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春的成名作《十里鋼城尽朝晖》，在1973年山西省曲艺调演中获得优秀节目奖。《山西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数来宝作品，并奖励了王秀春一支英雄金笔。当年这也算是一件贵重的奖品。但在写作主要靠电脑的今天，键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钢笔。而王秀春珍而重之赠送给孙女的英雄笔，也不免有人调侃：“现在还有谁希罕钢笔？你不如把它埋进土里，哪天还能成出土文物。”
　　英雄金笔成为意味深长的一个象征。
　　几十年过去，王秀春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仍是我脑海中最灵动的光。人们说，王秀春的眼睛会放电，到舞台上不用演，光凭眼神就能和观众充分交流。1973年的山西省曲艺调演，我太太严淑鹤担任报幕员，她回忆说，王秀春一出场，剧场就是一股热流，一股笑流，火热的程度不亚于如今的明星出场。每次节目演完，报幕员上台，都会遭到观众的轰台，一阵阵的掌声如雷动，根本不容她开口报下一个节目。王秀春和搭档返场谢幕，观众还是不让，有一次竟然谢幕达四次之多。
　　王秀春从事曲艺工作近60年，创作演出数来宝、小品等作品300多件，有近百件作品分别刊登在《曲艺》杂志、《天津演唱》《工人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和各种曲艺作品集中，数十件作品在中央电视台及省市电视台录制播出。他创作并演出的《新炉长》《说话》《该怨谁》《信不信由你》等节目在曲坛大获成功。现任山西曲协副主席、山西曲艺团团长王兆麟回忆说：“1992年，我与蔡石基、马小平三人有幸表演了王老师的《真假之间》，那个年头，曲艺小品比赛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的对手是潘长江、黄小娟、巩汉林、崔凯，都是这样级别的大腕。王老师的《真假之间》却力压群雄获得了一等奖。”王兆麟又说：“我们当年都是初出茅庐，没有什么表演经验，能得一等奖，完全是王秀春老师创作的作品好，用我们曲艺界的行话说，就是‘活儿保人’了。”
　　山西曲艺界另一文化遗产太原莲花落的传承人王灏伟回忆：“著名曲艺评论家常祥霖评价：‘像王秀春这样既能创作又善于表演的曲艺家在全国恐怕也没有几个，是我国曲坛名不虚传的大腕’。1984年在北京香山的全国曲艺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可，王秀春的数来宝是中国曲坛的一朵奇葩，一大流派。”
　　20世纪末可说是王秀春的黄金岁月。一次次从北京载誉归来，一顶顶桂冠落在头上：山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山西省青联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说唱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快板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一个工厂里土生土长的业余曲艺爱好者，成长到今天的地步，很是难得。
　　但王秀春清醒理智地对我说：“‘死去元知万事空’，过年就77岁奔80岁去了，我总对自己说，轰轰烈烈一场，风光过，人五人六过，自己折腾得也算可以了。75年的戏剧人生过来了，你就认命吧，你就老老实实当个观众，坐到观众席上把‘戏’看下去。算了吧，舞台上的聚光灯，还能总照着你，老不熄灭呢？掌声再热烈，也总有停下来的时候……”
　　王秀春说的是实话，毕竟曲坛辈有才俊现，各领风流一眨眼，江湖后浪推前浪，前浪消逝沙滩上。谁人头上的光环，耐得住岁月流水的磨砺冲刷？可尽管江潮浪涌起伏有时，而那一片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磐石却能始终屹立，焕发磨洗之后的光彩。
　　王秀春不能被遗忘，老一辈曲艺工作者不能被遗忘。
　　这些潜台词正是我撰写《撇捺人生王秀春》的意在笔先。
　　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20世纪70年代被下放至太钢，我们编辑着一本不定期的《太钢文艺》，也担负着为太钢文工团创作一些小节目的任务。因着这关系，王秀春与唐达成和我接触很多。王秀春经常会谦恭得像小学生一样，向我们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
　　王秀春说：“我虽然是个搞曲艺的，但在本质上我是崇拜与痴迷文学的。常听你和唐达成先生说‘文学即人学’呀，写出‘这一个’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我听着不仅新鲜、好奇，而且似乎点醒了我，解除了对创作问题的蒙惑，创作的最高归宿就是写出具有时代典型性的人物来。之后我便着手于曲艺创作的实践与摸索，并走出了一条‘写人’‘以人说事，以事喻理’的自己的路子。当然，曲艺有它的自身规律，还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你和唐达成先生的谈话经常就触动了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句话就是听你们说的。日后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学习与思考，也不断验证着这些观点的可行与正确。”
　　以曲艺的形式，如文学一样走塑造人物的路，成为王秀春一段时间里的探索和追求。王秀春在一篇《从生活中来》的创作谈中写道：
　　“20多年的钢城生活，使我真切地看到并了解了周围大量的人和事。他们身上展示出千差万别的人物性格和时代风貌，这些真实而原始的事例，从不同角度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同时为我提供了极宝贵的创作原料。数来宝《新炉长》即取材于一位炼钢工，在试炼一炉特殊钢中，科学加勇气，甚至在补炉时被烤得脸、臂起水泡的英雄事例。由于感受真切，所以避开了一般化的手法。”
　　任何文学形式，或隐或现，都有塑造英雄人物的表现冲动，无产阶级文学之表现力尤其强烈。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此后，以高尔基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就开始了“大写的人”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新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塑造反映“时代风貌”的英雄人物。塑造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新人形象，这是一个时代对作家提出的神圣职责。王秀春在曲艺领域，也难能可贵地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王秀春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听唐先生和你在一起时说的，一位大作家下农村，在农家院里看到鸡在地上走过留下的印迹都是一个个单个的‘个’字，便又引发了联想，由此写出一篇关于‘个人’‘个体’主题的文章。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所谓过去在心中空泛的词句‘观察生活，提炼生活，从生活中来’一下子就变得具体起来了，并且铭刻于心，长期地指引着我创作的思路和方法。” 　　王秀春在一个美展上偶然看到一幅工笔画《莲藕图》，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莲之姣美，浅出于水，其根在藕，深入于泥。”一个“深入”，一个“浅出”，形象而生动地喻明了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之间有机的依附关系。形式即“莲”， 内容即“藕”，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而内容则是形式的生命所在。“不少数来宝作品有技巧，有笑料，不失数来宝的风格，但缺少较深刻的思想、艺术深度，通俗话叫作没什么‘琢磨头’；还有的数来宝作品，有较深的思想意义和政治观点，但表现手法过于死板，说教性太强，政治名词、豪言壮语连篇，无生活气息，无艺术趣味，失去了曲艺生动风趣的特色。通俗说管这类段子称作‘皮厚’。”
　　王秀春把溜嘴皮耍花腔玩语言的花里胡哨，自觉升华为追求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有尽而意无穷。
　　王秀春所创作的《新炉长》中的炉长，《说话》中的“我”，《排队》中的疤拉眼，《该怨谁》中的大梁和小梁，及《美莉的心灵》中的姜美莉，无一不依附着某一生活原型，无一不努力地按着这一创作原则进行形象的塑造。王秀春数来宝作品特有的语言风格、表现形式，自有一种得天独厚、俗中见雅的优势。梅花香自苦寒来，天道不负有心人。
　　中国曲艺家协会快板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大同数来宝的艺术家柴京云说：“王秀春老师的作品把握住了一个平民定位。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王秀春老师的作品具有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王老师的创新意识很强，他的数来宝已经不仅是两个演员在表述一段故事，而是通过故事展现人物性格和发掘思想灵魂。所以他的作品百看不厌，常看常新，人物非常生动。王秀春老师的作品至今仍是曲艺界学习的一个样板。”
　　在王秀春的身上，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王秀春不止息地思索着曲艺与文学的关系。王秀春并不一定能把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做得多好多成功，但这种对文学性的追求及努力，使他在曲艺的创作和表演上能够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使他的曲艺作品比同时期的曲艺作品显得棋高一招。
　　王秀春曾写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谁说的？尼采？是冷笑吧！”王秀春爱思考，所以按自己的思维诠释了这句名言。人依天地而生，天地因宇宙而在，人毕竟是因为有思想而区别于万物。人生烦恼因心生，你不去思不去想，日子就得过且过“浮光掠影”，一头驴子是没有烦恼的，一只母鸡的愿望只不过是一把谷糠。但人是“会思索的芦苇”，我思故我在。人的思索，不可避免地都要面对价值取向，也就是究竟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然而，每个人自身力量的局限，又使得追求或不尽如人意或无功而返。不如意就产生不堪回首，事倍功半总让人悔不当初，克尔凯郭尔说人的痛苦有两种：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于是就有了要做自己，特立独行而不得；拒绝做自己，随波逐流而不甘。谓之进则忧退亦忧。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伴随人一生的“不得已”。“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人生在世，多在“不得已”中挣扎沉浮。
　　2018年11月5日，在《撇捺人生王秀春》《王秀春曲艺作品集》首发座谈会上，现任山西省曲协主席柴京海评价王秀春：“王秀春老师从未自诩过自己是大师，但他是我心目中的曲艺大师；王秀春老师从未自诩过自己是名家，但他在舞台上所展现的高超表演艺术是曲艺界共认的名家。”柴京海还评价说：“舞台上能演，拿起笔能写，课堂上能讲，王秀春老师都具备了。”
　　王兆麟说：“我们山西曲艺团在中正天街有一个好悦来说唱剧场，王秀春老师的作品作为保留节目，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经典，还一直在演出。王秀春老师笔下的人物，仍然鲜活在舞台上，唱到现在经久不衰，生命之树常青。”王兆麟还说：“王秀春老师的作品在我们北方曲艺学校成为范本，一直是历届学生的必读教材。”
　　我曾多次涌起过一个念头：擅长创作数来宝的王秀春，他写的所谓诗，有着鲜明的“快板”特色。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的引言中开宗明义：“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作‘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剧作家华而实曾为王秀春写过一篇文章：《“宝”中之宝 人中之人》，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赵树理称《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为‘板人’，那么，擅长数来宝吟诵的人，可不可以称之为‘来宝人’呢？我就是这样戏称王秀春的。”
　　王秀春的成就在于他创作及表演了许多数来宝，也因此而在中国曲坛闻名。写出王秀春数来宝的创作历程，也许还能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相得益彰。一个是农民中的智者，一个是工人中的智者，工人作者、农民作者，构成共和国民间话语的两翼。一个农民智者用“板话”记录和描绘了中国乡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沧桑变迁，一个工人智者的数来宝，则折射出中国曲艺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特色。
　　1973年王秀春获奖的那支英雄金笔，大概寄寓了“首选一支笔”的深意。王秀春也挥笔十年试锋芒，书写下不少可圈可点，或让人捧腹大笑，或令人掩卷沉思的作品。随着时过境迁，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尘埃，似乎已将这支英雄金笔掩埋进幽幽的历史深处。然而，犹如曾有生命的植物掩埋于地层深处转化为煤藏，煤藏终究要重见天日发出光和热。
　　唐代诗人韩翃有诗句：“轻烟散入五侯家”。也许正如柴京海所说：“王秀春老师自己并不知道他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我们是站在了王秀春老师的肩上。王秀春老师的创作功力始终是我们无法逾越的标高。”王秀春的创作表演技艺，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山西曲坛的后继精英们，安得倚天挥金笔，在万里如洗晴空，健笔书写曲坛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