却也能说出富于诗情的呓语：“太阳是我的母亲，月亮是我的父亲，星星是我的儿子。我看见什么？我看见鹿，我看见雪……”
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也嗜酒，但较为节制。在顾桃的镜头前，他曾对维佳说：“维佳你看，从老敖乡到现在喝死了多少人，你看你昨天喝酒，不是那个喝法，那么喝不对。”
那么喝的确不对。在1980年到1986年非正常死亡的112名鄂温克人中，有90人是酒后死亡，也就是说，80.4%的非正常死亡与酗酒有关。柳霞和维佳的姐姐柳芭，使鹿族里第一位闯进大城市的画家，就是因为喝酒而在膝盖深的哈乌河里溺亡，身旁留下的是没洗完的衣服和空酒瓶子。
集体性的酗酒、打架以及毫无约束的放纵背后，顾桃认为，是使鹿族人无所依傍的恐惧以及整个群体的悲伤。拥有如此强烈尊严感的民族，当自己的世界一点点地看着要毁灭，酒精就成了最能支撑他们的东西。
狩猎文化正在消失
柳霞把政府给建的定居点称作“鬼地方”。根河三车间是政府在2003年建成的定居点，有50多户人家，免费居住，让当地原住居民很是羡慕。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外墙、黑色的铁栏杆，在周围普通民房的衬托下格外耀眼。柳霞却说，房子不能住，那么小，地还那么硬。比起这个“鬼地方”，她更怀念森林里的家。
玛利亚·索说，“我们鄂温克人带着汉人的修路队把路开进了大兴安岭，我们驯鹿却失去了家园”。接着，猎民点要安电灯了，敖鲁古雅要告别烛光了，对鄂温克人来说，不知道究竟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失落。电视安上了，电也通了，但70岁的老猎人安道还适应不了现代文明的到来。何协说，安道那天喝了酒，睡觉前习惯性地要吹灭蜡烛，他对着灯使劲吹，却怎么吹也吹不灭，一气之下就把刚安上的灯给敲碎了，这才安然入睡。
有人在网上给维佳征婚，三亚的夏老师看上了他，维佳就跟着她去了三亚。但是维佳吃不惯那里的饭菜，还是觉得东北的馒头加咸菜好吃。夏老师的父亲非常不同意女儿和维佳交往，维佳一言不发，不断向夏老师要酒，但终未果。在外面吃饭时，面对一桌好菜，维佳幻想着喝点小酒，但夏老师仍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找服务生要也没有成功，“哪有猎民不喝酒的”，维佳说，“真他妈的不想呆了，回去，回到猎民点，没鸡巴意思了”。
关于喝酒，维佳和夏老师多次发生争吵，因为维佳去商店赊酒，偷家里的酒喝。跟着夏老师上英语课，维佳只跟着念了一句“A”，就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最后，维佳的三亚生活只能是以返回森林作为结束，他和现代城市还很遥远。
鄂温克人的下一代融入城市的能力更强一些。柳霞的儿子雨果是“希望班”的学生，他的妈妈因被认定为“酗酒无力抚养”，使得他成为被资助的第一名鄂温克族孩子，被送到无锡光华私立学校上学。
假期里，顾桃带雨果去北京过假期。吃火锅时，雨果生生吞了几块生牛肉，一脸的满足，如同何协锯茸时对着喷血的茸喝上几口那种感觉。然而长期的城市生活，使雨果越来越远离家乡，他适应了城市生活，迷恋着现代文明，回到山上反而不适应了。他认可在城市里找刷盘子、洗碗的工作，或者去当保安，哪怕每月只有2000多块钱，也不愿意回到森林。
柳霞试图影响他，她和雨果说话总是用鄂温克语，不管雨果能否听懂，而雨果也总是大声回应她“说汉语”。柳霞一生气，就用鄂温克话骂“卡卡”，雨果则回应“罗纳尔迪尼奥”，柳霞听不清，问：“谁憋尿？”顾桃看了，说，山上有他的妈妈、驯鹿和夕阳，雨果应该回到那里，但看上去已经不可能了。
“那天何协都哭了。枪不收了吗？非常遗憾，在我们这个时代，狩猎文化消失了。惭愧万分。”维佳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庄严、悲悯，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