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还沉迷于“网络文学”的玫瑰色梦幻小资情调的宣泄时，当国内一些作家还在以街头小流氓、江湖黑社会的代言人自居而对社会表示所谓的“愤怒”时，湖南武冈籍青年作家刘奇叶却把他的创作关怀投向了那片生养他的湘西南热土，历时五年创作出了一部旨在表现“当代农村社会传统与变革、文明与愚昧的冲撞所带来的阵痛和沉思、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的长篇小说《红豆生南国》，以寄寓作者对湘西南这片热土的人和事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之情。小说始终以湘西南为地域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湘西南独有的风韵和湘西南人民的性情和性格，具有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色。同时，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原有的乡村风情，又涵盖了正在向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的趋势和背景，具有“新”的乡土文学特色。作品以一曲爱与恨、恩与怨、美与丑、真与假的情歌解读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男女的情色掌纹，透视人物冷酷与激情的表象，直击现实生活背后的各色人生。故事发生在富有“神奇的土地”之称的湘西南云山脚下，妙龄少女嫣红长得风姿绰约，美丽迷人，性格开朗，纯情可爱。出于和初恋情人龚一彬、丈夫笑云两个男人的感情纠葛，嫣红离家出走打工，后追随龚一彬在南国都市深圳打拼创业。嫣红尽管在事业上有所收获，但她的爱情却在滚滚红尘中被无情地剥落得支离破碎，尤其当她看到自己无暇顾及的女儿茵茵渐渐堕落时，更是悲痛和忧郁不堪，方才猛然觉醒，反省自我，重梳思绪，回归理性。无疑嫣红这一形象是中国当代文学表现改革开放农民形象这一题材中一个崭新的形象。因为无论是在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形象的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还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这一形象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而在刘奇叶这里却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是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形象。
　　嫣红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她渴望摆脱贫困落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这一时代主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她对原始情欲的合理欲求上和对自我价值的苦苦追寻与确证上。
　　贫困的农村姑娘嫣红，十七八岁年龄，出于一种原始情欲的冲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湘西南云山脚下那片原始、古朴、封闭的山野里与有妇之夫身为民办教师的龚一彬相遇，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进而产生错觉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爱情了。他们一次次地在原始山野里偷情，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原始风情画。终于这种关系被龚一彬的老婆发觉，嫣红在乡里人们守旧的舆论中成了“不要脸的婊子”，不得不被迫离家出走，走上了南下打工之路。可以说嫣红的出走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行为，在她身上残留的小农经济意识也还很浓重，在她的意识里，用卖掉自己头发换来的钱美餐一顿就很满足，她并不幻想大富大贵，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商品意识不断向社会各个层面纵深渗透的外部世界也毫无觉察。如果不是偷情事件，她的思想观念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侍奉男人为男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生命轨迹是天经地义的，她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去改变这些，也就是说，作为传统女性的因袭，她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觉醒。她只是追求一些生命的本能欲求的满足。很显然，在这里嫣红与以前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民形象比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她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形象，只是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被动地卷入到这一时代的洪流中的，是她在深圳龙岗打工过程中目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经受各种被利用和被背叛，出于生存的需要，才不自觉地从一个农村姑娘而变成了一个“漂亮，会说话的嫣红小姐”，学会了推销自己，利用自己的姿色笼络客户，把她的“红豆房地产公司”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这一形象的塑造寄寓了刘奇叶对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的新的理解。从嫣红这一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发家致富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并不是这一主题的全部，也并不是所有农村人的自觉追求。刘奇叶提出的是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命题：农村人如何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那些生命的合理欲求如何才能得到实现，在生命的欲求实现上有否层次的高低。正如嫣红在商业上的成功，却换来了个人情感的失落，对女儿茵茵教育的失败，以及衣锦还乡却遭到乡亲们的排斥所带来的个人身份的无法确证，个人灵魂的无所归依等等。
　　刘奇叶通过《红豆生南国》这部小说试图把握时代命脉、对时代主题作出纵深的理解诠释，却选择了一个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来承载，是有深刻用意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男权传统的国度，女性的命运总是令人深深叹惋，因为女性在现实的泥淖中背负着过多的因袭的重担，难有自我解放的可能，尤其是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不自觉地充当了男性的附庸。因此，任何一次时代的洪流都是首先把男性推向前台，在男性的巨大阴影下她们难以有突破自身局限的可能。这就不难理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那种种的封建落后现象沉渣泛起，诸如“包二奶”、卖淫等等。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实现人的价值和解放，这正是时代的使命所在。正如嫣红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决心以自己的资产为故乡修“一座红豆新公寓城，让广大贫困居民住上廉价的公寓”并投资成立“红豆教育救助基金会，帮助那些贫困线上挣扎的学子们”。从这样的结局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嫣红经过“传统与变革、文明与愚昧的冲撞所带来的阵痛和沉思、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而终于确证了自己的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形象。
　　无疑地，刘奇叶的小说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使命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是给我们交了一个很好的答卷的。他的小说不仅深深地植根于生养他的这片湘西南热土，对这片热土上的劳动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以博大的人文关怀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命运并满腔热情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传布他们的忧喜悲欢，为他们指出出路和希望所在。“表达自己对那种浪漫和幻想的礼赞，表达那种对真爱和纯美的歌颂”，“用爱与美作为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道壕堑，向着日益世俗化、平庸化的社会现实做完全地抗争”。
　　德国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蔡特金在分析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时指出，“在这样的时代里，由于人们只看到艺术的一个方面——明显的颓废没落的特征。就忽视了它的另一方面——蓬勃向上的新生活的征兆。这种生活既可以把艺术从颓废没落中拯救出来，又可以给予它广阔发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内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蓬勃向上的新生活”，可以给予艺术以“广阔发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同志“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才能焕发永恒的艺术魅力。
　　可喜的是刘奇叶这样做了，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可喜的创作势头。
　　（作者单位：武冈师范）
　　
　　责任编辑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