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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理论论争,这一争论使中国革命的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文力图从还原这一次争论的历史真相出发,对这一争论的本质及其影响再做探索,并力图从中引出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关键词理论论争 中国革命 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79-02
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对于这场争论,我国理论界早有定论,认定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于这个评价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评价有“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嫌,主张还论争以其本来面目。
由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探讨的乃是中国应当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牵涉范围极大,影响极深,确实有必要对这场论争进行一番符合史实的评价,并从中引出有益于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一、论争之源起
(一)论争主角的出现
李大钊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随后他参与和主持的一些刊物,陆续刊发了部分马克思的原著。五四运动前夕,轮到李大钊主编《新青年》六卷第五号,他决心把该期新青年编成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自己撰写了一篇文章,概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此同时,胡适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同样的问题。胡适深受其学生时代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杜威的影响,走的是“贴地爬行,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道路。1917年,他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表示:“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曾到北京高校各地学校讲演,介绍实用主义哲学从皮尔士到当时的权威杜威的思想发展历程。随后,他也利用主编《新青年》六卷四号的机会,把他讲演过的《实用主义》刊登在该期杂志上,将《杜威的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号杜威专号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力邀老师杜威到中国讲学,力图将实用主义进行推广。
(二)现实运动发展导致论争产生
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产生的救国救亡思想主导了当时的五四运动发展趋向,这中间不能不说没有自鸦片战争始,而经百日维新体系化,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全国兴起了一个办社团,研究介绍新思想,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此时仅是其中的一种思潮。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存在,以及该政权显示出的极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大地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现实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胡适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1919年6月,胡适认为:“方才不能不有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于是发愤想要谈政治。”胡适还说,“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胡适主动发起论战,他自己说主要是为了反对人们的“空谈主义”,“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后来的学界对他的反驳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开端,即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人们竞相引起各种学说,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新的救国方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并非“闭口不谈政治”,谈马克思主义的人,从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加以接受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要用这种理论去破坏旧社会,旧秩序,幻想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社会……。事实上,胡适之所以那样说,应当是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实用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实用主义奉行社会实验,认为社会的改造不可能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整体蓝图去人为制造和实施,而应当在小范围内,一个一个问题的去试错性地解决。实用主义者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一开始就来一个整体性构思,然后去实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是以其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吸引人们的注意,犯了实用主义的忌,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并不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讲政治,而是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空想型的,并不是来源于现实政治问题本身,是从空想到现实。
第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大,而且由于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比较吸引国人,胡适所意识到的危险就是这个,因此他觉得必须要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去与之抗衡,挽救五四运动的发展趋向。
论争发生的根源在于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改造途径认识的大相径庭,而发生的契机则在于五四运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趋向。
二、论争的主要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论争的问题在于用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两个问题。第一,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而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空谈外来“主义”是没有用的,因为所谓“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人们对于主义的态度,应当是作为“参考资料,而不应当挂起来当招牌。”也就是说,主义不具备永恒真理的性质,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是真理,对于中国是否实用还是问题,不应当马上拿来就用。
第二,胡适以“多研究问题”提倡解决中国问题应当走社会改良道路,而不能进行革命。他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人们应当本着研究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去投身社会实验,不能高谈阔论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胡适认为:“如果不去研究问题,而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他认为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小范围内试错性的改良,整体性解决必然带来灾难。
李大钊针对胡适的说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予以了坚决的回应。他首先指出,研究问题和宣传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社会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奋斗,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主义和理想。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还认为之所以胡适会反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一味听信了别人的谣言。其次,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问题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能有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的希望。他认为,这个根本解决就是经济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政治问题也好,法律问题也好……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也不可能。
三、论争的性质和意义新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道路之间的斗争。学界当年将之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一定性有一定正确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定性的局限性:
第一,在我國建国初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政治生态状况下,这一定性的“特殊份量”和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所指内涵比较大,而论争所涉及的仅仅是社会改造问题,同样“反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也比较大,以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来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来定性,实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其次,从历史维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定位,使本来学术色彩较浓的,提供可能性较多,思考空间更大的论争完全变成了政治抉择,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常常是学理不够,政治色彩有余。使这一完全可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定性在历史的那一瞬间,失去了继续发掘和研究的余地。甚至于发展到对胡适本人的否定,就这一层面来说,该定义应当对此负责。
关键词理论论争 中国革命 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79-02
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对于这场争论,我国理论界早有定论,认定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于这个评价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评价有“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嫌,主张还论争以其本来面目。
由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探讨的乃是中国应当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牵涉范围极大,影响极深,确实有必要对这场论争进行一番符合史实的评价,并从中引出有益于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一、论争之源起
(一)论争主角的出现
李大钊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随后他参与和主持的一些刊物,陆续刊发了部分马克思的原著。五四运动前夕,轮到李大钊主编《新青年》六卷第五号,他决心把该期新青年编成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自己撰写了一篇文章,概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此同时,胡适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同样的问题。胡适深受其学生时代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杜威的影响,走的是“贴地爬行,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道路。1917年,他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表示:“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曾到北京高校各地学校讲演,介绍实用主义哲学从皮尔士到当时的权威杜威的思想发展历程。随后,他也利用主编《新青年》六卷四号的机会,把他讲演过的《实用主义》刊登在该期杂志上,将《杜威的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号杜威专号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力邀老师杜威到中国讲学,力图将实用主义进行推广。
(二)现实运动发展导致论争产生
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产生的救国救亡思想主导了当时的五四运动发展趋向,这中间不能不说没有自鸦片战争始,而经百日维新体系化,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全国兴起了一个办社团,研究介绍新思想,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此时仅是其中的一种思潮。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存在,以及该政权显示出的极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大地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现实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胡适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1919年6月,胡适认为:“方才不能不有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于是发愤想要谈政治。”胡适还说,“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胡适主动发起论战,他自己说主要是为了反对人们的“空谈主义”,“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后来的学界对他的反驳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开端,即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人们竞相引起各种学说,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新的救国方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并非“闭口不谈政治”,谈马克思主义的人,从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加以接受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要用这种理论去破坏旧社会,旧秩序,幻想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社会……。事实上,胡适之所以那样说,应当是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实用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实用主义奉行社会实验,认为社会的改造不可能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整体蓝图去人为制造和实施,而应当在小范围内,一个一个问题的去试错性地解决。实用主义者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一开始就来一个整体性构思,然后去实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是以其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吸引人们的注意,犯了实用主义的忌,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并不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讲政治,而是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空想型的,并不是来源于现实政治问题本身,是从空想到现实。
第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大,而且由于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比较吸引国人,胡适所意识到的危险就是这个,因此他觉得必须要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去与之抗衡,挽救五四运动的发展趋向。
论争发生的根源在于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改造途径认识的大相径庭,而发生的契机则在于五四运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趋向。
二、论争的主要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论争的问题在于用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两个问题。第一,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而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空谈外来“主义”是没有用的,因为所谓“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人们对于主义的态度,应当是作为“参考资料,而不应当挂起来当招牌。”也就是说,主义不具备永恒真理的性质,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是真理,对于中国是否实用还是问题,不应当马上拿来就用。
第二,胡适以“多研究问题”提倡解决中国问题应当走社会改良道路,而不能进行革命。他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人们应当本着研究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去投身社会实验,不能高谈阔论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胡适认为:“如果不去研究问题,而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他认为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小范围内试错性的改良,整体性解决必然带来灾难。
李大钊针对胡适的说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予以了坚决的回应。他首先指出,研究问题和宣传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社会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奋斗,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主义和理想。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还认为之所以胡适会反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一味听信了别人的谣言。其次,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问题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能有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的希望。他认为,这个根本解决就是经济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政治问题也好,法律问题也好……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也不可能。
三、论争的性质和意义新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道路之间的斗争。学界当年将之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一定性有一定正确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定性的局限性:
第一,在我國建国初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政治生态状况下,这一定性的“特殊份量”和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所指内涵比较大,而论争所涉及的仅仅是社会改造问题,同样“反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也比较大,以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来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来定性,实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其次,从历史维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定位,使本来学术色彩较浓的,提供可能性较多,思考空间更大的论争完全变成了政治抉择,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常常是学理不够,政治色彩有余。使这一完全可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定性在历史的那一瞬间,失去了继续发掘和研究的余地。甚至于发展到对胡适本人的否定,就这一层面来说,该定义应当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