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全国人大公布《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5月31日。个税起征点定位3000元，税率由9级缩减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新京报》4月26日）中国是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当时的起征点是800元，到2006年做了第一次调整，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2008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整，由1600元调整为2000元，今年是第三次调整，起征点可能会调整到3000元。从1980年至今，若按3000元计的话，每年的调整幅度为4%。而中国经济这30年的增长幅度每年在9%以上。个税起征点的增幅赶不上经济增长是无疑的。而同期，政府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品方面的支出也基本都低于GDP增幅。这说明了什么？若说政府该通过税收来调节国民收入，通过提供更多的非排他性、无竞争性的公共品来实现公平的话，那么现实却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工薪人员，不仅自己亲身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还在无息地资助政府进行投资建设。
　　若是从另一个同样关系国民福利的指标：最低工资来看的话，内里的逻辑也是存在的。
　　中国首次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是在1993年，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开始实施此制度是1994年。1994年北京的最低工资数是210元，现在已涨到了1160元。27年来每年的涨幅为7%。上海从1993年开始至今最低工资已上涨了6倍，换算一下，也在7%左右。这样的涨幅虽然也低于GDP增幅，但明显高于个税起征点的增幅。若考虑到国内绝大多数劳动力是被非国有企业雇佣，这些企业还要为每一位雇员缴纳数额不低的社会保障费用，就知道最低工资的增幅为什么会介于GDP和个税起征点之间了：高不上去，是绝大多数企业承担不了；低不下去，是政府明文规定。这几年，在最低工资的调整上，政府规定每两年要调整一下，而且，调整额度也是越来越高，最低也在10%以上。人保部最近还提出了工资5年翻番，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的成本不在自己身上，在那些非国有企业的身上。
　　关系到自己的收入和支出，调整幅度就小：个税起征点30年增幅与GDP增幅无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支出维持低水平；无关自己的收入与支出，调整幅度就不顾真实承担者的承受能力，这样的施为，合适吗？合理吗？公平吗？
　　中国经济面临通胀，此时有效的经济政策应该是：收紧货币政策，放松财政政策。收紧货币政策，除了减少国内银行信贷规模以外，降低外汇储备，释放国内需求也是一种应对之策。过一段贸易赤字的日子是应该的。放松财政政策，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减税。政府从经济建设的主力地位上退下来，减少政府在生产经营领域的直接投资，通过减税，不仅是企业税收，也包括个人税收，减少纵向分配比重，增加横向分配比重，让市场在这个时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是最为有效的应对之策。压这只瓢下去，一定会有另一只瓢冒起来。去年菜贵农民没赚到钱，今年菜贱农民就要自杀。去年的菜贵何尝不是今年菜贱的一种平衡呢？
　　市场有它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建立在无数的普通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上的。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不会让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社保费用由企业支付，那就要知道然后厘清自己的边界，清楚自己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才是。
　　政府收税很正常，但收上来的税要花在国民身上，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其本身也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如果能提出：学费、看病费用5年下降2倍，那才是真正的为了国民的福祉。如果这样，就是个税起征点与最低工资相等，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人会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