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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创办，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四大导师。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研究院给每位导师请了一位助教。陈寅恪的助教是在1926年8月定的，因为直到该年7月他才正式入职清华。当时，吴宓向他推荐了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浦江清，《吴宓日记》1926年8月18日记载：“赵万里导浦江清（荐为陈寅恪助教）来。”研究院助教薪资为每月六十元，主要负责协助导师们查阅书籍、整理文稿，及辅助教学、科研。浦江清工作勤奋，常以图书馆、研究室为家，陈对他也非常满意。吴宓曾提出改聘浦江清为西洋文学系助教，并增加月薪，但是陈寅恪不愿意放人。
《吴宓日记》还记录了当时陈寅恪、吴宓以及浦江清之间的一些交往，如1927年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万里及其新夫人张劲先，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席散后，又同至宓室茗叙。九时半散。”1927年10月3日：“夕，陈寅恪来，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招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云。”
1928年初，清华学生要求撤换校长曹云祥。浦江清也在《清华园日记》中表达了对学校相关措施、制度的不满，其中涉及陈寅恪对留学一事的看法：“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1928年6月4日，浦江清（署名穀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二期刊发了《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其中说到：“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年少，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现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
可以看出，浦江清对王国维自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持有与陈寅恪一致的观点：王国维是殉于文化的。但在此前的5月30日，吴宓、浦江清却为该文的发表起过争执，吴对浦数易其稿，要求不许改动一字的行为颇有微词，“宓谓陈寅恪主张将‘义宁陈寅恪先生’改为‘陈寅恪君’，宜照改。浦不可，继则允改为‘义宁陈寅恪君’。而仍必存‘义宁’二字，宓必欲弃之。宓颇愤浦之专横。彼云‘各人文章自负责’，宓云，‘但总编辑有修改之权’。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惟宓力行谦抑。当时相持结果，乃去‘义宁’二字。”
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与唐 在清华订婚，月末又南下上海筹备婚礼。8月，前去会晤毛彦文的吴宓专程到上海塘山路俞宅拜访。回京后，吴宓将消息告知浦江清，浦在8月30日日记记录：“吴先生带来消息，谓陈先生将在南方与唐女士结婚。”9月9日，又在日记写下：“下午杨时逢君来，谓陈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在沪结婚。不久可以北来。”
陈寅恪对浦江清照应颇多，1928年8月10日，在沪准备结婚的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据信可知，陈寅恪为浦江清任职之事也催促过清华校长罗家伦。10月3日，浦江清央求吴宓，让他跟陈寅恪说说能否给自己谋求加薪。
在学术上，陈寅恪对浦江清也寄予厚望。1929年5月3日，陈寅恪致函浦江清，附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首：“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日本汉学研究锐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令世界学术界侧目，遂出现了中国学生到日本攻习文史的热潮。陈寅恪则认为学术界以日本为模范，实为国人之耻，他希望后来者能够昌大中国学术。
1929年9月，清华学校改属教育部，成为国立大学，国学门撤销，浦江清转入中文系任教。追随陈寅恪的几年深深地影响了浦江清，王季思在梳理浦的学术履历时就指出：“他在清华园的前期，学术上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之学，而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回忆起这段助教生涯，浦江清也感慨良多：“初来清华，系吴雨僧（宓）师引荐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教授。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我曾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公余我补习法、德文，旁听功课。在研究院做事两年，得益不少，国学书籍也是在那时研读的。”
此后，陈寅恪与浦江清接触不如原来频繁，但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罗香林回忆，他在1931年听说胡适主持了一个宏大的翻译计划，就拉着朱延丰找陈寅恪帮忙介绍做点翻译以求寄托。1931年2月7日，陈寅恪向胡适推荐了浦江清与朱延丰，“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先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 多数时候，陈寅恪是沉潜书斋的学者，但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也记录了陈寅恪金刚怒目的一面，1932年2月2日：“陈寅恪先生来电话托在南院代租房子，盖为其夫人养病也。彼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凡五人：陈寅恪、林宰平（志钧）、黄晦闻（节）、蒋廷黻、陈锦涛。”
1933年，浦江清在清华服务已达七年，循例可以休假一年，遂申请半官费赴欧留学。1933年8月16日，时在青岛的陈寅恪致信浦江清：“芝生（冯友兰）先生将归北平，忽忆尚有一债未尝，匆匆取前次公所贻纸书之。连日齿痛，亦不计书字之工拙，惟广雅（张之洞）句微意颇可思也。伯希和君介绍书早已书就，兹托芝生先生一并转上，乞察收为荷。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唐令，已见于仁井之唐令拾遗，考释殊详，恐亦无多剩义留待国人之研讨者矣。”他为浦江清所集诗为：“伯厚多闻郑校雠，元金兴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后主春寒弄玉笙，章宗秋月坐金明。词人不管兴亡事，重谱师涓枕上声。”
诗名《误尽》，据说是张之洞讽刺翁同龢之作，原诗为七绝四首，此为第一及第三首。而在8月9日，陈寅恪就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好了一份信，拜托这位外国友人为浦江清提供方便，“清华同事友人浦江清先生游历贵国，嘱寅恪作书介绍于先生。浦先生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凡巴黎图书馆等处藏有汉文珍贵材料可供研究者，尚蕲执事指导与以便利。庶几浦先生得择其精要者迻录东归，不负此次西游万里之行，皆先生之厚惠也，感幸何可胜言”。
1933年9月12日，浦江清与冯友兰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欧洲。次日，“午饭后作书与以中、觉明、斐云、子植、芸圻、翔声、平伯、稻孙、澜弟、宾四、寅恪、公超、寿民，因明日将抵香港也”。浦江清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因费用不足未入大学，而是长期在伦敦博物馆抄录、研究敦煌手卷。约一年后回国。
此后，关于陈寅恪与浦江清来往的文字资料不多，吴宓日记偶有记录，如1937年6月25日，“夕，7-8偕浦江清，遇陈寅恪，同散步。”笔者见过一份“国立西南联大员工薪俸表（1938年7—9月）”，罗列了文学院十七位教师的工资状况，其中教授陈寅恪每月薪俸为四百八十元，实发三百五十一元，为全院最高；专任讲师浦江清每月薪俸二百八十元，实发二百二十五元。
浦江清与陈寅恪感情极深，浦甚至还梦到过陈。1942年11月5日，浦江清西行至广西金城江时，“初梦：寅恪先生来余斋头，问斐云三十初度，要送礼否，余曰不知，继闻斐云在家下面，不令人知。陈先生略谈，继见余所批校词集（似为朱笔批《花间集》，未终业），微笑，余甚窘，曰此乃我初到清华园时所为。陈先生曰，亦是一番工夫。”
1948年3月3日，浦江清在致陆维钊的信中提及陈寅恪：“初五有游艺会，程砚秋来清唱，大礼堂人满。陈寅恪先生久不走动，是夕亦来赴会，兴殊不浅。”在11月12日致陆维钊的信中，又提到陈寅恪之兄陈师曾：“前示嘱买陈师曾等书，市场书铺中访而未得。陈师曾书薄薄一本，弟以前有之。此书不难得，获到后奉邮。”
清华复校北平后，由于闻一多被害，朱自清病重，曾经辉煌的清华中文系大幅滑落。1948年7月，在浦江清代理中文系主任时，系里仅有五个半教授：陈梦家、余冠英、李广田、浦江清、许维遹，还有半个即陈寅恪，因为他还兼任历史系教授。出于充实中文系教师力量的考虑，浦江清数次征询陈寅恪的意见，据其1948年12月12日日记：“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关于提出添聘孙蜀丞事，是骏斋和绍生所极力想推进的。冯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梦家都赞成慎重，不宜在此刻提，使学校觉得突兀，而多添麻烦，对于中文系有讥评。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我把此事告知骏斋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盘计划，如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额。今天去访陈先生，告以如此决定。并告以据我所闻，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这段日记提供的信息很丰富，可以看出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担忧。12月16日，浦江清又在日记写到：“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唯其眷属仍留平。”自此，陈寅恪与浦江清南北分离，音信遂绝。
《吴宓日记》还记录了当时陈寅恪、吴宓以及浦江清之间的一些交往，如1927年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万里及其新夫人张劲先，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席散后，又同至宓室茗叙。九时半散。”1927年10月3日：“夕，陈寅恪来，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招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云。”
1928年初，清华学生要求撤换校长曹云祥。浦江清也在《清华园日记》中表达了对学校相关措施、制度的不满，其中涉及陈寅恪对留学一事的看法：“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1928年6月4日，浦江清（署名穀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二期刊发了《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其中说到：“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年少，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现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
可以看出，浦江清对王国维自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持有与陈寅恪一致的观点：王国维是殉于文化的。但在此前的5月30日，吴宓、浦江清却为该文的发表起过争执，吴对浦数易其稿，要求不许改动一字的行为颇有微词，“宓谓陈寅恪主张将‘义宁陈寅恪先生’改为‘陈寅恪君’，宜照改。浦不可，继则允改为‘义宁陈寅恪君’。而仍必存‘义宁’二字，宓必欲弃之。宓颇愤浦之专横。彼云‘各人文章自负责’，宓云，‘但总编辑有修改之权’。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惟宓力行谦抑。当时相持结果，乃去‘义宁’二字。”
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与唐 在清华订婚，月末又南下上海筹备婚礼。8月，前去会晤毛彦文的吴宓专程到上海塘山路俞宅拜访。回京后，吴宓将消息告知浦江清，浦在8月30日日记记录：“吴先生带来消息，谓陈先生将在南方与唐女士结婚。”9月9日，又在日记写下：“下午杨时逢君来，谓陈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在沪结婚。不久可以北来。”
陈寅恪对浦江清照应颇多，1928年8月10日，在沪准备结婚的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据信可知，陈寅恪为浦江清任职之事也催促过清华校长罗家伦。10月3日，浦江清央求吴宓，让他跟陈寅恪说说能否给自己谋求加薪。
在学术上，陈寅恪对浦江清也寄予厚望。1929年5月3日，陈寅恪致函浦江清，附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首：“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日本汉学研究锐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令世界学术界侧目，遂出现了中国学生到日本攻习文史的热潮。陈寅恪则认为学术界以日本为模范，实为国人之耻，他希望后来者能够昌大中国学术。
1929年9月，清华学校改属教育部，成为国立大学，国学门撤销，浦江清转入中文系任教。追随陈寅恪的几年深深地影响了浦江清，王季思在梳理浦的学术履历时就指出：“他在清华园的前期，学术上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之学，而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回忆起这段助教生涯，浦江清也感慨良多：“初来清华，系吴雨僧（宓）师引荐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教授。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我曾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公余我补习法、德文，旁听功课。在研究院做事两年，得益不少，国学书籍也是在那时研读的。”
此后，陈寅恪与浦江清接触不如原来频繁，但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罗香林回忆，他在1931年听说胡适主持了一个宏大的翻译计划，就拉着朱延丰找陈寅恪帮忙介绍做点翻译以求寄托。1931年2月7日，陈寅恪向胡适推荐了浦江清与朱延丰，“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先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 多数时候，陈寅恪是沉潜书斋的学者，但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也记录了陈寅恪金刚怒目的一面，1932年2月2日：“陈寅恪先生来电话托在南院代租房子，盖为其夫人养病也。彼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凡五人：陈寅恪、林宰平（志钧）、黄晦闻（节）、蒋廷黻、陈锦涛。”
1933年，浦江清在清华服务已达七年，循例可以休假一年，遂申请半官费赴欧留学。1933年8月16日，时在青岛的陈寅恪致信浦江清：“芝生（冯友兰）先生将归北平，忽忆尚有一债未尝，匆匆取前次公所贻纸书之。连日齿痛，亦不计书字之工拙，惟广雅（张之洞）句微意颇可思也。伯希和君介绍书早已书就，兹托芝生先生一并转上，乞察收为荷。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唐令，已见于仁井之唐令拾遗，考释殊详，恐亦无多剩义留待国人之研讨者矣。”他为浦江清所集诗为：“伯厚多闻郑校雠，元金兴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后主春寒弄玉笙，章宗秋月坐金明。词人不管兴亡事，重谱师涓枕上声。”
诗名《误尽》，据说是张之洞讽刺翁同龢之作，原诗为七绝四首，此为第一及第三首。而在8月9日，陈寅恪就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好了一份信，拜托这位外国友人为浦江清提供方便，“清华同事友人浦江清先生游历贵国，嘱寅恪作书介绍于先生。浦先生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凡巴黎图书馆等处藏有汉文珍贵材料可供研究者，尚蕲执事指导与以便利。庶几浦先生得择其精要者迻录东归，不负此次西游万里之行，皆先生之厚惠也，感幸何可胜言”。
1933年9月12日，浦江清与冯友兰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欧洲。次日，“午饭后作书与以中、觉明、斐云、子植、芸圻、翔声、平伯、稻孙、澜弟、宾四、寅恪、公超、寿民，因明日将抵香港也”。浦江清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因费用不足未入大学，而是长期在伦敦博物馆抄录、研究敦煌手卷。约一年后回国。
此后，关于陈寅恪与浦江清来往的文字资料不多，吴宓日记偶有记录，如1937年6月25日，“夕，7-8偕浦江清，遇陈寅恪，同散步。”笔者见过一份“国立西南联大员工薪俸表（1938年7—9月）”，罗列了文学院十七位教师的工资状况，其中教授陈寅恪每月薪俸为四百八十元，实发三百五十一元，为全院最高；专任讲师浦江清每月薪俸二百八十元，实发二百二十五元。
浦江清与陈寅恪感情极深，浦甚至还梦到过陈。1942年11月5日，浦江清西行至广西金城江时，“初梦：寅恪先生来余斋头，问斐云三十初度，要送礼否，余曰不知，继闻斐云在家下面，不令人知。陈先生略谈，继见余所批校词集（似为朱笔批《花间集》，未终业），微笑，余甚窘，曰此乃我初到清华园时所为。陈先生曰，亦是一番工夫。”
1948年3月3日，浦江清在致陆维钊的信中提及陈寅恪：“初五有游艺会，程砚秋来清唱，大礼堂人满。陈寅恪先生久不走动，是夕亦来赴会，兴殊不浅。”在11月12日致陆维钊的信中，又提到陈寅恪之兄陈师曾：“前示嘱买陈师曾等书，市场书铺中访而未得。陈师曾书薄薄一本，弟以前有之。此书不难得，获到后奉邮。”
清华复校北平后，由于闻一多被害，朱自清病重，曾经辉煌的清华中文系大幅滑落。1948年7月，在浦江清代理中文系主任时，系里仅有五个半教授：陈梦家、余冠英、李广田、浦江清、许维遹，还有半个即陈寅恪，因为他还兼任历史系教授。出于充实中文系教师力量的考虑，浦江清数次征询陈寅恪的意见，据其1948年12月12日日记：“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关于提出添聘孙蜀丞事，是骏斋和绍生所极力想推进的。冯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梦家都赞成慎重，不宜在此刻提，使学校觉得突兀，而多添麻烦，对于中文系有讥评。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我把此事告知骏斋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盘计划，如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额。今天去访陈先生，告以如此决定。并告以据我所闻，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这段日记提供的信息很丰富，可以看出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担忧。12月16日，浦江清又在日记写到：“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唯其眷属仍留平。”自此，陈寅恪与浦江清南北分离，音信遂绝。