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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由社会主义团结联盟(SocialistSolidarity：Network)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英国支部)两个左翼团体以及33名个人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抵抗(sR)”，是英国的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组织，办有刊物《社会主义抵抗》。其发起人包括苏格兰社会党和“停止战争联盟”等多个左翼团体的主要成员如弗朗西丝·库兰(Frances Curran)、凯特丽奥娜·格兰特(Catriona Grant)、安德鲁·博金(Andrew Burgin)等，其组织机构每月定期在牛津和伯明翰召开会议，每年也会组织多场全国性论坛，并印刷宣传品和小册子，其主要领导也参加第四国际机关刊物《国际观点》的编辑工作。2008年1月，《国际观点》刊载了菲尔·哈特(PhilHears)的《21世纪要建立怎样的泛左翼政党?》一文(最初此文仅供“社会主义抵抗”内部讨论，修改后为“社会主义抵抗”指导委员会所采用)，文中所涉社会主义工人党为英国目前最大的托派政党，也是“停止战争联盟”的主要推动力量，主办有《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和《国际社会主义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ttmal)等刊物。
风起云涌但面临分化的运动
随着工人阶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挫折和苏联解体的负面影响力在欧洲持续发酵，建立国际性泛左翼联盟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之后反全球化活动的开始觉醒，意味着全球正义运动重新复苏；同时，这些活动的活跃又直接导致大规模国际性反战运动，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相形见绌。显然，这些活动给国际左翼运动重新注入了鲜活生机。2002年佛罗伦萨欧洲社会运动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极左翼势力的兴起便是其表现，而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也是在佛罗伦萨出现的。此外，拉丁美洲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范围复兴则加快了这一进程。
与以往不同，21世纪以来的数年间左翼运动的发展状况更加复杂，工人阶级大多都处于防守地位。对国际左翼的运动方向和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的多次讨论将会加快社会主义运动力量在多个国家的重新配置；发生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以及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和葡萄牙左派联盟(LeftBloc)等国家的新左翼运动则构成了这一进程的积极方面。
其他国家的左翼活动也呈现出复杂性。意大利批判左翼(Sinistra Critica)从重建共产党中分离出来，因为后者支持政府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巴西，由于卢拉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小部分激进分子脱离工人党建立了社会主义自由党(Socialism andLiberty Party)。这种分裂是一种政治澄清，是维护工人阶级政治原则的尝试，但对重建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大部分成员来说无疑是一种失败。
那么，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左翼联盟呢?在新自由主义盛行25年后，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性社会主义组织来加以应对。在手段运用上，设想抛弃革命手段来进行现实斗争显得有些可笑，即使采取1934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式的革命组织和政治也很不可信，虽然当时的工人阶级在文化水平、地理分布和工会组织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而且，当时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革命规划的核心部分还再次重申了组织的集中特性。正如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内容一样，那些自称为托洛茨基派别的组织所依托的政治组织和活动方式都明显带有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模式的深厚影响，英国的托洛茨基派别组织就是如此。
左翼力量的分化看似很正常，但放在国际层面却也值得加以反思。一些左翼组织抛弃了固有的原则并疏远其他左翼力量，这是不幸的，但也不能仅用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迫害”来作简单解释。我们必须正视政治中存在的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
革命社会主义和“泛左翼政党”
其实，即使在建立国际性泛左翼政党的历史经验方面也表现得错综复杂。一些左翼力量逐步滑向右翼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政府，一些左翼力量强调“清白无污点”，使得任何政治改组都异化为浪费时间，这样发展下去，左翼运动所能做的无非是散发文件、举行会议、批判所有其他人和赞美自己“纯洁无暇”(这是对建立国际性泛左翼政党的简单化思维，这种思维通常强调“追于压力”来回避积极作为，认为一旦建立就定会吸引各国工人组织)等毫无意义的工作。若是如此，我们尽可专注于我们的小团体而把改造社会的愿望交由右翼和极右翼力量来完成。
显然，这种建立泛左翼政党中的简单化思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将使我们远离国家政治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要反击右翼力量就必须将广大左翼力量联合起来并对之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在各自政治生活领域中提升话语权，能够在议会中与右翼力量形成有力竞争。德国左翼党、葡萄牙左派联盟和丹麦红绿联盟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左翼力量一旦联合起来将会对大规模动员和斗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动员反战运动和养老金改革中都有出色表现。泛左翼联盟的建立也有助于拓宽民众的视野，并对现存右翼势力形成有力挑战，使社会主义力量重返政治舞台。
那种认为一旦建立泛左翼政党就万事大吉的想法也是极其可笑的。实际上，它建立的目的是为左翼力量构建交流平台以讨论重大问题和协调行动，当然，问题评判困难和决定折中妥协在所难免。鉴于分歧较大，2l世纪左翼力量的政治改组方向以及如何改组在当下仍不明朗。
泛左翼政党的革命机能
泛左翼政党并不是就某一具体问题形成统一阵线，而是一种政治联盟；而且，为保持团结，还须采用民主原则，但这又不能简化为选票和多数决定原则。假如有组织的革命行为以派系的面目出现，那就是异常的、反民主的行为，因而这些革命行为须遵守下列指导原则：泛左翼政党内部须有自治的政治生活，这样参加左翼运动的党外人士就会感觉到联盟作出的决定都是公开的，联盟是值得信赖的；任何革命行为都不能以纪律“要挟”参加者，不能以组织名义要求他人接受组织决定，即使在左翼运动状况恶化之时；在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联盟成员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否则会阻塞言路，民主原则会受到损害i革命分子须向各自的组织表达忠诚和承诺；对泛左翼政党的发展不应施以额外限制，其发展须对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斗争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在泛左翼政党内部进行协调活动时切忌对非己组织成员施加不必要的影响。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民主集中制： 内部层面和国际层面
既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能以派系或者官僚主义的形式来运作，而民主集中制在许多人看来又是非民主的，那么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模式呢?这不仅仅是规则和章程的问题，而且同样涉及到诸多问题：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有12人，决定通常由他们中的三、四人作出，而他们仅是整个组织的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少数派通常没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意见分歧只存在于会议预备阶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内部公告和内部讨论，真正的讨论只存在于领导层；内部结构两极分化，内部纪律执行常常取决于中央委员会，随意性很大；成员对所在国左翼组织的忠诚度甚于国际性左翼联盟，国际左翼联盟也存在“国际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国内国际对接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分歧很大，在实践中会削弱左翼运动的影响力。
左翼运动中存在的错误理解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乃是将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斯大林主义改革者、摇摆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中间路线”者、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或许连同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内都看作是革命者。托派运动的各个分支也都曾深受其害。对此，可用1938年托洛茨基说过的话来反驳：“从字面意义上讲，除了第四国际之外再也不存在什么革命行为了。”
即使这种观点具有可行性，那也不是在今天。当今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都将社会运动、社会正义组织以及国际性的激进政治势力看作是不和谐之音，这对组织和协调反资本主义左翼运动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小型的国际性组织都不可能把马克思真理据为己有，都不可能宣称提供普世的答案。
而第四国际和社会主义抵抗的自我定位便不同于此：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并加以恪守，我们也深感有责任重建泛左翼联盟，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联合起来并开展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相反我们也需要学习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运动之类的革命经验。
对我们来讲，组织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整合左翼力量。列宁与托洛茨基和卢森堡一样都不迷信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故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时刻准备着为适应现实而改变组织形式，因为革命力量的团结并非靠组织形式来维系，而是依靠共同参与革命计划进程来实现。因此，我们不会抛弃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思想，所要抛弃的是那种将列宁主义视作一成不变的僵化组织形式的观点。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文 慧]
风起云涌但面临分化的运动
随着工人阶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挫折和苏联解体的负面影响力在欧洲持续发酵，建立国际性泛左翼联盟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之后反全球化活动的开始觉醒，意味着全球正义运动重新复苏；同时，这些活动的活跃又直接导致大规模国际性反战运动，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相形见绌。显然，这些活动给国际左翼运动重新注入了鲜活生机。2002年佛罗伦萨欧洲社会运动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极左翼势力的兴起便是其表现，而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也是在佛罗伦萨出现的。此外，拉丁美洲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范围复兴则加快了这一进程。
与以往不同，21世纪以来的数年间左翼运动的发展状况更加复杂，工人阶级大多都处于防守地位。对国际左翼的运动方向和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的多次讨论将会加快社会主义运动力量在多个国家的重新配置；发生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以及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和葡萄牙左派联盟(LeftBloc)等国家的新左翼运动则构成了这一进程的积极方面。
其他国家的左翼活动也呈现出复杂性。意大利批判左翼(Sinistra Critica)从重建共产党中分离出来，因为后者支持政府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巴西，由于卢拉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小部分激进分子脱离工人党建立了社会主义自由党(Socialism andLiberty Party)。这种分裂是一种政治澄清，是维护工人阶级政治原则的尝试，但对重建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大部分成员来说无疑是一种失败。
那么，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左翼联盟呢?在新自由主义盛行25年后，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性社会主义组织来加以应对。在手段运用上，设想抛弃革命手段来进行现实斗争显得有些可笑，即使采取1934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式的革命组织和政治也很不可信，虽然当时的工人阶级在文化水平、地理分布和工会组织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而且，当时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革命规划的核心部分还再次重申了组织的集中特性。正如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内容一样，那些自称为托洛茨基派别的组织所依托的政治组织和活动方式都明显带有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模式的深厚影响，英国的托洛茨基派别组织就是如此。
左翼力量的分化看似很正常，但放在国际层面却也值得加以反思。一些左翼组织抛弃了固有的原则并疏远其他左翼力量，这是不幸的，但也不能仅用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迫害”来作简单解释。我们必须正视政治中存在的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
革命社会主义和“泛左翼政党”
其实，即使在建立国际性泛左翼政党的历史经验方面也表现得错综复杂。一些左翼力量逐步滑向右翼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政府，一些左翼力量强调“清白无污点”，使得任何政治改组都异化为浪费时间，这样发展下去，左翼运动所能做的无非是散发文件、举行会议、批判所有其他人和赞美自己“纯洁无暇”(这是对建立国际性泛左翼政党的简单化思维，这种思维通常强调“追于压力”来回避积极作为，认为一旦建立就定会吸引各国工人组织)等毫无意义的工作。若是如此，我们尽可专注于我们的小团体而把改造社会的愿望交由右翼和极右翼力量来完成。
显然，这种建立泛左翼政党中的简单化思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将使我们远离国家政治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要反击右翼力量就必须将广大左翼力量联合起来并对之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在各自政治生活领域中提升话语权，能够在议会中与右翼力量形成有力竞争。德国左翼党、葡萄牙左派联盟和丹麦红绿联盟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左翼力量一旦联合起来将会对大规模动员和斗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动员反战运动和养老金改革中都有出色表现。泛左翼联盟的建立也有助于拓宽民众的视野，并对现存右翼势力形成有力挑战，使社会主义力量重返政治舞台。
那种认为一旦建立泛左翼政党就万事大吉的想法也是极其可笑的。实际上，它建立的目的是为左翼力量构建交流平台以讨论重大问题和协调行动，当然，问题评判困难和决定折中妥协在所难免。鉴于分歧较大，2l世纪左翼力量的政治改组方向以及如何改组在当下仍不明朗。
泛左翼政党的革命机能
泛左翼政党并不是就某一具体问题形成统一阵线，而是一种政治联盟；而且，为保持团结，还须采用民主原则，但这又不能简化为选票和多数决定原则。假如有组织的革命行为以派系的面目出现，那就是异常的、反民主的行为，因而这些革命行为须遵守下列指导原则：泛左翼政党内部须有自治的政治生活，这样参加左翼运动的党外人士就会感觉到联盟作出的决定都是公开的，联盟是值得信赖的；任何革命行为都不能以纪律“要挟”参加者，不能以组织名义要求他人接受组织决定，即使在左翼运动状况恶化之时；在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联盟成员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否则会阻塞言路，民主原则会受到损害i革命分子须向各自的组织表达忠诚和承诺；对泛左翼政党的发展不应施以额外限制，其发展须对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斗争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在泛左翼政党内部进行协调活动时切忌对非己组织成员施加不必要的影响。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民主集中制： 内部层面和国际层面
既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能以派系或者官僚主义的形式来运作，而民主集中制在许多人看来又是非民主的，那么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模式呢?这不仅仅是规则和章程的问题，而且同样涉及到诸多问题：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有12人，决定通常由他们中的三、四人作出，而他们仅是整个组织的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少数派通常没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意见分歧只存在于会议预备阶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内部公告和内部讨论，真正的讨论只存在于领导层；内部结构两极分化，内部纪律执行常常取决于中央委员会，随意性很大；成员对所在国左翼组织的忠诚度甚于国际性左翼联盟，国际左翼联盟也存在“国际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国内国际对接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分歧很大，在实践中会削弱左翼运动的影响力。
左翼运动中存在的错误理解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乃是将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斯大林主义改革者、摇摆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中间路线”者、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或许连同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内都看作是革命者。托派运动的各个分支也都曾深受其害。对此，可用1938年托洛茨基说过的话来反驳：“从字面意义上讲，除了第四国际之外再也不存在什么革命行为了。”
即使这种观点具有可行性，那也不是在今天。当今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都将社会运动、社会正义组织以及国际性的激进政治势力看作是不和谐之音，这对组织和协调反资本主义左翼运动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小型的国际性组织都不可能把马克思真理据为己有，都不可能宣称提供普世的答案。
而第四国际和社会主义抵抗的自我定位便不同于此：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并加以恪守，我们也深感有责任重建泛左翼联盟，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联合起来并开展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相反我们也需要学习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运动之类的革命经验。
对我们来讲，组织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整合左翼力量。列宁与托洛茨基和卢森堡一样都不迷信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故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时刻准备着为适应现实而改变组织形式，因为革命力量的团结并非靠组织形式来维系，而是依靠共同参与革命计划进程来实现。因此，我们不会抛弃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思想，所要抛弃的是那种将列宁主义视作一成不变的僵化组织形式的观点。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文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