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祖诒，出生于1918年，江苏省常熟人。上海法学院、国防研究院毕业。1972年5月蒋经国“组阁”，张祖诒奉命撰写《施政方针报告》，至1988年元月蒋经国逝世前一天，蒋的重要谈话与讲稿，均由他执笔，深受蒋的信任。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张祖诒，耳聪目明，讲话铿锵有力，条理分明。他曾是蒋经国倚重的“文胆”。如今97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最近发表小说处女作《宝枝》，引起文坛瞩目。
　　两岸开放探亲后，张祖诒曾多次返乡寻亲，虽然家乡已因时空变迁而感到陌生，但思乡之情还是浓到化不开，心中的童年记忆反而愈来愈清晰，所见所感时时刻刻在心中凝结，孕育出这部被读者誉为“中国版《飘》”的动人小说。
　　不愿意花精神去描述坏人
　　“文胆”者，文笔佳是必要条件，负责草拟撰写各种文告、讲稿、新闻稿，等等，并出谋划策。几十年笔耕生涯，张祖诒写的都是“庙堂文学”，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官样文章，有点枯燥，所以我一直在构思怎么样把我心中的某个角落，像拼图一样拼凑成一部小说。”
　　《宝枝》描述了出身江苏农家的童养媳刘宝枝，历经抗日、国共内战，从乡下到上海、香港，最终落脚台北，逾半世纪流转的人生风景与爱情际遇。“在我想象中、记忆中，当然有这么一个人，可是情节不一定完全跟她契合，小说是虚构的。就好比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他本人是不是贾宝玉？各种联想都可以，小说就是有这种伸缩性的许可，只要合情合理。”
　　张祖诒在心中把腹稿打了很多年。第一次写小说，虽然酝酿很久，但真正下笔时，他才发现并不简单。“即使不是真人真事，但时空背景一定要跟历史和社会现象吻合。而且我写的是言情小说，避免不了爱与情，情节设计更要花心思。”

　　最后两章的结局，张祖诒思考了足足两个月。“这跟写真实的故事不同。真实的故事只是记录，小说的结局则是要让读者看了满意。中国人写小说都喜欢以大圆满收场，皆大欢喜，但是我发现这样的结局太平凡，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死去，倒是感动了很多人。西方的许多长篇小说都很悲情，比如《飘》里斯佳丽与瑞德最后分开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都死了。所以我想安排的结局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
　　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说，《宝枝》里没有一个坏人。张祖诒如此写，有他自己的用意，“描写反派角色多么可恶、卑劣，激起读者愤慨，并不困难，但我的写作目的是要阐扬人性本善，即使在战乱中，人与人之间仍然可以相互扶持。尤其我写的那个时代，民风淳朴，不只江南，我想全国都一样。当然世界上一定有坏人，但我不愿意花精神去描述坏人，我想这和我的个性有点关系。”陪伴在旁边的张夫人微笑着接话：“他个性很好的。”
　　个性好表现在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按说，在政坛栖身多年，张祖诒似乎更应该也更擅长写官场小说，但他不愿意。“早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写衙门里的官僚文化，像揭弊一样;后来旧弊革除，新的官僚文化又产生了。抗战时期有《厚黑学》，描写人性的丑恶，要‘皮厚心黑’，但我的人生观是常看正面，对反面的东西我不愿意太多着墨。”
　　现在社会价值观完全改变了
　　张祖诒追随过两位长官：严家淦和蒋经国。严、蒋都曾“组阁拜相”，担任“行政院长”;又都曾先后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而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马英九，还曾是张祖诒的部下。在其他人看来，张祖诒一生大有造化，他自己倒是看得很平淡。
　　童年时，张祖诒上的是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但不喜欢写诗。父亲为了训练他，专门找一些空着格的诗句，让他嵌字填充，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北伐革命成功后，张祖诒上了新式小学，之后考上县立中学。
　　当时的常熟，这所初中就是最高学府。读了两年，闹起了学潮，教员、学生一起罢课，张祖诒的父母怕耽误孩子学习，就把他送到苏州，读东吴大学附中。从那里，他考入上海法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迁到上海租界，生活费用大增，幸好有个教授介绍他去实业部棉业统制委员会实习，每个月有一笔可观的薪水，解决了他的生活费跟学费问题，一直到1939年毕业。

　　上海法学院在当时不算什么名校。直到后来到台湾多年，有一个台湾大学很知名的教授还曾对张祖诒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可你真的是上海法学院毕业？那样一个大学怎么会有你这样好的学生，写这么好的文章？”张祖诒听了啼笑皆非，只好回答：“一流大学有三流学生，三流大学也有一流学生。”
　　至于从政，张祖诒说是一种缘分，“特别是跟蒋经国先生的关系，我跟他素无渊源，就因为帮他写了施政方针讲稿，他就将我留下，要我去做秘书室主任。这是他接任‘行政院长’后发布的第一个人事命令，从此我追随他16年。而且他对我非常信任，不久又升我做‘行政院副秘书长’，我还有点惶恐，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之一是要负责党政之间的协调联系，而我对派系一无所知，对当时的政治生态也很茫然。起先，我婉谢他的厚爱，但他说：‘我就是要找这样一个人，不管什么派系，你最适合。’所谓的从政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以前我只是摇笔杆，自此跟政治有了接触，但我还是一个幕僚，不是政治人物。后来他又提拔我做‘总统府副秘书长’，临上任前，他对我说了两句话，‘我不仅是工作上需要你，感情上也需要你’，让我感动得即使替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我从事公职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在蒋经国身边16年，张祖诒对上层政治有第一手的观察。
　　在总统府担任副秘书长时，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还是张祖诒的部属。他对马的评语是“零缺点”，“后来当‘部长’‘市长’，这个‘零缺点’都不打折扣，但做了‘总统’以后，高度完全不同，表现当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大家公认，我不好用这个字眼‘可怜’，但很惋惜。”
　　张祖诒比较蒋经国与马英九，“蒋先生非常有亲和力，只要跟你一握手，好像就有股热流传过来，马先生就缺乏这种魅力。回想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他提出发消费券政策，每个老百姓可以领到8000元礼券，保证全额提领，不打折扣，老百姓现在却全忘记了，只想着他如何无能。这对他是挺不公道的事。现在台湾的政治没有公道、也没有是非，社会价值观完全改变了。”

　　文学对社会是一个营养剂
　　张夫人说张祖诒有着好个性，但依然有读书人的脾气。此话不假。他最钟情的还是写作与读书，“拿起笔来，我不觉得辛苦，还很快乐。清朝大儒袁枚说自己三日不读书，就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颇有同感，好像多日不接触到书本，就觉得很空虚，所以现在一把年纪也舍不得放下笔和书本。”
　　写了一辈子字，张祖诒对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它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生活发展的描述，是由知识分子用当代大众熟悉的语言，透过灵敏的笔触，以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的体裁所写出来的文艺创作。而现在文学的范围扩大，可以包含新闻报导、传记文学、书函信札等各种各样的作品，但里面同样都要有思想、有感情、有爱心，还要有写作的艺术，使文学成为一种艺术品。所以我认为文学对社会是一个营养剂，可以培育和滋润人文历史的素质和品位。”
　　在张祖诒看来，对社会是否有用，是评价文学的标准。他欣赏胡适。“100年前，他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大力提倡白话文，希望人人能够写，人人能够读。他对文学提出8个条件，主张文学除了思想感情之外，还必须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不要钻牛角尖、不滥用典故等。这些主张，到今天还适用。”张祖诒非常反感那些措词很随意的文章，觉得“不入流”。但现在媒体上常有这种内容，老人看得直摇头。“最近看报纸上说国民党败选是输在‘婉君’，我说‘婉君’不是小说里的女孩子吗？怎么对国民党影响这么大？后来才晓得‘婉君’是‘网军’的谐音。”
　　台湾当代作家里，张祖诒喜欢彭歌（代表作《象牙球》）。“我常看他的文章，很有正义感，爱国情操更不用讲。例如他过去写过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充分表达了他的正气，让人感动。”虽然总说自己和文艺界人士接触得不多，但说到一些优秀的作品，老人都能一一道来：“有很多本土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很感人。我觉得我的回忆跟一位作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是齐邦媛。她写的《巨流河》，我非常欣赏，因为有同一时代的际遇。她的文章像是自传，写得有感情，很细腻，把国仇家恨写得非常深入。”
　　《宝枝》写完之后，张祖诒还想尝试创作散文。他的生活很随心，早上8点半，用完早餐，就埋头写作。写到中午12点，有应酬就去外面，没有应酬就在家吃午餐，休息到下午3点，之后起来运动一下。家人对他的写作很支持，“他们只要看我在写，就很高兴，而且还要我再写点其它的，所以我敢于再做第二次大胆尝试。”他说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会在百岁出版，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